阮炜: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来自何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 次 更新时间:2022-10-10 09: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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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 (进入专栏)  

   以上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没有一种强健的同一性-自主性,甚至如果未能即时开出一种强健的同一性-自主性,一个初创时期的历史实体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以及在与其他人类群体的互动中,如何能够成功保持其同一性-自主性?不难想见,一个文明如果没有一种勇往直前、精进健动的主体精神,就不可能有一个深厚的根基,其基本特质就会像浮萍一般飘荡,很快便淹没在历史运动的汹涌涡流中。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大型的文化共同体如何才能开出并长久保持一种本原性的同一性和主体性、自主性,一种不可耗竭不可取消的基本特质或精神根性?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这样问:这种本原性的同一性与主体性、自主性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其所产生的根本条件究竟是什么?

  

   是自然条件和地理格局。

  

   不妨以历史初期的华夏社会为例。尽管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华夏世界的发源地很可能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甚至东北平原这片广阔的区域。尽管如此,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和公认的核心区域,仍然是黄河中下游平原,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一事实:从古到今,数量巨大的汉人因战乱和其他原因,不断从华北平原迁播到南方各地和东北、西北、西南、内蒙,给当地带去更为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使这些地方沉睡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不断得到开发,从而大大扩展了中华文明的基地,而非相反,即大量汉人从长江流域、东北、西北、西南和内蒙移民到华北平原。上古时代,华北平原不像亚马逊流域或东南亚热带雨林区以及受北大西洋暖流眷顾的西欧那样,被森林严实覆盖着,而是除野草外只有一些低矮灌木和稀疏的乔木,只需使用相对简单的石器、骨器或木制工具便能清除。这对于早期农业的崛起和发展非常有利。

   农业的诞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类所能支配的剩余产品比之采集渔猎时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人类社群第一次拥有了产量大且稳定的剩余产品,而这恰恰是文明兴起的先决条件。在这个地势相对平坦的巨大区域,降水量在时间和空间上虽然分布不均,甚至可能是严重不均,但持续投入巨量的人力因素的情况下,却不能说不足(直至人口巨增、生态环境遭严重破坏的现当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仍有600-900毫米;胶东半岛等沿海地区甚至可达1100毫米;在人口稀少,植被更完整的古代,年降水量应在800-1200毫米)。可以说,这是一种大体上讲挑战性适度的自然环境。只要投入足够多的劳动,只要能努力开掘利用自身的体力智力资源,华夏先民便能生产出足够多的生活资料,便能生存和发展。这应该是华夏文明诞生后,很快便有了较好表现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商周以降,华夏文明的疆域不断向四周扩展,与此同时华夏人口也得到了较快增长。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与创造了古埃及、两河和印度河流域伟大文明的人类群体相比较,黄河中下游的人类面临着严峻得多的自然环境的挑战:“黄河中下游平原虽地处北温带,但气候比地球上同纬度的其他地区严酷得多。这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尤其是对农业发展影响极大的降水量分布极为不均:有的年份雨量稀少,有的年份雨量极大;在一年之内又冬春少雨干旱,夏秋暴雨成灾。其次,黄河落差极大,所流经的黄土高原,土壤深厚松软,这种水土条件,使黄河经常泛滥,甚至改道。第三,因是平原地区,对古代农具制造具有重大意义的铜矿、铁矿资源相对贫乏,且不易开采和冶炼。所以,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的中国先民,由渔猎、采集过渡到农耕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环境的挑战”。[1]尽管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挑战性适度的自然环境,并没有恶劣到扼杀文明萌芽、使之根本得不到成长壮大的机会的程度,但总体而言,上古时代黄河流域的人类面临着非常艰苦的自然条件。这意味着,华夏先民从来都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安乐窝里,而得竭尽全力同大自然作斗争,得拼了命才能生存下去;在这种斗争中,他们不得不付出比其他大河流域的人类多得多的体力心力,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并发展壮大。面对严峻的自然环境,华夏先民最终可依赖的既然不是命或运气,也不是神、天或任何一种超自然存在,那就只能是他们自己,只能是他们自身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潜力最大限度的开掘。只有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只有通过自身潜在可能性的充分挖掘和释放,同时协调好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个人和群体乃至国家的利益关系,个人乃至民族、国家才最有可能取得成功。

   不难想见,稳定的农业产量使人口数量增长,给新的开发提供必要的劳动力;这必然使农业产品总量增长,使人口数量更上一层楼;人口数量的增长又使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不断被打破,迫使华夏先民把更多的体力心力投入到开发活动中去,以求得生存和发展。所以从根本上看,这是一种良性循环,使一代又一代华夏人永远不能懈怠,而必得付出极大的努力以开掘利用自身的体力智力资源。正是在这种艰苦的自然条件下,在这种与大自然、与自我的永不懈怠的斗争中,华夏先民们培养出了一种精进健动、百折不挠的生命品质。尤其需注意的一点是,从辩证法的意义上讲,对于华夏先民自身潜力的开掘,黄河流域的“黄土”是一个关键因素。既然“黄土并不天然的肥沃,有赖人为的努力,有一分力气放下去出一分东西,放两分生出两分,不放就什么都没有”,[2] 那么人类不靠自己靠什么?看来,华夏先民之转向自身,竭力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开掘自身潜力,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不仅如此,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也有利于华夏先民培育出一种可谓“实践理性”的思维方式。既然投入一分劳动便有一分收获,华夏先民十分自然地会形成这种认识:人类施加于外部世界的作用会有规律地产生结果;世界万物不仅因果相联,而且这种因果关系是稳定的。这应该是华夏精英早早就摈弃了有神论思维的根本原因,是早在先秦时代“君子”们便“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 [3] 的根本原因。这就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地方(尤其是尼罗河定期泛滥带来肥沃淤泥和稳定收成的古埃及)的自然条件优越得多,于是人们认为,其生存和繁荣更多靠的是神灵而非自身的努力。既然无需付出艰巨劳动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既然世间万物都为神灵所控制,人类何苦要做出艰巨的努力,何苦要竭尽全力开掘自身的潜能?这应该是比之古代华夏,埃及和两河流域有神论思维不仅发达得多,持续时间也长得多的根本原因。

   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发展机会,华夏先民还必须戮力在辽阔的黄河中下游及邻近地区进行社会政治整合,尽快发展出一套有效的社会政治制度及相关组织机构。这意味着,华夏先民不仅得有额外的心力付出,还得培育出一种集体主义精神。这是因为,在艰苦自然环境的挑战下,在与其他群体的激烈竞争中,一特定共同体里的个体只有充分融入到集体(通常表现为家族、宗族甚至国家)之中,充分协调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关系,充分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获得最大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群体越大,社会政治整合程度越高,国家越发达,个人和小集团生存发展的机会也就越大。这可能产生比个体力量简单相加大得多的集团效应。很大程度上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缘故,黄河中下游世界的古代社会政治景观迥然不同于西亚地中海世界。

   可以说,正是与特殊地理格局和艰苦自然环境的密切互动,从根本上塑造了华夏文明的基本精神特质 —— 一种源自日常经验的实践理性思维,一种“温文和平” “能屈能伸” “善于妥协” “合和而非分裂” “中庸而非极端” “宽容而非褊狭” 的社会心理,以及一种“吃苦耐劳” “精进健动” “百折不挠” “富于自尊” 的生命态度。[4] 在数千年历史上,塑造了中华文明精神形态乃至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性格的,正是这些基本生命特质。当然,具备了这些生命品质,并非意味着华夏世界的人们就完美无缺了。古往今来,人性中的弱点如“贪心” “懦弱” “懒散” “缺乏激情” “多神多疑” “卑琐怯懦” “麻木” “冷酷” 等 [5] 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不会缺场,华夏文明并非例外。更大的问题是,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了合和而非分裂、中庸而非极端、温文和平、善于妥协之类性格的培育,华夏社会总体而言未能长久地保持地方之间、个人之间足够的差异,未能不断丰富人们的想象力,不断开发其思维能力,开阔其眼界,敏锐其头脑,更未能培养起一种穷根究底、不计利害得失地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风气。至少可以说,在这些方面中国文明表现不佳,与古希腊文明和近现代欧美文明相比尤其如此。

   艰苦自然条件和有利的地理格局不仅使华夏文明得以萌生,使其很快便有了优异的表现,使其疆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和文化吸引力很快就有了可观的增长(而且一直在增长;一个令人震惊却不太为学界所注意的事实是,从夏商时代直至今日,在四千来年历史上,华夏人、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一直持续不断从黄河流域向今日中国境内、周边乃至全世界移民,[6] 而且使中华文明即便在低落时期,也能成功葆有其基本精神特质,拥有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同一性-自主性。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成功葆有其基本精神特质的并非仅华夏一家,印度、欧洲和伊斯兰社会同样得分甚高。可是,为什么历史上很多有名的实体,如埃及帝国、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第一波斯帝国、马其顿-希腊帝国、罗马帝国、萨珊波斯帝国等,终究未能成长为真正意义上持久的超大型政治共同体,而是演进到一定程度,便发生质变,丧失了其先前的同一性-自主性,丧失了使其是其所是的社会政治乃至文化特质?为什么中华文明能成功地葆守其基本精神品质?或者说,在“文化连续性”方面,为什么中华文明能有如此优异的表现?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得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华世界在一个超大地理范围内实现了长时间、高质量的政治统一,而西亚地中海的文明却未能如此。得到一些中华世界所独有、其他文明区却没有的情形中找原因。这就是中华世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格局。除了黄河流域十分艰苦但挑战适度的自然条件,从一开始,中华世界就占有先天地缘优势。它不光拥有黄河流域,紧贴着黄河流域,还有淮河和海河流域;往南,更有巨大的长江流域和面积可观的珠江流域。在这一广大区域,各主要区域大体上都具有一种只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便会有相对稳定产出的自然环境。同样重要的是,早期中华世界本身并没有丛峦叠嶂、戈壁沙漠把各地隔开,往北一直到蒙古地和东北地区,往西北一直到嘉峪关,都天然地连成一个巨大的陆地板块,没有难以逾越的障碍;除此之外,至少在核心区域,主要河流海河、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向一致(这与印度和欧洲主要河流流向明显不同)。很清楚,这种地理条件不仅对于开出先进生产力十分有利,对于中华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整合也十分有利,使中华世界早早就实现了政治统一,使中华国家和社会治理早早就达到一个较高水平。[7]

   正是因了这些缘故,大约距今四千年时,华夏各区域之间的文化一致性便相当高了。为了更好地解释这种现象,不妨再使用一下“文明规模”或文明的“规模性”之概念。所谓“文明规模”指一个共同体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地缘格局和地形地貌之基础上,所形成的巨大人口数量、疆域面积、经济体量与藉这些要素获得的精神积累、科技创造力、社会政治整合力和军事力等文化-技术能力的总和。使用这个概念意味着,使一个共同体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主要因素,是其人口、疆域、经济等方方面面所长期积累并历时地享有的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规模性,是建立在规模性基础之上的一种持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习俗乃至语言文字的稳定性、一致性乃至统一性。正是这些因素使华夏基本精神特质绵延数千年而不堕,赋予其一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文化连续性。

很明显,文明的规模性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能否成功地守持其同一性-自主性的关键因素。一个共同体只有具备了巨大的规模,只有拥有巨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才更有可能实现文化的精致化和深刻化,把数量庞大、却一盘散沙的个人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共同体中;也才更有可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深厚的精神积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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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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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文明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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