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革命的现象学诠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 次 更新时间:2019-05-05 23: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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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  

   内容提要:革命是改变20世纪中国历史的伟大事件。运用历史现象学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史,有助于摆脱固有的认知模式的限制,揭示革命的复杂性。可通过区域社会研究等角度,把握革命与民众的“触点”,从而捕捉革命的“星火”,审视和切入革命历史。在理解革命历史时,应当反省观察者的“地平线”,反思宏观、微观视角,深化革命认识的方法。

   关 键 词:革命  现象学方法  社会史

  

   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似乎呈现出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可以说我们的革命知识太少了,已有的革命言说虽多,但尚不足以反映革命历史及其时代的和超时代的意义;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也可以说我们的革命知识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已有的知识妨碍了我们深入理解革命。为解开这种二律背反的纠结,论者进行了各种跨学科的探讨,由此而产生出各种“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新革命史”堪称这方面的最新的尝试①。作为长期浸淫于革命史研究的学者,我觉得在探讨如何深化革命史研究上似乎可以进行换位思考,即首先要做的不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而是去学科化。所谓去学科化,强调撇开一切预设,借助文本回到历史现场,观察革命的生成过程,继而再尝试使用学科方法给予一定的诠释。基于这一考虑,我以为革命史研究不应限于共产主义革命,而应放眼长时段、跨世纪的社会政治变动,将共产主义革命置于其中加以考察,揭示其深远的意义。在此,社会史的视角是必不可少的。

   1992年,美国学者华志坚(Jeffrey N.Wasserstrom)在《社会史》杂志发表《中国革命的社会史研究》一文,将16至20世纪中国社会——涉及明代、清代、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变化视为漫长的革命过程,并且使用大写、单数的“中国革命”(Chinese Revolution)术语来称呼。他认为,美国学术界的中国革命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受到了“新史学”“新社会史”方法和观点的影响,论者多关注妇女地位、城市中的社会紧张、村庄权力关系中的文化要素等②。华志坚所说的社会史是非常宽泛的概念,按照他的铺陈,社会史追求的目标必定是结构的历史、整体的历史。在该文发表前后,我恰好开始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革命,在梳理了社会史研究的谱系,特别是吸收了“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的成果之后,我理解的社会史,或可称新社会史,与华志坚以及国内通行的理解大相径庭,乃是一种非结构的、非整体的历史叙述,与其说指称“历史”的某一特定领域,毋宁说是一种思考历史的方法,或可命名为历史现象学方法。

   对于这种研究方法,哲学家利科(Paul )在《记忆、历史、忘却》一书结尾之处写下的一段话可为注脚:“历史的背后,有记忆与忘却。记忆与忘却的背后,是生。但,书写生则是另一种历史。未完成。”③历史的背后存在记忆,忘却,记忆/忘却是构成历史的母胎,又是与人的“生”(la vie)紧密关联的,思考历史和记忆就是思考生,这是历史现象学方法的出发点。确实,历史书写是在生与死、现在与不在之间展开的,书写者从自身所处的现在/生去捕捉不在的过去/死,所能借助的是口传和文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史料。书写者之所以知道革命,乃是因为存在着与革命历史有关的话语或文本,它们成为书写者接近革命现场的媒介。

   现代意义的中国革命肇始于清末排满运动。1894年11月,兴中会在广州策划反清起事流产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多年后,孙中山对陈少白回忆兴中会历史时说,起先并不知道何谓革命,是在神户登岸后看到当地报纸称自己为“革命党”,才知道原来是在干革命④。陈少白的记录影响甚大,成为追溯中国革命源头的依据。但是,历史学者手中的史料如同律师递交给法庭的证据,必须经得起检验,否则就不能成为论据。日本学者安井三吉查阅了孙中山抵达神户前后的报纸,结果不要说神户出版的报纸,就是大阪出版的报纸,也没有一条关于革命家孙中山的信息,倒是发现了诸如“广东暴徒巨魁”来神户之类的消息⑤。可见,当地报纸并没有将孙中山看作革命者,而是将其视为犯上作乱者。所谓革命,先有其事,后有其名。这个小插曲提示我们,不能随便用后来的术语、概念去解释此前的事情或事件,必须用当时人的术语、概念来理解当时的事情或事件。

   实际情形更为复杂。“越是重要的概念,越容易被滥用”⑥。论者在溯及中国革命思想时,每每言及《易经》《尚书》,其中的“顺天应人”革命话语确实反映了中国人对政治的看法,但这个革命话语与《易纬》中的“辛酉革命”“甲子革令”一样,早已成为死语,与实际发生的事情或事件并无直接关系。翻看《水浒传》可知,即使是吊民伐罪,也自称“造反”,而非“革命”。“革命”这个词语是在近代语境下被重新激活的,甚至可以说是经由日本而来的外来语——revolution。即使革命这个外来概念,也直至18世纪末才被赋予现代意义,按政治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说法,因为现代意义的革命的诞生,“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不为人们所知或所闻的故事即将开始”⑦。这个故事在中国的开始时间比欧洲晚了一个世纪,其本土化有一个过程。由陶成章执笔、最终形成于1908年的《龙华会章程》是排满革命党人动员秘密会党的文本,该文开篇即写道:“怎样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有人问我,革命就是造反,这句话如今是通行的了,但这革命两字,古人有得说过么,我答应到有的。《易经》上面,‘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就是这两字的出典”⑧。文章继续写道:革命之所以被曲解为“造反”,并被指为“大逆不道”,乃是皇帝和统治者泼给革命的污言秽语⑨。名为《江湖汉流宗旨》的文本出自哥老会,里面有段文字说得十分明白:“革命者,舍命拼命不要命也,未甚要公入革命,只因明了大害,装住一肚皮的忿恨怨气。满清皇帝尽用王亲大臣专权,尽买卖官当道,不顾民本”⑩。

   如果不是单从革命之名来理解革命,而是在社会政治变动中去理解革命,那么革命的内涵不但暧昧,其外延也颇为泛泛。比如,清政府推行“新政”,将科举制度废止,这是中国皇权文官制度形成以来的大事,堪称一场制度革命。而被归入改良派的,也未必不是革命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革命倾向的人,康有为一千弟子中欧榘甲就是一个。欧榘甲的《新广东》堪称一份以美国政体为模板的革命宣言,其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11)。

   如果说,横亘于现在与过去、生与死之间的实在距离妨碍了我们的认知,那么,我们对自身境况的不自觉,就让缩短距离的愿望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我要特别提出的是保持与研究对象的距离对于缩短距离的意义。话者或作者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会无意识地接受程式化的认知模式,把很多需要辨析的知识当成如如不动的自明的知识。我这么说是有所指的。放眼望去,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开始,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研究,有影响的著述大多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而是外国人写的。外国人未必比我们看得多,理解得深刻,但恰恰是这一弱点能使其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刨根究底,从而有所发现。这里不妨以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革命研究三部曲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读研究生时就阅读了她的《华北的造反者和革命者》,该书以100年为时段,从生态政治学的角度分别探究了淮北历史上掠夺的捻军、自卫的红枪会和革命的新四军等三种政治样态(12)。读后很是震动:主题是熟悉的,资料也是熟悉的,但何以中国学者没有如此想问题呢?20世纪90年代,我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内容涉及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读到她的《上海罢工》,其中关于产业工人与非产业工人政治意识的辨析,以及二者在工人运动中不同作用的考察(13),对我的研究很有启发。其时,“冷战”结束不久,革命研究业已失去显学地位。日本学者田原史起回顾道:“现在的中国研究者不是在从事现状分析,便是在进行历史研究。对从事现状分析的人来说,革命已经不是‘现状’,对历史学家来说,共产党革命与中华民国史等相比,不是那种可以激发研究兴趣的时髦题目。”(14)与日本学界悄无声息的集体出走相比,美国学界以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为代表的学者开始重新检讨革命所带来的“解放”(15)。裴宜理则反其道而行之,关注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工人、农民及其家属中所进行的普及教育、所发动的高水平的“非暴力罢工”(nonviolent strike)(16)。2012年,裴宜理出版了《安源》一书,阅读此书不难发现,在一片寂静中,作者却在寻找革命实践中被遗忘的传统(17)。同年5月,我和李里峰教授在哈佛大学曾与裴宜理教授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我劈头就问:你“革命”凡三十载,何以不知疲倦?是什么驱动你不断“革命”的?裴宜理闻言大笑。我这么提问,背后是有问题意识的,即从她的研究中可以引申出两个关涉历史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一是书写者如何捕捉革命的“星火”,从而切入革命历史;二是在理解革命历史时,书写者如何反躬自省现在的地平线。

   1989年,贺康玲(Kathleen Hartford)和史蒂文·戈德斯坦(Steven Goldstein)共同编辑了名为《星火:中国乡村革命》的论文集。在长篇导论中,二人把美国的中国革命研究划分为四个不断递进的时期:第一个阶段(1932-1949)是充满多元和差异性的观察和研究,当中共不断壮大时,美国关于中共的认识反而脱离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由此派生出冷战背景下“谁丢失了中国”(who lost China)的讨论。第二个阶段(1949-1962)除费正清等少数人关注中国革命的内部因素外,绝大多数研究都强调国际因素的介入,即列宁主义的“组织化武器”(organizational weapon)和日本侵略的“关键影响”(crucial impact)。第三个阶段(1962-1970)出现了关于中共革命成功的原因是唤醒了农民潜在的民族主义,还是进行了社会改革的大论争。第四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编者认为“我们处在中国革命研究的新的转折点,正在出现的新一代学者试图解决旧的争论,弥合对立的概念,在形式上加入各种独立的分析”(18)。他们借用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形容中共革命如散落在各处的“星火”(single sparks),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均呈现出不连贯的特征。这样,美国的中国革命研究出现了前述华志坚所说的社会史的视角。

   随着社会史视角的导入,论者开始从区域社会(又名地方社会、地域社会)等角度审视革命。但是,一如整体的、自上而下的叙述存在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能将区域社会固化为一个恒定不变的空间或场域。作为日本提倡“地域社会论”的一员,岸本美绪指出所谓“地域社会论”实则具有“不确定性”(19)。而杜赞奇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al nexus of power)的研究,消解了以区域为单位建构历史叙事的意义(20)。确实,如果不将区域社会之类的概念相对化,所谓革命的社会史研究很可能变成一个缩小尺寸的主导叙述,从而屏蔽了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感。

   回到革命实践层面,我所理解的社会史视野下的革命研究是从革命与民众的触点——“关系”和“事件”上着手的,反过来说,可以借助这些触点透视不同时期和情境下革命的特征。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有一段很经典的话:“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21)“宣言书”申明行为的正当性,从“造反”到“革命”的话语转化即是正名的过程。“宣传队”旨在进行动员。动员谁?如何动员?需要从既存的人际关系网中寻找突破口。秘密会党曾经是革命与民众结合的媒介,而这个媒介随着革命斗争的展开最终必定被整合到匀质化的政治运动之中(22)。

反言之,如果没有这一过程,“播种机”播下的种子是不会发芽的,即使发了芽,也不可能成长起来。上面提到的《星火:中国乡村革命》是很有见地的一本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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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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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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