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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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 (进入专栏)  

以上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没有一种强健的同一性-自主性,甚至如果未能即时开出一种强健的同一性-自主性,一个初创时期的历史实体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以及在与其他人类群体的互动中,如何能够成功保持其同一性-自主性?不难想见,一个文明如果没有一种勇往直前、精进健动的主体精神,就不可能有一个深厚的根基,其基本特质就会像浮萍一般飘荡,很快便淹没在历史运动的汹涌涡流中。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大型的文化共同体如何才能开出并长久保持一种本原性的同一性和主体性、自主性,一种不可耗竭不可取消的基本特质或精神根性?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这样问:这种本原性的同一性与主体性、自主性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其所产生的根本条件究竟是什么?


是自然条件和地理格局。


不妨以历史初期的华夏社会为例。尽管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华夏世界的发源地很可能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甚至东北平原这片广阔的区域。尽管如此,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和公认的核心区域,仍然是黄河中下游平原,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一事实:从古到今,数量巨大的汉人因战乱和其他原因,不断从华北平原迁播到南方各地和东北、西北、西南、内蒙,给当地带去更为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使这些地方沉睡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不断得到开发,从而大大扩展了中华文明的基地,而非相反,即大量汉人从长江流域、东北、西北、西南和内蒙移民到华北平原。上古时代,华北平原不像亚马逊流域或东南亚热带雨林区以及受北大西洋暖流眷顾的西欧那样,被森林严实覆盖着,而是除野草外只有一些低矮灌木和稀疏的乔木,只需使用相对简单的石器、骨器或木制工具便能清除。这对于早期农业的崛起和发展非常有利。

农业的诞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类所能支配的剩余产品比之采集渔猎时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人类社群第一次拥有了产量大且稳定的剩余产品,而这恰恰是文明兴起的先决条件。在这个地势相对平坦的巨大区域,降水量在时间和空间上虽然分布不均,甚至可能是严重不均,但持续投入巨量的人力因素的情况下,却不能说不足(直至人口巨增、生态环境遭严重破坏的现当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仍有600-900毫米;胶东半岛等沿海地区甚至可达1100毫米;在人口稀少,植被更完整的古代,年降水量应在800-1200毫米)。可以说,这是一种大体上讲挑战性适度的自然环境。只要投入足够多的劳动,只要能努力开掘利用自身的体力智力资源,华夏先民便能生产出足够多的生活资料,便能生存和发展。这应该是华夏文明诞生后,很快便有了较好表现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商周以降,华夏文明的疆域不断向四周扩展,与此同时华夏人口也得到了较快增长。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与创造了古埃及、两河和印度河流域伟大文明的人类群体相比较,黄河中下游的人类面临着严峻得多的自然环境的挑战:“黄河中下游平原虽地处北温带,但气候比地球上同纬度的其他地区严酷得多。这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尤其是对农业发展影响极大的降水量分布极为不均:有的年份雨量稀少,有的年份雨量极大;在一年之内又冬春少雨干旱,夏秋暴雨成灾。其次,黄河落差极大,所流经的黄土高原,土壤深厚松软,这种水土条件,使黄河经常泛滥,甚至改道。第三,因是平原地区,对古代农具制造具有重大意义的铜矿、铁矿资源相对贫乏,且不易开采和冶炼。所以,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的中国先民,由渔猎、采集过渡到农耕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环境的挑战”。[1]尽管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挑战性适度的自然环境,并没有恶劣到扼杀文明萌芽、使之根本得不到成长壮大的机会的程度,但总体而言,上古时代黄河流域的人类面临着非常艰苦的自然条件。这意味着,华夏先民从来都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安乐窝里,而得竭尽全力同大自然作斗争,得拼了命才能生存下去;在这种斗争中,他们不得不付出比其他大河流域的人类多得多的体力心力,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并发展壮大。面对严峻的自然环境,华夏先民最终可依赖的既然不是命或运气,也不是神、天或任何一种超自然存在,那就只能是他们自己,只能是他们自身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潜力最大限度的开掘。只有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只有通过自身潜在可能性的充分挖掘和释放,同时协调好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个人和群体乃至国家的利益关系,个人乃至民族、国家才最有可能取得成功。

不难想见,稳定的农业产量使人口数量增长,给新的开发提供必要的劳动力;这必然使农业产品总量增长,使人口数量更上一层楼;人口数量的增长又使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不断被打破,迫使华夏先民把更多的体力心力投入到开发活动中去,以求得生存和发展。所以从根本上看,这是一种良性循环,使一代又一代华夏人永远不能懈怠,而必得付出极大的努力以开掘利用自身的体力智力资源。正是在这种艰苦的自然条件下,在这种与大自然、与自我的永不懈怠的斗争中,华夏先民们培养出了一种精进健动、百折不挠的生命品质。尤其需注意的一点是,从辩证法的意义上讲,对于华夏先民自身潜力的开掘,黄河流域的“黄土”是一个关键因素。既然“黄土并不天然的肥沃,有赖人为的努力,有一分力气放下去出一分东西,放两分生出两分,不放就什么都没有”,[2] 那么人类不靠自己靠什么?看来,华夏先民之转向自身,竭力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开掘自身潜力,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不仅如此,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也有利于华夏先民培育出一种可谓“实践理性”的思维方式。既然投入一分劳动便有一分收获,华夏先民十分自然地会形成这种认识:人类施加于外部世界的作用会有规律地产生结果;世界万物不仅因果相联,而且这种因果关系是稳定的。这应该是华夏精英早早就摈弃了有神论思维的根本原因,是早在先秦时代“君子”们便“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 [3] 的根本原因。这就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地方(尤其是尼罗河定期泛滥带来肥沃淤泥和稳定收成的古埃及)的自然条件优越得多,于是人们认为,其生存和繁荣更多靠的是神灵而非自身的努力。既然无需付出艰巨劳动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既然世间万物都为神灵所控制,人类何苦要做出艰巨的努力,何苦要竭尽全力开掘自身的潜能?这应该是比之古代华夏,埃及和两河流域有神论思维不仅发达得多,持续时间也长得多的根本原因。

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发展机会,华夏先民还必须戮力在辽阔的黄河中下游及邻近地区进行社会政治整合,尽快发展出一套有效的社会政治制度及相关组织机构。这意味着,华夏先民不仅得有额外的心力付出,还得培育出一种集体主义精神。这是因为,在艰苦自然环境的挑战下,在与其他群体的激烈竞争中,一特定共同体里的个体只有充分融入到集体(通常表现为家族、宗族甚至国家)之中,充分协调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关系,充分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获得最大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群体越大,社会政治整合程度越高,国家越发达,个人和小集团生存发展的机会也就越大。这可能产生比个体力量简单相加大得多的集团效应。很大程度上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缘故,黄河中下游世界的古代社会政治景观迥然不同于西亚地中海世界。

可以说,正是与特殊地理格局和艰苦自然环境的密切互动,从根本上塑造了华夏文明的基本精神特质 —— 一种源自日常经验的实践理性思维,一种“温文和平” “能屈能伸” “善于妥协” “合和而非分裂” “中庸而非极端” “宽容而非褊狭” 的社会心理,以及一种“吃苦耐劳” “精进健动” “百折不挠” “富于自尊” 的生命态度。[4] 在数千年历史上,塑造了中华文明精神形态乃至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性格的,正是这些基本生命特质。当然,具备了这些生命品质,并非意味着华夏世界的人们就完美无缺了。古往今来,人性中的弱点如“贪心” “懦弱” “懒散” “缺乏激情” “多神多疑” “卑琐怯懦” “麻木” “冷酷” 等 [5] 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不会缺场,华夏文明并非例外。更大的问题是,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了合和而非分裂、中庸而非极端、温文和平、善于妥协之类性格的培育,华夏社会总体而言未能长久地保持地方之间、个人之间足够的差异,未能不断丰富人们的想象力,不断开发其思维能力,开阔其眼界,敏锐其头脑,更未能培养起一种穷根究底、不计利害得失地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风气。至少可以说,在这些方面中国文明表现不佳,与古希腊文明和近现代欧美文明相比尤其如此。

艰苦自然条件和有利的地理格局不仅使华夏文明得以萌生,使其很快便有了优异的表现,使其疆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和文化吸引力很快就有了可观的增长(而且一直在增长;一个令人震惊却不太为学界所注意的事实是,从夏商时代直至今日,在四千来年历史上,华夏人、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一直持续不断从黄河流域向今日中国境内、周边乃至全世界移民,[6] 而且使中华文明即便在低落时期,也能成功葆有其基本精神特质,拥有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同一性-自主性。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成功葆有其基本精神特质的并非仅华夏一家,印度、欧洲和伊斯兰社会同样得分甚高。可是,为什么历史上很多有名的实体,如埃及帝国、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第一波斯帝国、马其顿-希腊帝国、罗马帝国、萨珊波斯帝国等,终究未能成长为真正意义上持久的超大型政治共同体,而是演进到一定程度,便发生质变,丧失了其先前的同一性-自主性,丧失了使其是其所是的社会政治乃至文化特质?为什么中华文明能成功地葆守其基本精神品质?或者说,在“文化连续性”方面,为什么中华文明能有如此优异的表现?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得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华世界在一个超大地理范围内实现了长时间、高质量的政治统一,而西亚地中海的文明却未能如此。得到一些中华世界所独有、其他文明区却没有的情形中找原因。这就是中华世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格局。除了黄河流域十分艰苦但挑战适度的自然条件,从一开始,中华世界就占有先天地缘优势。它不光拥有黄河流域,紧贴着黄河流域,还有淮河和海河流域;往南,更有巨大的长江流域和面积可观的珠江流域。在这一广大区域,各主要区域大体上都具有一种只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便会有相对稳定产出的自然环境。同样重要的是,早期中华世界本身并没有丛峦叠嶂、戈壁沙漠把各地隔开,往北一直到蒙古地和东北地区,往西北一直到嘉峪关,都天然地连成一个巨大的陆地板块,没有难以逾越的障碍;除此之外,至少在核心区域,主要河流海河、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向一致(这与印度和欧洲主要河流流向明显不同)。很清楚,这种地理条件不仅对于开出先进生产力十分有利,对于中华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整合也十分有利,使中华世界早早就实现了政治统一,使中华国家和社会治理早早就达到一个较高水平。[7]

正是因了这些缘故,大约距今四千年时,华夏各区域之间的文化一致性便相当高了。为了更好地解释这种现象,不妨再使用一下“文明规模”或文明的“规模性”之概念。所谓“文明规模”指一个共同体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地缘格局和地形地貌之基础上,所形成的巨大人口数量、疆域面积、经济体量与藉这些要素获得的精神积累、科技创造力、社会政治整合力和军事力等文化-技术能力的总和。使用这个概念意味着,使一个共同体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主要因素,是其人口、疆域、经济等方方面面所长期积累并历时地享有的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规模性,是建立在规模性基础之上的一种持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习俗乃至语言文字的稳定性、一致性乃至统一性。正是这些因素使华夏基本精神特质绵延数千年而不堕,赋予其一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文化连续性。

很明显,文明的规模性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能否成功地守持其同一性-自主性的关键因素。一个共同体只有具备了巨大的规模,只有拥有巨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才更有可能实现文化的精致化和深刻化,把数量庞大、却一盘散沙的个人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共同体中;也才更有可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深厚的精神积淀,完成一种从价值理念到政治制度,从社会习俗、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的深宏积累。正是因了这种积累,华夏文明很早便有了深厚的集体记忆,很早便对周边区域产生着强大的吸引力,才总能够在一次又一次衰落后浴火重生。甚至在西方的全面挑战面前,也正是因了这种积累,中华文明才表现出了足够的自信和从容,得以选择性和创造性地吸纳利用西方制度和理念,成功地守持其既有的同一性-自主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规模性对于一个共同体葆守其基本特质都至关重要。

应看到,在开出文明规模方面,黄河中下游地区十分艰苦但根本上讲却挑战适度的自然条件又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任何个人要生存要发展,都必得依靠集体;任何群体要生存要发展,都必得依靠更大的集体乃至国家。迫于无时无处不在的生存压力,最初处于无序状态的个体和较小群体必须迅速发展出有效的社会政治制度及相关组织机构,迅速建立起社会政治秩序。要巩固、维系和发展已有的社会政治秩序,又得发展诗书礼乐之类的“文化”或者说文教文制。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条件下,源自独特自然条件和有利地理环境的社会政治格局更可能使共同体的有限资源不至被过度消耗于内部斗争,而能适度集中起来以有效地应对大自然和其他人类集团的挑战。正是在此过程中,不仅社会、政治、文化秩序得以很快建立起来,享有这种秩序的共同体的规模性也不断得到提升。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进程来看,华夏文明是幸运的。华夏世界的核心区即黄河中下游的地形、地貌十分平坦,没有险峻的山脉、崎岖的谷地、干旱的沙漠、湍急的河流等把不同地区阻断和分隔开来,故而非常有利于社会政治一体化进程。

如前所述,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环境的挑战固然严峻,但总的说来并非不可克服;只要华夏先民能有效组织起来,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挖掘自身潜力,便能在一个广大的范围内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便能生存下去并不断发展。这很大程度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文化中心很早便兴起了,为什么二里头之类强大的文化中心一旦形成,便因特殊自然条件和地理格局的缘故“向四周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 [8] 并克服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政治组织形态、族群、语言、宗教、习俗等差异,向全面整合和政治统一迈进。考古发掘表明,二里头“宫殿中的王者……胸怀天下,以最强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个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范围内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推广礼仪。这种强大中心为主导的互动,客观上肯定会促进各文化区的一体化。”[9]

证据表明,华夏世界以某特定文化中心为核心区域的文化一体化进程开始得相当早。早在西元前11世纪,周人提到“中国”时,便使用了“天下”的概念,他们“胸怀的那个‘天下’的地理和文化范围,很可能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成为各地社会上层的共识了。”[10] 在历史的晨曦初现之时,华夏世界便有了依稀可辨的共同的文化意识,这对于文明规模的开出并不断扩大,对于共同文化身份的确立,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在秦汉时代就开出了可视为近代形态的超大官僚郡县制统一国家,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尽管后来多次出现大一统被破坏的地方割据局面,但因那种基于自然条件和地理格局、巨量人口、辽阔疆域和相对发达经济的规模性已然成形,所以华夏经济、社会和政治演进总体趋势是:越往后,整合程度就越高,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的程度也越高。

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艰苦的自然条件不仅有利于文明的持续生长,更有利于培养一种精进健动、百折不挠的主体精神,而正是这种与自然环境和地理格局的建构性互动确立了使华夏文明成其为华夏文明的基本精神特质。相比之下,上古时期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虽然更为优越,使人类文明最早萌生在那里,并很快发展到一个绚烂的高度,却因西亚地中海世界散裂的地理格局,也因并非真正有利于文明持续壮大的自然条件,最终没能像华夏世界那样,在一个巨大范围内开出种种建基于实践理性上的独特品质,养育出一种坚韧的主体性精神。这应是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文明在其演进历程中屡屡发生“断层”的主要原因。甚至古希腊罗马这个建立在埃及和两河等原生文明基础上的次生文明,虽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因西亚地中海世界散裂的地理格局和并非有利于文明持续繁荣的自然条件,而未能成功守持其基本精神特质和相应的同一性-自主性,早早就淡出了历史舞台。

这里还得接受一个基本设定:对任何一个文明而言,其空间体量越大,则内部不同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政治形态、种族、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便越大,政治整合和统一的难度就越大,固守其基本精神特质的难度也越大。不妨作一个对比。鼎盛期的汉朝有约600万平方公里疆域、约5600万人口,其官僚体系比同时期布匿战争后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明显更大,也更复杂。在经历了布匿战争和多次东方扩张后,罗马帝国面积仍仅约195万平方公里,人口仍仅约3000万。鼎盛期的汉朝更远远超过了鼎盛期的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希腊超级大国,斯巴达人口仅约21万,雅典仅约26万(含所有公民、妇女、奴隶和外邦人);斯巴达面积不足9000平方公里,雅典面积仅约2500平方公里。非常明显,汉帝国在信息传递、政令统一、税赋征收、徭役分派、军队调遣、物质资源动员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大得多,所经受的挑战严峻得多。尽管如此,因有利的地理自然格局,周初至秦汉的华夏文明终究成功应对了超大疆域、超大体量所带来的超高整合难度,在开出并维系大一统国家、守持其基本精神特质方面取得了明显好过罗马希腊的成绩。

暂且不论埃及、巴比伦、亚述等时间上更早、空间体量也不大的帝国,即便是疆域面积超大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希腊帝国、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帝国等,也必然面临与汉帝国相同的难题,即,如何对一个大型历史文化集群进行有效的整合和治理。但西亚地中海诸文明及相应帝国通常存续两三百年便衰落了(罗马成绩明显较好,从西元前146年征服塞琉古王朝成为真正的大帝国算起,至476年灭亡,“享祚”约600年),而9世纪以降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落,西亚地中海世界再也没能实现真正的政治统一。恰成对照的是,中华世界统一的汉帝国存续了四百来年,南北朝时期虽也有约三百七八十年(期间魏、晋、北魏、北齐和北周等国的规模也相当大,堪比西亚地中海世界的帝国)的分裂,但之后又恢复了政治统一。而且越往后,统一程度越高,统一时间越长,至20世纪,更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何在?在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有利的地理格局。

以上主要讨论了自然条件与中华文明基本特质及同一性的关系,以下将更集中地探讨一下地理格局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尽管人类文明最早诞生在埃及和两河流域,但这两个古老社会所在的西亚地中海世界并非适合文明规模的开出,所以那里文明演进屡屡出现“断层”现象。正当这里希腊人罗马人的帝国如日中天之时,在地球的另一面,先天地享有一个超大陆地板块的华夏世界正在迅速走向社会整合与政治统一。这就与希腊罗马世界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从自然条件看,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如两河流域和尼罗河地区优越,该地区的气候十分严酷;尽管如此,这里有大体上充足的降水量(尽管时空分布不均),而且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和土壤状况方面大体一致,是一个基本上适合农耕的大平原,在人类投入大量劳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同样重要的是,从这一地区往南伸延,有淮河和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接壤;往北是华北平原的天然延伸,即现内蒙和东北地区;往西有渭水流域和汉中平原;往西南则有汉水流域和四川盆地;在远南方向,更有珠江流域和闽江流域。华北大平原以外各主要地区虽不乏崇山峻岭,但很多地方仍是地势平坦的平原,如渭水平原、汉水平原、四川盆地、东北平原等,而且土壤和气候条件同样适合农耕,降水量达到甚至可能超过了黄河中下游的水平。除了东边是大海,中华文明无论往哪个方向发展,都有广阔的伸展余地。换句话说,不仅自然条件为中华文明的萌生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各区域适合农耕的大量土地为中华文明进而演进成为一个超大型共同体提供了极广阔的生长空间。

如前所述,对于文明规模的形成和基本文明特质的确立,气候土壤条件和地貌地形、地理格局因素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从根本上讲,没有一片适合农耕的广袤土地,便不可能开出真正的文明规模;缺乏文明规模,便不可能开出一种健康、稳定的基本精神特质。如果不谈宏观、抽象意义上的文明规模,而只从具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整合和一体化进程的角度看问题,那么,连成一气的黄河中下游平原、长三角平原、珠三角平原、关中平原等地区作为适合一个农耕的超大区域,不仅对于文明的萌生和成长具有关键的意义,而且对于古代华夏世界的文化社会一体化进程,对于形成和维系一种统一的政治秩序和一个大致统一的经济体系(可由多个亚经济体系构成),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有论者写道:

第一,华北平原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整体性作用使统一秩序具有‘必然性’,统一国家成为一种自然合理的‘社会政治形式’;第二,大平原的地理条件有利于在分裂动乱的局势中,重新由某种强大的力量,通常是军事力量,把统一秩序重新建立起来。建立在大平原上的统一秩序,往往都自然倾向于统一秩序的稳定与重组。因此,中国历史上历次分裂动乱局面,无论由农民大起义诱发,还是由其他原因引起,抑或由游牧民族入侵造成,最终都会在分裂动乱中演变出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经过再统一战争重新恢复统一秩序。[11]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地理格局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大一统一旦形成,便不可逆转,而是越往后越强劲,尽管大一统带来了一些结构性问题,即削平差异、牺牲个人权利的倾向,以及中国社会普遍性的仕进情结和官本位心态。

华夏世界不仅先天地享有一个适合农耕、有利于政治整合的广袤陆地板块,而且有水稻这种适合在南方种植的高产粮食作物。即使在不使用化肥、农药以及其他现代技术的前工业化时代,水稻通常也比小麦单产高二倍。这就意味着,同样面积的土地能够养活两倍的人口。宋真宗大中祥符 (1008-1021) 年间,相传发源于占城国 (今属越南)的占城稻从福建推广到江淮、两浙等地。这是一种优良的水稻品种,具有早莳、早熟、耐旱、粒细的特性,使在同一块稻田一年两熟甚至三熟成为可能,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因此大增。[12] 不难想见,水稻的广泛种植,尤其是优良品种的推广,带了前所未有的大量农业剩余,不仅为江淮地区和珠江流域人口规模的扩大提供了物质条件,为华夏核心区域的社会整合和政治统一提供了额外的资源,更为华夏政治统一的地理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得以不断整合核心区以外的其他地区,提供了额外的人力物力。这又是一种良性循环:因拥有厚实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基础,核心区域享有一种能够开发和利用核心区域之外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天然优势;反过来看,这种优势又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核心区的中心地位。

河流密布的大平原本身也是一种难得的天然优势。它不仅为其本身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地理便利,而且为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广袤华夏世界其他地区 —— 淮河流域、海河流域、长江流域、巴蜀盆地、珠江流域、闽江流域、东北、西北、西南、内蒙和西藏 —— 提供了地理便利。尤其在南方,在古代低下的技术条件下,天然河流提供了一种有效而廉价的交通手段,而四通八达的道路与大大小小运河、水渠的修建只有在一块地形地貌变化不大的地方才有可能。天然的和成本低廉的人造交通设施使一个完整的交通网络很早便大致成型,大大方便了各地物质、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和传播,大大提升了整片区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整合水平。不难想见,在技术低下的古代条件下,这一切只有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大平原上才可能发生,而不可能在沙漠地区、山区或深丘陵地区发生。大运河尤其值得注意。这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国家工程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隋朝末年的政局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可是从长远看,却加强了黄河和长江两大重要区域的物质、人力和信息的流动,加强了华夏核心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扩大了其空间范围,提升了整个华夏共同体的统一程度及进一步整合周边区域的能力。[13]

同样重要的,是核心区之外的地理因素。华夏核心区的西边是海拔高、山势陡、气温低的青藏高原,北边是广袤而寒冷的高原或半高原,远西北方向是人迹罕至的干旱的戈壁和沙漠,远西南方向和西北方面是寒冷贫瘠的青藏高原,东边和南边则是茫茫大海。这种地理格局给华夏核心区提供了一种天然的保护,使其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能大体免于来自其他文明的入侵。但,正如自然界的物种在享受阳光雨露的同时,总得经受狂风暴雨的打击那样,一个文明如若要健康成长,持久保持活泼泼的生机,也得不断接受来自外部的刺激甚至严重挑战;缺乏足够的外部刺激和挑战,任何文明仅依靠其原有的内源动力和势能,都是不可能长久保持生命活力的。上述地理环境虽然使华夏文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易遭受西边文明的入侵,这未必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积极意义。与西边诸文明(印度可视为一个例外)缺乏深度交流,导致中华世界长期以来囿于一种相对较为封闭的环境,使其潜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开掘和释放。一定程度上正是因此缘故,15世纪中叶以后,中华文明在各个方面疲态尽显,活力不足,不仅被欧洲超越,最后甚至落在日本之后。此外,与西边文明缺乏深度互动,并不等于核心区之外的游牧民族不来侵扰中原地区。事实上,在清朝建立之前长达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上,中心区不得不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消耗在对游牧民族的防御、与之博弈及整合它们上。及至明代后期,一直以来用于阻止游牧民族入侵的长城已不具有任何御敌的作用,更遑论吴三桂之类汉人完全可以打开山海关城门,把关外势力迎入关内。另一方面,使用火炮、半农半牧的清人尽管仍是马背上的民族,但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后,很快与汉人形成了一种深刻的互补关系,或者说一种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共生关系。正是这种共生关系一劳永逸地结束了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结构性侵扰。


参考文献


[1] 马振铎等,《儒家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有关自然环境对黄河中下游华夏先民构成的严重挑战,参路甬祥,《21世纪中国面临的12大挑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92-95页;邱国珍,《三千年天灾》,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各处。

[2]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3] 《马王堆帛书易传·要》,转引自陈来著,《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页。

[4] 这是伯特兰·罗素对中国人优点的描述。他的论述较为分散,此处引文为中国学者冯崇义对罗素文字所作的搜集和归纳。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57页。

[5]  这是罗素对中国人缺点的看法,参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第29-52页。

[6] 阿诺德·汤因比,《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司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第151-52页。

[7]  本文作者于2013年首次表达了这里的观点,但一位西方学者早在之前十几年便有类似看法: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369页。

[8]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转引自李新伟,《“最初的中国”:考古学证据和推想》,载《读书》2016年7月,第76页。

[9] 李新伟,《“最初的中国”:考古学证据和推想》,载《读书》2016年7月,第76页。

[10] 同揭,第74页。

[11] 童中心,《失衡的帝国》,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也参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12] 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7页。

[13] 帕克,《地缘政治学》,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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