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革命与更化:立国时刻的治体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18-12-02 01: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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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  

   内容提要:中国政治传统中积累了深厚的立国智慧,注重统一、安定之后的政教重建。古典革命本身意味着社会政治风化的向善提升、最终指向政治共同体精神的教化变迁。更化就代表了政治体致力于善治的文明化转变。儒家传统对于更化有全盘复古和与时损益两种激缓进路,渐进调适论在历史中更显出实践稳健性。政治更化着眼于立国构造中政治精英群体的养成,以此影响立国精神与政治权力再分配,体现出兼顾政治信念与宪制结构的治体论意识。文教振兴因此有其宪制蕴涵。更化立国的政治技艺,避免全盘复古的激进变法冲动,也避免将政治转型急切聚焦于政体制度的大规模改变。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变迁的关键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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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实践阐明的国家,而非哲学启蒙的城邦,才是政治理论应当优先关注的对象。对政治和国家的探讨,不能过度沉迷于哲学玄思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诸种“主义”的理解。那些在实践中生成并且在实践中予以阐明的国家政治生活,更加值得阐释。否则,这将导致我们在面临现实政治问题时,解释力陷入匮乏境地。由于过分自信现代人的理性能力,我们对那些在长期实践中蕴含了某种必然性、客观合理性的经验现象,比如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立国问题,即一个政治体的确立与成熟经历哪些必要阶段、包含哪些核心要素,一直以来理解并不充分。就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的传统而言,这方面其实有深厚的经验积累,需要我们提出新的阐释。

  

一、作为“国本”的立国时刻


   三代以来、秦汉以来,四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中,对于“国家”这类政治体,有没有发展出比较有理论深度的思考?

   宋儒叶适有一篇政论《国本》,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一诘问。何谓“国本”?它指向一个国家的构成根本,表达出对政治体的体系辨识。叶适讨论了国家作为实践中的一个“存在体”,根本所在是什么。文章指出,“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必有与亡”。[1](P644)国家作为天地人之间的一种活体,“与立”即形成确立的逻辑,有立也必有衰亡。自秦以后,短如元朝也有八九十年,作为普通个体的我们难以完整目睹这类政治体的确立与衰亡,更不要说面对二三百年、七八百年的连续政治体———人之目力智力实在有限。借助多代人的经验和反思,或许可把握政治体的兴衰。比如,应该怎样理解立国?对于一个政治体来说,究竟如何才能够成长到七八十年、一百年,甚或更为久远?

   叶适把国家看成一个成长的有机体,以树为喻。什么是“国本”?从静态分析,本不在花,因为花期很短,往往观其根本,所谓“众人所知,‘根踞盘互,不徒本也’”。[1](P644)但是,仅仅“根踞盘互”还不全是有机体的“本”。叶适言:“自其培养封殖之始,必得其所以生之意,而后天地之气能生之”。[1](P644)一定要着眼栽培、浇灌、护理的实践过程,才能把握它如何成长,真正透视到这个活体的“本”。这就引入了一个动态视野,要把握住一个政治体是如何一步步成长壮大的。在这个意义上,叶适强调须重视立国者如何建国立政,“得天下之意”也即立国之意、立国精神是什么,需从其立国实践中把握。

   叶适在文首指出,国本讨论一般会合乎教条地举出民本、君储等传统答案(在王制时代强调君主,正如民权时代强调民主)。《尚书·五子之歌》很早就提出“民惟邦本”。但是,叶适提出此篇“本所以为国之意而未及于民”[1](P644),要从一种动态发展的实践传统去提炼立国精神。由此出发,依据立国精神去理解后续的政治体命运。兴衰乱亡其实有据可循,就是看政治继承者们是怎样去对待为国之意、立国精神:有能守者,有能增益者,有变乱立国之意者,有昏童无知者。对立国精神的不同处理,导致治效差异。可以说,叶适提出了一个怎样思考国家的方法论问题,突显政治理解的经验实践性,避免各种教条性的“主义”定式。透过叶适的眼光,我们要重视“为国”“立国”包含的重要逻辑,重点关注国家确立与重建的“立国时刻”。

   可以从“立国时刻”的历史解读中窥见其中理据,先以王夫之《宋论》为例,“卷一太祖”开篇明旨:“宋兴,统一天下,民用宁,政用乂,文教用兴,盖于是而益以知天命矣。”[2](P1)宋为什么能“兴”,避免五代更替的短命逻辑,成就三百多年国运?这句话概括性地揭示出,一个政治体的立国兴盛有其指标。首先是统一天下,其次“民用宁”,安居乐业,不再是乱世蝼蚁,其次“政用乂”,政事建立秩序,再次“文教用兴”,文教是传统政教秩序的重要维度。根据这四个指标,宋的立国可以说膺乎“天命”。

   中国政治传统解释政权更替,自周以来不出“天命论”范围。王夫之比较宋与商周、汉唐。禅让之外,古典革命(以“汤、武革命”为典型)是天命转移的流行形式。王夫之认为,商周革命据“德”,汉唐革命据“功”。宋却不同,在革命之初,赵家两世为将,并无显赫功勋,也没有文王一样的累世德泽。“宋无积累之仁,无拨乱之绩”[2](P1),但是“乃载考其临御之方,则固宜为天下君矣”[2](P1),重整秩序,再建朝廷,君道得以确立。

   在政治秩序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宋“凡所降德于民以靖祸乱,一在既有天下之后”[2](P1),即位后统一天下,造福于民,所“临御”施政体现功德,最后保有天下。何以至此?王夫之解释,这是“天所旦夕陟降于宋祖之心而启迪之者也”。[2](P1)天透过立国者,透过他的精神行动,施展在立国政治中。这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说法,意味着立国者把天命天道的大公至正透过政治实践予以落实,政治实践又紧密依赖于政治家的精神智慧,由此而建立起立国者与天命的连通。

   “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厎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2](P3),改天换地,自然是非常之命。从赵匡胤即位一直到宋英宗达百年,王夫之以之为太平盛治。王夫之追究宋“兴”受命缘起,考察立国精神,直抵立国政治家的精神德行,所谓“惧”。具体逻辑为“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2](P3),“而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嚣陵噬搏之气,寖衰寖微,以消释于无形。盛矣哉!”[2](P3)

   在王夫之看来,晚唐以来天下风气陷入争斗无穷的乱世之中,而宋兴,风气为之一变,所谓“百年嚣陵噬搏之气”逐渐扭转。在这样一个论述里面,“受非常之命”或者说“革命”包含几个目标,除了统一、民生之外,就是反复提及的“文”、“文教”。可以说,革命本身包含了整体社会政治风化的向善提升。

   政治风气,更准确地来说,政治共同体精神的变迁,内在涵括于革命中。《宋论》认为宋兴把自唐光启以来“气”,即共同体的精神气质改造转移了,这就引出革命和更化的问题。

  

二、革命与更化的内在互嵌


   在传统政治中,比较早的更化原型(prototype)应是周公制礼作乐。武王完成革命,但法度的真正确立依靠周公,一方面定都洛邑,扫平叛乱,另一面制礼作乐。后者内容广泛,除了《尚书》“周官”、“立政”确立纪纲,如《酒诰》节制晚商酗酒恶习,属于改造风俗。

   儒家作为总结三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学派,历史政治哲学含有这方面的思考。《论语·为政》篇,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对子张的回答就是“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P22),指出政治体的因承伴随着损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立国所蕴含的问题。先秦以后,革命和更化有丰富实践,两者覆盖多样态的历史演变,包括了立国、重建(“中兴”)。政权革命是流行形态,更化则有汉武更化、元祐更化、端平更化、嘉定更化、脱脱更化,汉武时期董仲舒的复古更化尤为典型。

   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对暴力的运用自然深有体会。五代安重荣放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4](P582)然而,从武力支配过渡到天下治理,这就涉及到更化,政治体要经历一个政治的文明化转变,武力代表的权力要经历文教驯服。《宋论》呈现出革命与更化开启二者紧密结合的形态,几乎同步进行。再如唐初太宗政治,也近于此。而汉代高祖和武帝之间的革命与更化相隔较远。这些差别究竟反映出国家发展的哪些道理和逻辑?从汉高祖革命立国到武帝更化,的确是先秦以后政治发展的大关节。武帝更化基本确立了两千年的基本政治架构。经过这样的探索,唐宋明清立国的政治智慧加速发展,处理革命与更化的阶段过程更为明智与练达,可以说体现出传统政治智慧的累积效应。

   对更化的代表性解释,莫若董子。在《天人三策》中董子指出:“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5](P564)①政权交替,承前朝旧弊,如何实现善治?如果没有结构性的调整,即使是大贤良工也无能为力。俗论儒家主张人治,于此见其不然。

   “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5](P564)董子主张更化而善治,即尚五常之道、抑秦法之制。

   唐代立国善治,也有共通的道理。《贞观政要·卷一政体》即就传统治体总结政治教训。“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6](P27)魏徵提出了为政求治的基本逻辑,即为摆脱危困、人心思化而乱后易教,这是自然之理势。

   由乱转治意味着打破之前政治成功所依赖的既有路径,势必挑战立国者的治理智慧,触及立国精神的导向问题。“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

太宗、封德彝等对于由乱而治、更化善治的可能性均表示怀疑,改弦易辙如不当,革命业绩也可能前功尽弃。“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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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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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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