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0 次 更新时间:2020-09-30 07: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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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  

   摘要:“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的一个独特案例。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引发这一争论,但该文的最初目的并非与苏联学者叶菲莫夫展开论辩,而是旨在纠正旧版《中国通史简编》的“缺点和错误”。范文澜所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而不是“貌似”、“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不仅是他在争论中所持的基本观点,更是他致力于纠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时所提示的基本原则。范文澜慎重考察斯大林民族定义和苏联史家观点对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适用性,基于他对汉民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的历史认识。回顾“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始末,对当前的中国民族史等相关问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汉民族形成问题 范文澜 叶菲莫夫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作者简介: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1954—1956年间,作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汉民族形成问题”形成讨论热潮。与其他几朵“金花”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论证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古史分期)及相关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不同,“汉民族形成问题”是以论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并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解释汉民族形成问题为出发点的。争论开始于范文澜在1954年发表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学者看来,该文主要结论(“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既不符合斯大林关于民族是资本主义时代上升时期的产物的民族定义,更不同于苏联史家叶菲莫夫的“中国民族”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形成的观点。范文澜此文所引发的“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对汉民族形成于何时的不同看法的交锋,实际上则是怎样处理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间关系的问题,在更深层面还涉及研究与撰述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民族史)以及现实民族政策的制定、民族识别工作的展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凡此种种,使得“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的独特案例。

   近几十年来,已有多位学者对这场争论作了回顾与研究,基本理清了争论中各种观点的依据、主张和话语诉求,明确了由这场争论所导致的对诸如民族、部族、部落等概念及理论的进一步辨析而对民族问题研究起到的推进作用,认识到这次争论与之后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中国的主体民族等一系列民族史问题讨论间的内在关系。随着近年来更多相关史料的出现,更由于在全球化趋向影响下民族问题变得格外突出和敏感、国内外不同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观点和研究模式不断涌现,有必要对六十余年前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范文澜处理该问题的起因和态度,以及争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义等问题再作深入探讨。

   一、范文澜引发“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的起因

   20世纪50年代初,通过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认识中国历史问题是知识界的热点。当时的《学习》《新建设》《新史学通讯》《历史教学》等杂志均开辟专栏,回答各级历史教师和历史爱好者在尝试运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过程中遇到与提出的各种问题。其中用斯大林民族理论解释汉民族形成问题所出现的歧义,率先以此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学习》杂志1950年第2卷第1期和第12期上,先后有读者根据斯大林所说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的观点询问汉民族是否是在近百年才形成的。问题提得一针见血、无法回避,因为按照在当时被奉若经典的斯大林民族理论,汉民族将被认为是近百年才形成的,这不仅仅是汉族在“这以前能不能称为民族”的问题,而是有悖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即已逐渐形成、至秦汉时期已基本定型的历史事实和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事实的历史认知,也有可能影响到新政权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刚刚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其潜在影响则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阐释发生质疑。这个问题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刘桂五和荣孟源二人先后予以解答。刘、荣二人的回答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在肯定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前提下,找出例证来说明斯大林也曾将资本主义之前的民族称为民族,再结合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的“四个共同”定义,论证汉民族在秦汉统一后就已经形成了。值得一提的是,随后出版的《学习》杂志第3卷第1期发表了范文澜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概括性地介绍了包括汉族与“少数兄弟民族”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与变化过程,文中的第二部分题为“汉族是怎样形成的”,其中明确指出:“嬴政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基干的民族国家,这又是一个有极大重要性的历史事件,这可以说是伟大中国和伟大中华民族形成的开始。”由范文澜撰文申明关于中华民族问题的观点,既说明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阐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也可看作是对之前《学习》杂志读者提出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又一次正面回应以及对刘桂五、荣孟源的回答的进一步强调。范文澜此文并未涉及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只是正面论证“以汉族为基干的”中华民族形成于秦统一时期,但是从专门论及“汉族是怎样形成的”这一做法来看,说明他在那时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不同意见依然持续发酵。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初版发行于1940年)在1951年出版了增订本第1卷,书中指出:“经过殷代以至西周之长期的历史融铸,到春秋战国时代,大约皆已渐次同化,而这到秦汉时代,便以汉族之名,出现中国和世界。”《新建设》杂志发表文章,不同意华岗的观点,作者依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认为“中国的民族和民族解放运动,也形成和出现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封建社会解体并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时期,即鸦片战争时代,而不能在它以前”。华岗著文回应说斯大林“并没有说在封建社会内就没有形成民族的可能”,并且强调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具体所指的是西欧民族,俄罗斯的情况就不一样,中国的情况也不一样,“真正的关键不在引用,而在怎样运用它来解决实际问题”。之后《新建设》再发表针对华岗的不同意见,作者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坚持“资本主义以前时期没有并且也不能有民族存在”,而华岗则认定“中国自秦汉以后,便已出现过中央集权,有了国内市场,有了经济、领土、语言、文化的共同性,所以也就出现了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

   从《学习》杂志上和风细雨式的一问一答,到《新建设》杂志上不同意见针锋相对的交锋,尽管涉及范围和人员有限,但是汉民族形成问题所存在的理论教条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尤其是问题本身又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观点间的分歧难有调和余地。加之1954年初又有学者在《新建设》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的学习札记,全面阐发斯大林的民族形成理论,进一步强调“四个共同”“是构成民族的四个特征”和“在资本主义时期以前,民族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等要点,说明问题依然在酝酿当中,不过该文主要仅限于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讨论,并未及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因而没有引发争议。范文澜、华岗、荣孟源等资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明确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再深入讨论下去,难免会把问题引向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质疑和否定,因此继续讨论存在很大难度。然而1954年苏联史家叶菲莫夫文章的发表,客观上促使中国史家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汉民族形成问题由此引发激烈争论,遂绽放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中国史学界在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进行争论的“五朵金花”之一。

   时任列宁格勒大学副校长、苏联研究中国近代史专家格·叶菲莫夫,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华的苏联历史学家,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一定知名度。1952年,叶菲莫夫曾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日丹诺夫大学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论中国民族的形成》学术报告。同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邀请作为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成员来访的叶菲莫夫与中国学者举行座谈会,座谈会由范文澜主持,陶孟和、郑振铎、罗常培、翦伯赞、尹达、刘大年等40多人参加。叶菲莫夫在座谈会上就苏联历史研究工作的一般情况、苏联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和东方历史的研究情况、苏联科学工作者怎样进行集体研究、今后中苏两国历史学者如何加强联系等问题作了发言。1953年2—5月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代表团成员刘大年等中国历史学家在列宁格勒大学与叶菲莫夫有过数次交流。

   1954年4月,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编辑出版的《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发表叶菲莫夫的文章《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文章核心观点是:“中国民族曾具有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族所固有的许多特点,它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的。”叶菲莫夫的文章因其作者为权威苏联专家身份,更由于此文观点看似是依照在当时不容质疑的斯大林民族理论和民族定义论证得出,如果任其观点传布开来,那么对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解释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必然十分严重,这就迫使中国史家必须站出来明确、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

   从资历、威望、地位、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看,范文澜或许是挺身而出的最合适人选。距叶菲莫夫文章在《民族问题译丛》发表仅仅时隔一个多月,《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就刊出范文澜那篇著名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明确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引发中国史学界的激烈争论。

   一般认为,范文澜此文是针对叶菲莫夫文章而撰写发表的,事实上并非全然如此。范文澜在1952年开始重新编写中国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范文澜获得较好的工作条件,得以广泛利用延安时期不能见到的图书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重新编写中国通史。”“出版时虽曾题为《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但并非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简单的修订,而是重新编写的另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为这部重新编写的中国通史所写的“绪言”——《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已确定先期全文发表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1954年7月出刊)中。这篇长达4万字左右的“绪言”,目的在于纠正“旧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缺点和错误”,包括范文澜对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中存在问题的自我批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叙述方法上的不足等)和“增加了一些新的观点”,其中以阐述古史分期中的“西周封建论”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等内容为重中之重。范文澜看到叶菲莫夫文章后,将此“绪言”中的第七部分“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做了个别的文字调整,并增设“中央集权国家即统一国家成立的问题”“自秦汉时起,汉族是否已经形成为民族的问题”两个二级标题后以《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为题给《历史研究》,文章比《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提前一个月在《历史研究》(1954年6月出刊)发表。

这里交代《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撰写、刊发的经过是想说明:第一,该文并非单独为文,是范文澜之前为重新编写的中国通史所写的“绪言”中的一个部分即“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而早在1950年10月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中,他即已专门阐述了“汉族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在新政权建立之后重新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基本问题,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作为具有学术和政治双重意义的重要问题成为范文澜重点讨论的对象势所必然。换言之,即使没有叶菲莫夫文章在中国发表,包括力主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观点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也会很快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中发表,并作为《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第3版的“绪言”在一年后出版。第二,从叶文发表时间推测,范文澜撰写“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这部分时,并未读到叶菲莫夫的文章(考虑到叶菲莫夫1952年来访时曾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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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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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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