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先生早岁受学于冯友兰先生门下，对于这位曾备受海外学界批评的“一代学人”之思想历程，想料会有颇深的体认，这里可否请先生具体地谈一下个人的看法？再者，关于先生踏入中国哲学研究的路向上，其历程究竟如何？请予告知一二。

　　 答：冯友兰先生的思想历程，可谓历尽千辛，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但不管怎样，冯先生始终意识到，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他的任务，就是为这种冲突提出一种解决的办法。先生早年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主张中国哲学有自身的特点，但很快便不满足于中西哲学的相互“批评”，而是转向相互“解释”，其目的是使中国哲学走上近代化之路。先生的“文化关怀”与“民族关怀”是交织在一起的。30到40年代相继出版的六本书（即《贞元六书》），就是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解释中国哲学的主要成果，具有明显的理性主义精神。所谓“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区分，正说明冯先生所从事的是一种“哲学创造”，而不是转述历史。至于这种创造，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住了中国哲学精神慧命，这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50年代以后，冯先生再次转入中国哲学史研究，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直到晚年，才完成七卷本《新编》。《新编》较之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成功还是失败？对此，我以为应当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去说明。他从“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讲中国哲学，这并没有离开他的基本思路，但在具体论述上，不能不说受到苏联日耳诺夫哲学史定义的影响，对此，他晚年有所反省。他表示要“自己去思考”，要“自己的话”，并在后期写作中提出“许多异议可怪之论”，说明他的思想已经“解放”了。冯先生始终是一位学人、一位哲学家，外在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心路的历程更重要。先生一生都在探求中国哲学现代化之路，以开显中国哲学中的“永久价值”为使命，他晚年提出理学与心学“不必争论”的问题，表达了“殊途同归”的心愿。

　　 我自幼好读书，父亲是位读书人，教我许多历史文化知识。读高中时看到冯先生的论著，遂对中国哲学发生了兴趣，北大毕业后考取冯先生的研究生。后来，我对中国哲学史的思考，同冯先生并不完全一致，但先生一如既往，支持我的研究，从这里我体会到一位哲学家的胸怀。

　　 问：当代海外有学者认为，“从传统到现代，不只是时间先后的推进，而更是文化的返本开新与慧命相续”。这个意思，很明显地指出“传统”和“现代”的价值涵义是着实“返本开新”、“慧命相续”的精神之中。先生治研中国哲学文化这个领域多年，对此涵义当然有一定的理解，这里，请先生就其精神义理方面详析一下。

　　 答：“不只是时间先后的推进”，并不是就没有时间的推进。我们不能将中国文化的“慧命”同时间的推进截然分开。“文化慧命”是在具体的时间中存在的，也是在时间中发展的。问题在于，时间的推进决不能离开传统，它本身就是传统的“相续”：拒斥和否定传统，就意味着割断历史本身。另方面，文化慧命的“相续”，同时必是自我更新，这才是有生命力的表现。要更新，就要吸收异质文化的因子，必须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开放条件下的演进同封闭状态下的延续，大不相同，前者是真正的历史，后者则是自我循环。我以为，从传统到现代，首先是历史的转进，只有在开放的系统中，传统才能获得新的生命。

　　 “慧命相续”是一个很好的提法，说明历史的推进是在自身文化的生命中获得动力，也说明文化本身是在历史中不断吸收新的经验，获得新的生命。宋明儒学与先秦儒学是“相续”的，但是却有很大变化，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吸收了佛教文化。对佛学的批判，决不是拒斥，而是成功的吸收与消化。现代的情形就更不同，我们面对的，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试图用“返本开新”的办法解决现代化的课题，我认为困难很大。解决“开新”的问题，只有消解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以开放的心胸吸收其他文化才能做到。消解是为了重建，在重建的过程中自然能保留传统文化的“慧命”。使传统文化接受新的考验，增强适应能力和吸收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传统文化的生命决不会因历史变化而“枯亡”。那种认为只有抛弃传统，才能进入现代化的看法，正是把传统看成凝固不变的、非时间的东西，其结果是，进入一片文化沙漠。

　　 问：文化的传承与转化，其价值的定位固然是需要扣紧社会人文意识之中，中国文化的传承与转化，一些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认为，它需要更内在地揭现人文意识，因为中国文化传统自身便存有深透的人文精神。这个意思，当然是强调中国意识中的传统与转化、人文性及超越性，先生对此有何意见？又所谓中国意识的人文超越性，它对发展中国文化的传统与转化，是否有必然的关系？

　　 答：中国传统文化有深邃的人文精神，这一点我很赞同。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有什么样的内容和特点，可能有不同理解。我所理解的人文精神，是指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有机统一而又以人为主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可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人生，着眼于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解决人在自然界的地位问题。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核心是“究天人之际”，其中有“天文”，有“人文”，但其真正实现则靠“人文”，这就是《易传》所说的“人文化成”。

　　 “人文化成”不是人类中心论。它是说人应当完成自然界赋予的使命。它肯定自然界是人的生命之源，也是价值之源。正因为如此，人有无限的内在潜能，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正是人之所以尊贵之处。完成人的使命，实现人的价值，并不是要去“主宰”自然界，使自然界为人的目的服务；而是“参赞化育”、“裁成辅相”，作自然界的朋友，这才是人的真正目的。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大特点。

　　 这种人文精神当然具有超越性，但不是绝对超越，不是对自然界的超越，它同自然界的生命过程是息息相关的。就人的存在而言，它超越了有限“自我”，实现了“真我”，能“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因而具有无限性。它有一种深刻的宗教精神，但不是自然神论或泛神论，毋宁就是人文主义宗教。因为它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这一点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区别。西方也有人文主义传统，西方的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中心，但人不仅与自然界相对立，而且与神（上帝）相对立。中国文化没有西方式的宗教，原因就在于，它主张通过人自身的努力，能够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即实现自我超越，与宇宙生命同在。它的主体在于“为天地立心”，而不是“为自然界立法”，前者是“天人合一论”，后者是“天人相分论”。我说过，中国文化不能使人看到自身的渺小，却能使人看到自己的伟大，中国文化能使人充分意识到自身的价值、自身的尊严，但是决没有忘记自然界的“源头活水”，恰恰相反，它认为人的生命及其价值深深根植于自然界“天道”之中，而“天道”是永恒的。能与“天道”合一，人的生命便具有永恒的价值。

　　 人是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存在，因此具有社会的、历史的人文价值，但是，对超越层面的价值追求，是人类本质所决定的。中国文化的“人文化成”的传统，在现代转化的过程中，仍然具有永久的价值。

　　 问：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随着政治意识的冲击，派别之间形成对立，这是国人感到迷惘的现象。先生对此有何见解？再者，有人认为“反传统”、“反儒家”的风气是五四时代思潮的极端表现，之所以如此，倒因为由于近三百年来（明末开始）华族文化意识与生命被切断有关，致使一受到西方思潮冲击便呈现这种现象。先生对于这个论据有何具体的意见？

　　 答：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不同派别，这是中国文化多元化的表现，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起点。中国文化本来就是在不同派别的辩论中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派别最多，文化发展也最繁荣，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后来虽然出现“定于一尊”的局面，但仍有儒、道、佛三大派别的冲击与融合。20世纪是中国文化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次巨变，思想界出现不同派别的争论，总的来看，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化。但可惜的是，这种现象后来就消失了。毛泽东曾提出“百家争鸣”的口号，但在“左倾”思潮的泛滥之下，这一口号不仅没有实现，而且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

　　 “反传统”、“反儒家”的风气确实是从五四开始的。在这以前，虽有人批评儒家，批评传统，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批评，尚未形成全面否定传统的思潮。五四的历史地位不能否定，“科学、民主”等口号的提出，功不可没。但是由此而走向全面反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五四的极端表现。

　　 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按照某些学者的看法，与明末以来华族文化意识与生命被“切断”有关，这意思大概是说，与异族统治有关，亦即认为，异族的入侵与统治，破坏了华族文化本身实现转化的“契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的反省，可否从一个更深层面上去思考，即不是从单纯的民族主义，而是从中国文化的“机制”上去思考。那么，不是从明末开始，而是整个明代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停滞了（与西方相比）。清代统治时期究竟改变了多少，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对此没有发言权，但就精神层面而言，明末已经出现了危机，这个危机的出现，与文化机制受到严重阻碍有关。最明显的例子是，明末基督教文化的传入，引起了一场风波，这是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与冲突，这场冲突引发了很多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统治集团利用儒学维护其统治，它所表现出来的“华夏中心主义”，与清末“大清帝国中心主义”没有本质区别。儒家文化本来是开放的，这时却表现出强烈的排外情绪，缺乏应变能力，其根本原因是自我封闭（汉朝时的佛教传入，就不是如此）。五四时期情况大变，西方思想像潮水一样涌入，于是，又从自我中心主义变为“百事不如人”，将落后的根源统统归之于传统文化。实际上，传统文化与其说是被“切断”，还不如说是被“僵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文化本身所决定，而是由腐败的“权力”所决定。

　　 问：海外新儒家们的理论学说，近十余年来已很广泛地受到大陆思想界关注，出版他们的论著，以及成立很有规模的研究中心定期选编大陆年轻学者的论文集刊。这个讯息，先生当然会知道。目前大陆有些学者认为“儒学也有发展的权利”，并提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在中国文化本身。而儒学与中国文化是一种复合关系，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动派：离开儒学，便无法谈中国文化。”先生多年前曾有一部《中国心性论》专著在台湾印行繁体字版，述及中国文化与儒学心性论问题，先生已有详析。而上述见解，先生可否同意？

答：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发展儒学，不仅是理所当然，而且是中国文化意识觉醒的表现。这当然并不排斥理性的批判。我曾说过，“一个鄙视自己传统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这其中，当然包括对儒学的态度。至于说，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在中国文化本身，这也是极普通的道理。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依靠自身的力量，难道依靠外在的什么力量吗？有人说，近代中国的大门是由洋炮打开的，近代中国文化也应当重新开始。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文化已经死亡，只能接受外来文化。这是真正的文化虚无主义。岂不知中国文化受挫之时，正是振兴发展之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