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写作者而言，阅读不仅是工作，也是生活。上一章谈到了我的写作历程和心得，一切都是因兴趣而生，为什么我独对写作有兴趣，这兴趣从什么地方源起呢？回顾起来，就是阅读，值得说一下。

一　语言的魅力

首先谈一下母语。什么是母语？它是与生俱来，而不是后天学习的。曾经，有一位学者反对双语教学，他认为一个人应该先学会一门语言，那就是母语，然后再去学习别的语言。后天学习的语言，再怎么都是有隔膜的，和你的生命、血液没有直接关系。“母语”这词起得很好，不意味所有的语言，而特指那个和你特别亲密、骨肉相连的语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处在阅读的活动中。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种潜在的爱好，就是喜欢听别人说话。对作家来说，这爱好是明显的，但对一般人来说，它可能比较隐蔽不自觉。在任何一种组合的群体里，总有一个特别会说话的人，而其他人则很热衷听他说话，可能是他本身有说话的天赋，亦可能是被众人推举出来的，演说家有时候是被听众培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说和听的爱好呢？我认为就是语言的魅力。而母语，因为有共同的认知，便能产生共同的想象。从某种程度说，阅读也是想象力的活动。

举个例子，童年时我居住在弄堂，上海市中心的街区大多以弄堂划分。我们家的弄堂紧挨着另一条弄堂，两条弄堂之间原本有一堵墙。1958年“大跃进”，发动全民大炼钢铁，以增加国家的钢产量。那材料是从哪里来呢？大家就把铁窗铁门拆下来，墙也推倒，取用水泥里的钢筋，用作冶炼的原料。我们两条弄堂之间的那一堵墙就拆除了，这种土法炼钢很快就证明完全是浪费，最后生产出一堆废铁。

两条弄堂就此打通，敞开，不同阶层不同方式的生活就照面了。我们的弄堂，人口比较少；那一条弄堂，人口比较多，孩子也多。我们弄堂的空地大，那边则是狭小的，于是，那边的孩子经常跑来我们这边玩。他们的孩子都很具有室外运动的能力，男孩子往往是踢足球、溜旱冰；女孩子的游戏也是运动型的，有一个阶段，她们玩的是跳马、弯腰、翻跟斗、柔软体操和舞蹈。由一个女孩子领头，一群小姑娘占据了我们的弄堂。我们这边多少出于嫉妒，开始驱赶她们，抢占地盘，最后不知道怎么和解了。这一个领头的女孩子，非常有魅力，她不只活泼漂亮，还很会说话，掌握丰富的书面语和俚语。也许和她的生活背景有关，她的母亲是沪上一位著名的滑稽戏演员，她从小又在剧团长大，有时也上台客串些儿童角色，因此养成语言天赋。自从我们交上朋友，就放弃了弄堂里的活动，而是转到户内，听她讲述各种见闻，我们都被她吸引了。

二　农村的阅读生活

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时候，村庄里有一个男青年，也是会说话的人。他读过高中，在当时农村是很少有的高学历。他本来就爱说话，再加上语文教育，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大家都非常爱听他说话。那时是人民公社的体制，又在学习大寨式的劳动评工分，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给每个人评定工分标准。男性壮劳力通常每一工十分。以村落为组织基础的农村社会，还保持着宗族关系。农人们都是乡里乡亲，难以划分厚薄，但是学习大寨是个政治任务，一定要评出高低。减谁的好呢？就减他的，定给他九分半。去掉他这半分的理由是他一旦打开话匣子，周围的人都不干活。倘若是锄地，那么锄头扎在地里，听他说话，不就耽误了劳动生产？这理由说起来有点荒唐，但是可以想象他说话多么好听。

我们庄里还有一个大哥，据说曾经在一个戏班子里唱过戏。这样的文明教化，使他的说话能力、表达能力和对语言的掌握更上一层楼。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话，而是有戏剧性的话。他喜欢讲故事——乡人们称作“讲古”，我从他讲的故事，领略到民间说史的意韵，所谓“渔樵闲话”。他讲述过一个秀才进京赶考的故事。这个秀才要进京赶考，很是紧张不安，临行前晚上做了几个梦，这几个梦的情节都很诡异。他的丈母娘会释梦，他就跑到丈母娘家求解。很不巧他丈母娘出去了，只有小姨子在家，小姨子就问他有什么事。秀才说：“我做了些怪梦，心里很不安，想找丈母娘释解。”小姨子说：“我已经跟母亲学了几手，不比母亲差，可以替姐夫你释解。”第一个梦是太阳地里打伞，小姨子说这个梦很不吉祥，“多此一举”；第二个梦是墙头跑马，小姨子说更不吉利，“有去路无回路”；第三个梦是树上挂棺材，小姨子说太不吉利了，“死无葬身之地”；第四个梦，是他跟小姨子在一起睡觉，小姨子说“痴心妄想”。秀才很沮丧，便打道回府。回家的路上，碰到丈母娘，丈母娘问他为什么这么不高兴，秀才就一一把来历说给丈母娘听。丈母娘说：女儿只是三脚猫，你不妨告诉我，我再替你释一遍。第一个梦，太阳地里打伞，丈母娘说是很好的梦，“万无一失”；第二个梦墙头跑马，丈母娘说好极了，“一趟成功”；他的情绪上来点儿了，就说第三个梦，树上挂棺材，丈母娘说太好了，“一品高官”。大哥刚要讲第四个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听故事的农民，叫他不要讲下去了，说我们都是没有出阁的闺女，有伤风化。大哥就非常潇洒地，一下子站起来说声“完了”，就走了。所以到现在我都不晓得第四个梦丈母娘是怎么解释的。

民间到处都有一些会叙述的人，他们也许不认字，不会书写，但在他们讲、我们听的时候，彼此已经在过着一种写作和阅读的生活了。

三　礼失求诸野

我为什么常提到农村呢？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它带有起源的性质，尤其是大陆中部、黄河流域的农村，持续和保存着几千年的道德伦理，农人们在耕植生活中接受文明教化，是比近代城市的市民更有行为风范的。

我在农村时，常常听到农民批评上海人不懂规矩，他们则规矩严明。例如我们询问人的年纪，总是说：“你多大了？”以他们的说法，只有十岁以下的孩子，才能用“多大”。我们给父母寄信，信封上直接写父母的名字，他们认为应该再有“父母大人”几个字。在我插队的安徽北部乡村，没有出阁的女孩不能说“干活”，要说“做活”。“干”这个字不能出女孩口，男性也不能当着没有出嫁的女孩子说“干”这个字，大约是和性有关系。后来，我读张爱玲的《小团圆》，发现书中所写的家族也有这个禁忌。再想，张爱玲的祖上是安徽合肥，算是一个地域的传统。禁忌中还有，没有出阁的女孩子不能说“高兴”，只能说“开心”，也不能说“无聊”，“无聊”是一个严重猥亵的词。我不知道我所在的农村经历过什么文明上的演变，尤其年轻的男性绝不能在没有出阁的女孩面前说“乖乖”，他们有时候会感叹一下“我的乖乖”，可是在女孩子面前说就是一种冒犯。这让我想起明清小说里会把情人叫作“乖乖”。我亲眼看见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大发雷霆，因为他不自觉中吐出一个“乖”字。

语言禁忌很多，一定是有来历的，只是我们现在找不到源头。在我们村庄上有一个女孩子，她的样貌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非常温柔，大方贤良。她的父亲是我们的生产大队长，应该属于权力阶层，但是当时农村普遍贫穷，这点权力并没有帮助她脱离庄户女儿的命运。她是家里的老大，要帮忙做家务、照顾弟妹和挣取工分，所以没有上学，不识大字一个。有一日，她嫁到本村的表嫂，在地头做活的时候，把她拉到一旁，跟她说：“我娘家有一个兄弟，家底挺厚的，我想给你提门亲事。”表嫂对家底厚的解释是到春天的时候，家里还有三口袋粮食。春天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存粮将尽，新粮还未成熟。这时候不仅没有断炊，还有三口袋粮，意味着相当地富裕。女孩子听了此话勃然大怒，却不失端庄。她说：“表嫂，你这就不对了。提亲的事怎么能跟我说呢？你应该对我大我妈说。”我们那里，父亲是称作“大”的。

你们觉得这句话很熟悉吗？在《红楼梦》里，薛宝钗说过相似的一番话。薛姨妈受贾府嘱托，和薛宝钗说她和宝玉的婚事，薛宝钗正色道：“母亲，这个事情你不该和我说，该是和父亲商量。现在我没有父亲，你就该和我哥哥商量。”你会奇怪，一个偏远的农村，从来没有读过书的女孩子，可是她的伦理观，甚至她的说话方式、措辞用语，和薛宝钗这个大家闺秀如出一辙。中国文化是一个强大文化，体系也非常完整。有一句话叫“礼失求诸野”，我在想这就是“野”。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可能有很多的“礼”都已经涣散、崩溃了。可是，它星星点点地仍在坊间、民间流传。

在农村的生活，就如阅读一样。很多教化、礼制、仪式，或许在城市，尤其上海这样的近代资本建立的城市里消失了，要透过书本才能窥察，却还在乡间真实地呈现出来。我还记得刚到农村时目睹的一场葬礼。这场葬礼很隆重，去世的老太太有一个地位较高的后代，是人民公社的干部，所以她下葬的礼仪很高。虽然她活着的时候少有人在意，好像挺凄凉的，可是身后的哀荣却是相当盛大。我目睹了很多可能是从《周礼》延续和演变下来的场面，比如说她的女儿要哭着回来，表示奔丧：在离家还有半里地的麦田里就大放悲声，一路号哭着进娘家门。之后是连续几天的流水席，就是不论饭时，不间断地摆宴。最后的出殡，场面最为壮阔。她的曾孙子打头，负责挑幡，起灵出家门，走过村道，停在村口，摔破一个瓦盆，再度起步。后面是她的儿孙辈的男性，拄着哭丧棍——一截半尺长的木棍，必躬腰折背才能及地，就这样向前走，同时发出沉重的呜咽声。身后是女性家族成员，互相搀扶，放声大哭，女声的高音在低沉的男声之上，形成类似和音的效果，我想这大约就是“乐”的变通。

四　诗与真

回到阅读书本。我到农村去的时候是十六岁，那时的我，文字生活已经非常顽固地占据了我的生活空间，没有书本阅读不成，所以也就带了一些小说。当时的小说类书籍非常有限，“文化大革命”几乎将所有的文学读物都判为反动和非法，家里的书已经处理掉大半。书店里空荡荡的，图书馆关门，出版社停业。我带去的书是家里尚存的几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出版物：农村题材小说集。村里有一个女孩子，读过中学，她喜欢找我玩，来到我的住处，就翻阅我的书。一次，她翻到赵树理的小说《春大姐》，就放不下了。其时，我们村庄还没有通电，她直看到天黑，第二天又过来接着看。我问她为什么那么喜欢这篇小说，她回答道：“你不知道，这个故事跟我们庄上的迎春特别像。”

《春大姐》是一个中篇小说，讲述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农村生活，一个女孩子和一个小伙子自由恋爱，冲破很多阻力，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类故事在新婚姻法发布的时期非常普遍，但是赵树理的写法跟别人不同，他长期生活在农村，非常了解农民，懂得农民审美的情趣。听女孩这么说，我觉得很惊讶，我所在的农村那么灰暗，那么落后，可是赵树理笔下的农村却很明亮，而且向上，可是她却有这样的联想！她竟然觉得庄上的迎春与赵树理笔下的“春大姐”是相像的。

这女孩告诉我，当时庄上的迎春和本村的小伙子好上了，娘家很反对。娘家反对的诸多理由中，重要的一条是因为都是本庄人，传统上本庄人是不结亲的。不知道是出于血缘相近不利于生育的原因，还是其他，比如说，婆家和娘家在一个庄上，人际关系重叠，会有许多难看之相处。听起来有点勉强，可我觉得其中包含的人情世故，总归有它的道理。不顾迎春家反对，两个年轻人执意要好。有一天，迎春的父母狠狠打了女儿一顿，想不到这一打就把她打出家门，跑到相好的男孩家去了，这是很勇敢的行为，同时也很鲁莽。但男孩家人都很高兴，娶亲是一件很破费的事情，是家庭财政的重大支出，不料天上却掉下个新媳妇。第二天，全村人都看见男孩的母亲笑得合不拢嘴，进城去买脸盆、热水瓶、新衣服，忙着办喜事。

就这个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故事，我和这个女孩子的反应是多么不同。我认为现实生活和书本的故事相比起来，真的太灰暗了，书本上的世界和真实的存在格格不入；她却跟我相反，她在文字里看到了她的生活，她显然比我更热爱她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可能在文字里变得更有趣。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这两个世界，一个是文字的、想象的世界，另一个是我们实际上生活的世界，我们怎么样来对比这两个世界的力量呢？我很难说服自己现实和书本里是一致的。但是，我们怎么处理文字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呢？或是我们全面投降，服从于现实生活？或者是用文字抵抗现实，那么又该如何抵抗？等许多时间过去，我渐渐想到，我必须有一个强大、更合理、更有说服力的文字世界，才能抵抗当时所身处的这个灰暗、让人打不起精神、平淡无意义的世界，这可能就是我们写小说的人的内心驱使。我要特别提到一个老先生——金克木的话。金克木先生有一本类似《论语》的杂文集，书名叫作《文化卮言》。其中一节的标题为《诗与真》，谈到歌德的自传，他说：“我们中国人经常将假和真对立，却很少把诗和真并列。”他怎么解释这句话呢？他说：“我们可以把真作为一个不变数，不论是指真理还是指真实。那么假便是负号的真。但是诗却是正负号的，又真又假，又假又真。”我理解这个正负号的“诗”，是经过两次否定，从真到假，再从假到真。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要创造一个和现实世界对抗的存在，不是用假来对抗，而是用诗。这个“诗”，我以为是泛指一切艺术虚构，对我们来说，就是小说。那么我们如何建设一个小说的世界呢？用什么准则建设小说的世界？阅读又怎样帮助我们建设小说里的世界？

五　文字里的生活

童话与悖论

我想先从我的阅读生活来与大家分享我的成长经历。我似乎回想不起我是怎么学习识字和阅读的，好像生来就会了，阅读对我来说很自然，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就看见了文字。我的生活似乎从来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实际当中度过的，就是吃饭、睡觉、和父母相处、和小朋友一起玩耍；另一种生活则是在文字里，它给了我一个另外的空间。

我初始的阅读，大都是童话和民间传说。有一个童话故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故事讲述一个勇士受到上天的指令，让他去捕捉一只玉鸟，于是登上冒险的征途。上天以很郑重的语气派遣他，他就以为这次出行会很困难，艰险重重。想不到一路顺风顺水，很快就到达了玉鸟所在的宫殿。宫殿的门敞开着，也无人看守。进到深处，玉鸟独自立着，丝毫没有反抗，顺从地让勇士捕捉在手。玉鸟对勇士说：“我可以跟你走，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我给你讲故事，你听了我的故事不能叹息，你一声叹息我就飞回去了。”于是，勇士就松开手，玉鸟立在他的肩头，往前走去。玉鸟讲了第一个故事，勇士忍不住发出叹息，玉鸟就飞回去了。勇士返身抓回玉鸟，再一次上路，玉鸟讲了第二个故事，勇士又叹息了。玉鸟飞回去，勇士回去抓，第三个故事开头……来回反复，一直到第九次，第九个故事，勇士没有叹息，方才成功捉到玉鸟完成上天的任务。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故事的具体内容，既想不起玉鸟让勇士叹息的故事，也想不起最后勇士不叹息的那个，可是它的结构却深印在我脑海。人的记忆很奇怪，像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在选择，安排你记住什么，忘记什么。也许就是玉鸟故事中被我遗忘的内容的部分，从此变成一个逼迫，逼迫我不断地想象故事，使人叹息、叹息、叹息到不叹息的故事。人家的故事忘了，只有编自己的故事。

还有德国的《格林童话》，其中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个力大无穷的傻子。有一天，他跑到邻国去，看见城门上贴着告示，因城堡出现怪物作祟，很多勇士信心满满地进去，不是落败而逃，就是被怪物吃掉，没有一个人成功征服怪兽。国王非常不安，于是发出公告，许诺说谁能征服怪物，夺回古堡，就把公主嫁给他。这种模式的故事有很多，包括意大利歌剧《图兰朵》和中国戏曲《西厢记》，只是结尾各不相同，《西厢记》是老太太毁约了。这则童话故事则很朴素，傻子斩杀怪物，天下太平，国王立刻兑现承诺，把公主嫁给他。公主对他也没什么大不满，并不觉得他傻，只有一样使公主纠结，就是他不懂得害怕，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怕得发抖。公主有一个很聪明的宫女，就像莺莺小姐的红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严冬寒冷的早上，凿开河上的冰，捞了一桶鱼，提到卧室，把傻子的被子掀起来，一股脑浇在他身上，傻子不禁浑身战栗，大叫道：“哎呀！我知道什么是发抖了！”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的生活。

小时候，只觉得故事有趣，后来想起来，这有趣里藏着许多隐喻：为什么公主把懂不懂得害怕作为一个人智商的标准，害怕和智慧有关系吗？过度诠释一下，又似乎有关系。中国人不是讲求敬畏天地吗？再有，如果这傻子是有智慧的人，懂得害怕，那么他就不可能征服怪物，娶到公主。这么一来，故事不是没有了吗？所以，他又必须是一个傻子。这是一个悖论，小说往往都是悖论。

童话是很有意思的。意大利的卡尔维诺收集编撰过一部《意大利童话》，其中一个故事说的是野兔和狐狸。有一天，狐狸在树林看见兔子快乐地跳来跳去。狐狸问兔子为什么那么高兴，兔子回说它娶了一个老婆。狐狸恭喜兔子，兔子说不要恭喜它，因为它的老婆很凶悍。狐狸说，那你真可怜。兔子说不，也不要同情它，因为老婆很有钱，带给他一栋很大的房子。狐狸再道恭喜，兔子又说不要恭喜它，因为房子已经一把火烧掉了。狐狸说可惜可惜，兔子说也别觉得可惜，因为它那凶巴巴的老婆也一起烧掉了。

我们写小说常常是这个样子。从起点开头，经过漫长的旅程走到终点，却发现是回到了原点，但是因为有了一个过程，这原点就不是那原点。所以我们又很像神话里那个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把石头推上去、落下来，再推上去、落下来……永远在重复做一个动作。但这一次和下一次不同，就是那句哲言：“人不会两次涉入同一条河流。”幼年时看童话故事，觉得很好看。它建设了一个奇异的世界，是在现实生活里不可能发生的。慢慢地，成年以后，我对童话的认识似乎递进着、常想常新，今天想是这个样子，明天想又有不同的感受。童话故事看似是孩子的阅读物，但其实，它的意味和形式，隐匿在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阅读童话的经历实际上一直如影随形于我日后的文字生活。

校园小说

再长大一点，开始上学，对童话的热情转移到接近现实生活的阅读。对于一个学龄孩子来说，最恰当的读物莫过于“校园小说”。上一章提过“校园小说”的模式来自苏联，把少年儿童的生活写得很严肃、高尚，因少年儿童是未来的英雄，被赋予实现人类理想的重任。例如说当时非常著名的苏联儿童文学小说家盖达尔，他的小说《铁木儿和他的队伍》里的铁木儿成为少先队员的学习模范，很多学校成立“铁木儿小队”，一种浪漫的激情充盈在我们的学校生活里。铁木儿系列的小说里，有一篇名叫《雪堡司令》，我至今还能记得。

故事讲述街上有两队小孩，分属对立的两派力量，其中一派就是铁木儿。就像我刚才说小时候两条弄堂的小孩争斗打架，而小说将这种小孩子的罅隙政治化了，因而也变得严肃。铁木儿领导的一班小朋友很正义，不欺负弱者，做好人好事，而他的对手是一个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专门欺负小女孩。双方有一场战争，是争夺一座雪堡，即用积雪堆起来的堡垒，相持几日，胜负不决。有一天，铁木儿忽然带领队伍撤退，将雪堡让给“敌方”。原来，铁木儿从母亲口中得知，那个孩子的父亲在前线牺牲了。故事很动人，孩子们拥有着美好的品德，高尚的情操，并且抱负远大。

分裂也是从阅读校园小说发生。我姐姐早我三年参加了少先队，我父亲当时还在军队，就给我姐姐寄来一本书作为她加入少先队的礼物。现在的礼物都是巧克力、游戏软件之类，那个时代的礼物也是严肃的。那是一本精装的书，书名已经记不清了，封面上是一个孩子的雕像，是关于一个苏联少年英雄的真实故事。他的名字叫莫洛佐夫，1918年出生，然后1932年他十四岁的时候，因举报他的富农祖父隐藏粮食被杀死。中国60年代的少年英雄刘文学，遭遇和他很相像，同是和侵吞集体财产的歹徒斗争，失去了生命。可是这个苏联小英雄莫洛佐夫和刘文学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男孩子所揭发斗争的人是他祖父，最终，他死于祖父的手里。于是，这故事就变得更悲惨，令人非常难过。因为这是他的至亲，血缘和阶级的敌对关系，给英雄的事迹蒙上阴影。多年以后的今天才得知，原来这位少年是时代所塑造出来的人物，是由一桩家庭的悲剧演绎而成的。我不打算评价这个事件，我只是想说当时阅读的忧愁。

其实这是一个先兆，预示着我逐渐分裂对文字世界的信赖。这本书让我觉得这世界的残酷，甚至比现实生活更不可依靠。很快，生活就进一步地加剧分裂的状况。1966年，“文革”发生，我早早结束所谓“学业”，到了农村。我身边携带的书，除方才说的农村小说集，还有一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是当代中国作家浩然所著，写的是人民公社新农村的生活。小说里的农村景象光明开朗，前途美好，有阶级斗争，可是不像那个男孩的故事那么混淆阴沉，而是黑白敌我清晰，感情就不会受到严峻的拷问。有爱情，没有私欲，建立在公德和理想之上；有新旧观念的较量，总是进步的胜出。宣传画上拖拉机行驶在光芒四射的田野上的图景，在小说里演化成生动具体的人和事。这和我所在的农村，在气氛上不大一样。

我们村庄上，有一个富农的家庭，男人已经死了，老婆带着一儿一女度日。这一家人都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子，五官端正。女孩子很苗条，她的外号也很妙，叫“铁嘴”。她很会说话，言辞犀利，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几个来回就败下阵来。她不仅嘴厉害，干活也是一把好手。在我们那里，割麦子是用长柄镰刀，叫作“放大刀”。我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读过用大刀割草的场面，工具和姿势都类似“放大刀”，干活的都是男性壮劳力。可是，每每地，这个“铁嘴”女孩子都能进入“放大刀”的行列，她从来不落人后。

割麦的情景回想起来真有些戏剧化。我们的农民其实自有美学，割麦的季节里流行的装束：上身不穿衣服，光着膀子，肩上系一方白色的纱布，很彪悍也很俊美。在一列白披肩的队伍里，有一件花布衫，就是“铁嘴”。庄上人公认她是个人才，私下都为她惋惜，因为她的富农成分，一直没有寻到婆家。到我离开那个村庄的时候，她已经二十岁了。在农村，二十岁对于女孩，是个很可怕的年龄，很难有匹配的对象。她的弟弟也很秀美，同样娶不到媳妇。这一儿一女的婚事都是老大难。这是我在农村看到的阶级分野日常化地体现在个人命运上，和《艳阳天》里斗争的方式不同。书本里的世界固然美好，但却是简单的，它无法覆盖现实的复杂性，所以就变得脆弱。但阅读的经历，在我几乎成为信念，我并不因此而放弃，而是企图寻找出一个更有力量的文字里的世界。

我在农村里独自度过十七岁的生日。生日时，母亲送我一本小说叫《勇敢》，是苏联女作家薇拉·凯特琳斯卡雅所著，写的是上世纪上半叶苏联开发远东、建设共青城的故事，感情很激昂，合乎社会主义史诗的创作原则。母亲送我这本书是希望我振作，对目前的生活唤起一点热情，不要颓唐下去。当然她也知道书本和现实的距离是非常大的，可是除此，还有什么别的路径呢？我们都是容易被书本激励的。

这本书如果按照金克木先生的说法，就是“假”，但是小说确实写得很动人，这就是文字的能量吧！一群青年人在一片荒地上，从无到有建起一座城市是多么激动人心！乌托邦永远吸引着爱幻想的年轻人，但是成长会告诉我们，乌托邦的不可实现在于它的不合理和不人道。前面说过，那个少年英雄出生在一个伦理混乱的家庭，本来是个不幸的孩子，却因为政治需要被塑造成英雄。而《勇敢》所写的开发远东，正是在中国黑龙江边境，带有扩张的意图，结果也是失败的。在不断阅读和学习中，你会发现，在你非常投入、寄予很高理想的那个世界也是有谎言的。这是对我们提出的警告，警告我们，与虚假对立的不只是真实，还有诗。诗和真并列，当我们离开真实的时候，也许也与诗背道而驰了。

所以在写小说时，你要清楚你在建设一个怎样的文字世界。我庆幸我一生总能得到一些启迪，总有人或事引领我，让我走到相对正确的道路，不让我失足。大量混杂的阅读中，你其实很容易走上歧途；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不论错的和对的，具有一种自行调节的功能，纳入你经验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建立起明辨是非的可能性。生活中的缺陷使我情愿与自己的生活保持距离，远一点，书本就提供了这个机会。它们和我的生活可能没有一点相似，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有联系。总的来说，我就是特别需要一个和我实际度过的世界不一样的空间。我不是要藏身逃避其中，而是它让我对我现实的遭遇有抵抗力。当然，它也许加剧我更不喜欢现实生活。要等到书本能帮助我度过这个分裂的时期，令我对正在经验的世界有一点喜欢，还需要很长的道路，还要经历更多生活，读更多的书。因为事实上，写小说的人如果不喜欢生活的话，是无法写小说的。小说和诗不一样，小说跟生活很接近，它是世俗的性格，是人间的天上。

爱情小说

让我再谈一下年轻时读的书。我常说我很喜欢托尔斯泰和雨果，但年轻时托尔斯泰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也不特别喜欢雨果。我最喜欢的是屠格涅夫，这个名字对你们年轻人来说可能很陌生，因为俄国文学不是今天的时尚。在我年轻时，我其实不能完全看明白他的小说。小说里俄国的政治背景，知识分子的苦闷，思想没有出路，那些更深刻的内容我不怎么了解，留在记忆里的印象是模糊的。读书就是这样，把喜欢的东西留下来，不喜欢的、看不懂的东西就放到一边，等待将来的日子去认识，好像反刍似的。于是，我就只看到爱情的部分。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总是有爱情，而且是不幸的爱情，年轻人多不喜欢一帆风顺的爱情，而是受爱情的悲剧吸引，年轻人总是伤感主义的。

屠格涅夫的爱情故事都很伤心。在《初恋》里，一个年轻的男孩子爱上一个成年女性，爱得非常非常深。这份爱里，不仅有情欲，还有成长的渴望，希冀进入成年人的社会，和这个社会平等地对话。这个女人很美，很温柔，而且似乎也知道他的钟情，有一些微妙的回应。结果却是，她爱着他的父亲，一个成熟、经历过生活、有家室妻儿的男人。这不仅是单纯的失恋，而是一个失败的博弈，年龄、阅历、成熟度，和这一切有关的魅力的博弈。但是，还有一个更久远的博弈，这个博弈还未完，还未决出胜负，那就是未来的时间。他总有一天抵达父亲的年龄，父亲却永远回不到他的青春时代。所以，博弈的双方，父与子，都是痛楚的。屠格涅夫小说里有一个父与子的核心关系，他有一部长篇名字就叫《父与子》，可我注意不到，只看见爱情，因为自己也正处在蜕变的年龄，爱情对成长具有启蒙的意义。

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真的不是白读的。慢慢地，我们就建立起一种道德美学，那些深情的爱人们，并没有放弃利他心。虽然爱情是自私的，但是知识分子的人性理想约束着他们，使他们保持对爱的更高尚理解，悲剧就是在这里发生。屠格涅夫所写的故事和我阅读时经历的生活完全不同，他笔下的人和事，于我的处境称得上奢侈，但为什么我能够从中得到慰藉和启发？可能是有一个秘密通道，可能是青春，可能是对爱情的向往，也可能是成长的需要。这大约可说是阅读生活的真谛，你和某一本书——不知是哪一本，会有一个秘密通道，就是这个秘密通道，令你在书中遇到知己，能和这本书邂逅，就是幸运。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共十卷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一部很好看的长篇小说。傅雷先生译的中文版，分成四本，“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不知从什么地方得来第一本，里面包括前三卷。这前三卷，恰是人物从幼年到少年走向青年的成长过程，每一阶段都有一段爱情。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女性读者来说，非常令人激动满足。第一段的爱情是小狗小猫式的，女主角叫弥娜，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钢琴课学生。他是一个穷孩子，有着音乐天赋，从小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除了在宫廷乐队演奏，还要教钢琴帮补家用。弥娜的母亲，一个孀居的贵族夫人，很慷慨地聘用他做女儿弥娜的钢琴教师。弥娜是个任性的女孩，出身优越，吃穿不愁，妈妈又宠着她。起初她看不起克利斯朵夫，因为他生相粗鲁，穿着简陋，不讲卫生，仪态也缺乏教养，所以对他态度相当傲慢。克利斯朵夫是公认的神童，也不买她的账，师生关系就很紧张。可是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把形势整个地扭转了。这一天，小老师指责学生弹了一个错音，弥娜不承认，用手指着乐谱说就是这样的，克利斯朵夫凑近看乐谱，看见的却是少女花瓣儿般的小手，完全是无意识地，他在那手上吻了一下。这一个冒失的举动，把两个人都吓到了。争吵平息，琴课继续，但心情就此搅动起来。

弥娜生活很简单，又没到进入社交圈的年龄，成天无事可做，难免胡思乱想。克利斯朵夫的这一吻，给了她新发现，原来她已经被这个男孩深深地爱上了。爱情遮住她的眼睛，再看克利斯朵夫，他的每一事每一物都变得可爱，钢琴弹得好，才华横溢，他的粗鲁只不过是男子气概的表现，他的破衣烂衫则是艺术家的风格，连他长相都变得英俊起来。克利斯朵夫呢，也以为自己其实早已经爱着弥娜，彼此的敌意不过是爱人之间常有的小别扭。于是，双双陷入情网。这一段爱情很快就被弥娜的母亲看在眼里。她是一个雍容大度的女性，她赏识克利斯朵夫的才华，但也明白他所属的阶层和她们不同，他和女儿之间只是孩子的游戏，一个不恰当的游戏。所以，就不要继续发展，而是及时收场，她带着弥娜离开了。

之后，克利斯朵夫遇到萨皮纳，展开了第二段爱情。年轻人对爱情的想象是概念化的，所以萨皮纳的故事让我有一点不满意。第一，她比他年长，是结过一次婚带个孩子的小寡妇；第二，她出身不怎样，既不是公主，也不是灰姑娘，而是个老板娘，开一间针头线脑的小店，显然缺乏女主角的浪漫色彩。还好，他们爱情的发生比较有戏剧性。他跟着萨皮纳去乡村参加亲戚的婚宴，郊游和歌舞制造了一个民间的欢场，暗中萌生的情愫迅速滋长起来。因为大雨留宿小旅馆，他们隔着薄薄的墙，一举手把门推开就打破通道。两个人都知道墙那边站着对方，等待对方下手，可是都没有足够的勇气，最终蹉跎了时机。这个结局满足我们对爱情的悲剧想象，而当过后再读小说，方才理解，要使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大人，需要经过许多磨炼，和弥娜只是练手，仿佛过家家式地模仿成人关系；到了萨皮纳却是情欲露出水面，这不仅意味外部的生活在进展，更是内部——即身心发育成熟。

第三段爱情更加使我不高兴了。阿达是个粗鄙的女性，在一间帽子店里做店员，这个就更世俗了。她和克利斯朵夫并没有经过任何精神上的交流。和弥娜有钢琴课，萨皮纳有船上的合唱，阿达虽然也是邂逅于郊游，同样进了乡村小旅馆，但却是刻意安排，目的明确，迅速地上了床。这对于我们的道德美学、禁欲教育，最重要的是，罗曼蒂克的爱情憧憬，都太庸俗、太暴露。最令人失望的是，克利斯朵夫对此非常满足。那时候，我们只有第一本，之后的三本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拿到。多年以后，阅读全书，原来还有安多纳德和葛拉齐亚在等着我们。这时候，我们的阅历和阅读，已经积累到可以更尽情地享受其中悲怆的诗意了。就仿佛，和书中人物克利斯朵夫共同成长起来。

现在再读这本书，我最喜欢的段落恰恰是我之前不耐烦、急切想跳过的段落。例如，克利斯朵夫进入反叛的阶段，无论生活、爱情，还是音乐，都看不见前途，看不见意义，他憎恨他的环境，甚而至于他的民族和国家。他到犹太人家庭中寻找异质文化，又投到法国女歌手怀抱，希望汲取新鲜的生机，他到民间爱乐者的群体里，试图回溯音乐的原始性，却总是以失望告终。最绝望的时候，因为一个意外，卷入治安事件，只得离开家乡，流亡法国。在仓促登上的火车上，他朝着巴黎的方向，喊道：“救救我吧，救救我的思想！”到了巴黎以后，他发现音乐就像一个大工场，遍地都是制造和弦的店铺，无处不在。可是他还是找不到真正的音乐，他的思想还是得不到拯救。他到文学里去寻找，到社交圈里、爱情里去寻找，依然不得要领。最后，他生病了，滞留在廉租的公寓顶楼里，身边是庸常的小市民，琐细的日常生活，却感觉到有一种艺术精神在悄悄接近。后来，他邂逅安多纳德的弟弟奥里维，他们七天七夜足不出户，谈论法国、德国、民族、人类、革命……这些章节在年轻时候被视作累赘，草草掠过，现在却觉得精彩极了！非常感谢傅雷先生，他翻译得那么好，真是一场文字的盛宴。据法国文学的专家说：“傅雷先生可说重写了这本书。在法国文学中，罗曼·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影响远不如在中国，这应该归功于傅雷先生的再创作。”有时候，一本书，在你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的营养，成为人生经验之一种。

《简·爱》也是那时我喜欢读的一本书。我读《简·爱》是在“文革”的黯淡日子里，那故事远离现实，遥不可及，它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幸和不幸都是有趣而且有意义的。当我读过许多书以后，再看《简·爱》，难免觉得简单了。爱和自尊，经过跌宕起伏的波折，最终保持圆满的结局，过于甜美，近似类型小说。但是，正因为此，它滋养了我枯乏的生活，缓解了我的苦闷。

阅读令我的生活变成两个世界——实际度过的生活和想象的生活，两者的关系我很难解释。它们好像是并行的，甚至互相抵触，但它们似乎又是有交集与和谐的，我站在书本里看实际的生活，同时，又在实际的生活里观看书本里的。它们之间相隔着距离，这距离开拓了我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