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伊举:理论、真理与后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5 次 更新时间:2007-03-13 10: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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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伊举  

  

  内容提要 后革命是指社会进入了以解决个人问题、全球和全人类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理论主要是表达个人的思想观点、追求共识和要求表达自由的权利;真理也从一元性走向多元性,精神文化、思想学术的发展和繁荣有了不同于革命时期的新机制。

  关 键 词 革命 后革命 理论 真理

  

  本文所指的理论是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指与政治相关的理论。讨论理论、真理与革命的关系已是老话题了,但本文将历史划分为革命与后革命时期,将理论置于这样的划分中去考察,可以对这个老题目写出一些与过去认识不尽相同的见解。

  

  一、后学与后革命

  

  在当今“后学”已成为时髦概念。资料显示,早在19世纪,在艺术界就有“后现代”(postmodern)画派的出现。进入20世纪,也是先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玩着“后(post)”概念,如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就有“后现代主义”(post modernism)的提法。此后“后”概念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英国历史学家阿诸德·汤因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就以“后现代”来指称进入全球性关系的现代西方文明。

  “后”概念深入学术界并引起“后学”爆炸的肇始者应归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尔,他在1973年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t society)。在此书中他宣称:“广泛地说,如果工业社会是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①这一见解连同“后”概念很快传播开来,以至贝尔本人在三年后(1976年)也惊讶:“‘后工业社会’一词很快在社会学文献中流行——不论是好是坏,有待观察。”②

  在贝尔之后,“后”概念迅速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学术领域中扩展,被引进,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种种“后学”,如法国出现了以J·F·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美国的F·詹姆逊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各国繁多的后殖民主义、后人道主义、后社会主义等等。似乎有这样一种学术时尚,在20世纪初叶和中叶,学术爱以“新”概念自称,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殖民主义等等,而到了20世纪后期和末期,出现了称“新”不如称“后”那以强劲,有人说这是因为“新”是属于现代性的话语,“后”是属于后现代性的话语,后现代自然比现代时新。

  在众多的“后”声中,“后革命”并不响亮,也不多见。后革命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意识,也是先从文化艺术领域中出现的。在文化艺术领域中,通俗文化,特别是流行音乐最能及时准确的反映人们受现实作用的心态和有待今后学术去澄清、论证的思想意识。时代的变迁对人们精神的影响会迅速的在通俗文化和流行音乐中反映出来。经历了革命的紧张和原始积累的艰难之后,人们渴望有另一种生活。后革命在通俗文化中表现为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把人们天性中的狂热从政治领域转为个人感性的领域。同时又把革命时期特别着重的思想观点和教育因素从通俗文化领域中转到专门的知识和学术领域,让感性领域成为一个有独立意义和价值的让人可以暂不受社会也不受思想观点控制的享乐领域。

  在学术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对后革命的理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和在历史意义上展示的。一方面,他在《论现代性》、《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等论文中,认为在革命高潮的18世纪崛起的理性主义所开拓的道路至今未终结,理性对法律、政治、道德、社会的影响的积极意义应贯通到今天和未来。另一方面,他又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等文中提出,资本主义已进入后现代形式,国家与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渗透而融为一体,异化已失去了早期资本主义那样的非人性的苦难的形式,人类解放的主题不再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去实现,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已使原先的革命阶级失去了革命的要求。哈贝马斯说:“任何革命理论都失去了它鼓动对象。今天即使还存在着批判的头脑,也没有它的心脏了。”③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讲,批判的武器,在后革命时期难以转为武器的批判,理论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声讨,不再可能像十九世纪和20世纪初那样转为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

  哈贝马斯看到了革命时期已存在的并不断成长的理性不会因革命时期的远去而失去意义和作用,但革命的理论则会随着革命时期的远去而渐渐失去曾有过的意义和作用。哈贝马斯要求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主张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不再从阶级斗争中去找解放人类的出路,而是提倡在普遍的对话、政治权利的普及、民主制的发展中去求出路。

  在哈贝马斯之外,比较明确的提出后革命问题的还有美国的阿里夫·德里克。他著有《后革命气围》一书,将后革命概念用来论述当代问题。他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20世纪很流行的现代主义、殖民主义、三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等概念和理论已经过时,这些理论和概念不能确切表述当代世界。这是因为原先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已与资本主义妥协,原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现也加入全球化行列,历史进入后革命时期。德里克说,“把现在的形势描绘为后革命要比后殖民性更确切,因为历史现象的后殖民性的直接反应是革命,而当今后殖民主义回避革命,更倾向于适应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④

  德里克的后革命概念与哈贝马斯的认识不尽相同。哈贝马斯多是从社会解放、人类解放角度去理解革命的远去,后革命的来临。德里克则多从20世纪世界革命、民族解放的角度看问题,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去讲后革命。另外,哈贝马斯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右边讲话,批评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开放,而德里克则从左边讲话,批评左派力量对资本主义、对全球化的妥协。

  法国的米歇尔·福珂又以另一视角来表达后革命的认识。作为后结构主义的这位学者,反对哈贝马斯那种把启蒙思想、理性主义与社会进步等同。他认为权力、控制不仅只是以暴力为基础,现代社会是知识型的权力控制,权力通过知识,随知识漫延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旦存在权力关系,就存在着抗争的可能。但福珂不承认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结构,认为建立在此结构上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现代主义的产物,不适合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福珂要求放弃争夺国家政权的传统的革命政治,反对按“革命规律”而动员群众统一进行的革命运动。他说:“不存在大拒绝、革命的灵魂一起反抗的源泉或者纯粹的革命规律。”⑤他提出的是多元的微观的身体政治。微观的身体政治包括话语政治与生命政治两方面,话语政治相当于社会民主,要求重视被主流话语压仰的声音,而生命政治相当于完善自我,要求把审美作为政治目标。

  前述的J·F·利奥塔像福珂一样批判左派、批判现代主义。他认为现代主义提倡理性至上、追求绝对真理、寻求人类解放是宏大的乌托邦话语。生活的意义不是去找寻统一的共同目标,知识在当代已不是为这个统一的绝对的目标服务,而是便于追求个性、多样性、异质性,总之,在今天,人们渴望的是有更多的意义,而不是唯一的意义。

  在苏联东欧事变之后,使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历史的革命时期走向终结,并从中得出历史进入后革命的时期。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此时写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塌看作是一个自由民主新时期的开始。他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为依据,认为在革命时期终结之后,意识形态和理论也脱离了你死我活的对抗状态,自由民主成了大家共有的政治愿望。在福山看来,“虽然现代化理论之间……存在分歧,但没有人怀疑历史有方向性的,也没有人怀疑工业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它的终点。”⑥

  从以上学者的思想看来,后革命并不是一个大家认识一致的明确概念。有的以现代性的退潮后现代性的兴起作为革命与后革命划分的依据,有的则以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的大事件来标志两个时代的区分,有的没有去截然区分两个阶段,而看作是一个无显着标志的渐进的变化过程。这种情况,反映了后革命和革命时期还是一个尚处于人们初步研究和注意的问题,有待于学界去作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所使用的“后”概念,主要是指一个事物已发生着与它的成熟形态有别的变革,明显的在向一个新的形态转变,然而我们尚不能看清这一新的形态,不能把握这一新形态的成熟特征和性质,只有用该事物已表现的成熟形态的“后”概念来表征这一正在转变的时期。

  

  二、革命时期与后革命时期的区分

  

  我们习惯于对革命的研究和讨论,对于后革命不仅未作过详细的研究和讨论,连这个概念也陌生。外国学者尽管有种种议论,也未给我一个我们的思维习惯可接受的明确观念。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按我们的思维习惯去探讨。

  革命作为一个人类历史的现象主要是指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激烈的变革。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经历了好几种社会制度的演变,更经历了无数国家政权更替、新生或灭亡。这些变革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民族冲突中进行的。我们可以把人类的这一段历史称作人类历史的革命时期。

  革命历史时期从阶级、国家出现到现代社会。在这之前的原始社会,可以称为人类历史的前革命时期,但这个时期不属于我们的讨论范围,所以我们只提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

  暴力对抗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基本表现形式。革命成功或胜利带来的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化,有时这两种制度未变但政权发生的更替。革命的另一表现形式是有领袖有组织的活动,革命斗争不依靠有组织的暴力是不能成功的。即使自发的革命,在其发展中也会出现领袖和组织,否则革命会被迅速扑灭。最后革命必须有理论,而这理论应是改朝换代的理论、斗争的理论,否则它只是一种简单的暴乱。

  革命的根本内因是利益冲突,包括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冲突。社会本身就存在着无数的利益冲突,但这无数中又有多种利益一致的关系。其中最普遍的利益一致是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因此阶级之间利益冲突、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形成为革命的根本内因。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矛盾实质是阶级矛盾,所以《共产党宣言》如此描述已往的历史:“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⑦

  这样,我们把以阶级斗争为根本内因(也包括民族斗争),以阶级解放或实现一定的阶级统治为目的(也包括民族解放或民族统治),并以激烈的对抗为特征的社会历史称为革命时期。

  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阶级斗争(也包括民族矛盾)所推动的,这是对存在了的事实的总结。如果说今后人类历史的发展也会由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去推动的话,那就只能是一种预言、推测了。然而,在《共产党宣言》以后的这一两百年间,虽然文明世界中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虽然出现过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其它民族独立战争的激烈表现形式,但从整个历史趋势来说,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激烈程度和它的范围在20世纪后期愈来愈低落。在这一两百年间,人们在为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呐喊的同时,关于要求个人解放的呼声,关于人们有超阶级超民族的共同利益的言说日益响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颁发的各种政治宣言和宪法,各国政府的联合声明,联合国的各种决议,各种国际人道组织、人权团体、环保组织的文件,无不表明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日益个人化,解决环境、贫困、禁毒、安全、反恐、和平等向题无不具有超阶级、超民族、超国家的全人类性和全球性。这样,人的问题的重点,已从《共产党宣言》的那个时代以阶级、民族关系的重点转到当今以个人和全人类问题为重点了。如果我们把人的问题从小到大分为:个人、家庭、阶层、阶级、民族、国家、人类这样几个结合体,那么因重点的不同,革命时期的图形与后革命时期的图形就会显示不同的形状。

  

  图示中每个框架表示每种人的集合体,框架的大小表示它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地位的重要性。由图示可知,在革命时期,人的各种集合体的总体形式如陀锣,中间粗大两头细,它表示,阶级问题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问题。在后革命时期的图示中,呈现的是哑铃形,它表示,人的组成的两头即个人和全人类的问题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问题。通过两个图示的比较可以看出,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在后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下降了。

  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历史地位的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民主政治的发展。

  这一两百年来,人类历史虽然也充满着暴力色彩,但是国家的法制化、民主化在政治动荡中愈来愈显示其主流地位。通过协商和民主机制,各阶级的声音有了表达的合法场合并通过民主程序而得到整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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