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漫谈阅读与写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9 次 更新时间:2022-01-14 08: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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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  

   对写作者而言,阅读不仅是工作,也是生活。上一章谈到了我的写作历程和心得,一切都是因兴趣而生,为什么我独对写作有兴趣,这兴趣从什么地方源起呢?回顾起来,就是阅读,值得说一下。

  

   一 语言的魅力

  

   首先谈一下母语。什么是母语?它是与生俱来,而不是后天学习的。曾经,有一位学者反对双语教学,他认为一个人应该先学会一门语言,那就是母语,然后再去学习别的语言。后天学习的语言,再怎么都是有隔膜的,和你的生命、血液没有直接关系。“母语”这词起得很好,不意味所有的语言,而特指那个和你特别亲密、骨肉相连的语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处在阅读的活动中。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种潜在的爱好,就是喜欢听别人说话。对作家来说,这爱好是明显的,但对一般人来说,它可能比较隐蔽不自觉。在任何一种组合的群体里,总有一个特别会说话的人,而其他人则很热衷听他说话,可能是他本身有说话的天赋,亦可能是被众人推举出来的,演说家有时候是被听众培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说和听的爱好呢?我认为就是语言的魅力。而母语,因为有共同的认知,便能产生共同的想象。从某种程度说,阅读也是想象力的活动。

   举个例子,童年时我居住在弄堂,上海市中心的街区大多以弄堂划分。我们家的弄堂紧挨着另一条弄堂,两条弄堂之间原本有一堵墙。1958年“大跃进”,发动全民大炼钢铁,以增加国家的钢产量。那材料是从哪里来呢?大家就把铁窗铁门拆下来,墙也推倒,取用水泥里的钢筋,用作冶炼的原料。我们两条弄堂之间的那一堵墙就拆除了,这种土法炼钢很快就证明完全是浪费,最后生产出一堆废铁。

   两条弄堂就此打通,敞开,不同阶层不同方式的生活就照面了。我们的弄堂,人口比较少;那一条弄堂,人口比较多,孩子也多。我们弄堂的空地大,那边则是狭小的,于是,那边的孩子经常跑来我们这边玩。他们的孩子都很具有室外运动的能力,男孩子往往是踢足球、溜旱冰;女孩子的游戏也是运动型的,有一个阶段,她们玩的是跳马、弯腰、翻跟斗、柔软体操和舞蹈。由一个女孩子领头,一群小姑娘占据了我们的弄堂。我们这边多少出于嫉妒,开始驱赶她们,抢占地盘,最后不知道怎么和解了。这一个领头的女孩子,非常有魅力,她不只活泼漂亮,还很会说话,掌握丰富的书面语和俚语。也许和她的生活背景有关,她的母亲是沪上一位著名的滑稽戏演员,她从小又在剧团长大,有时也上台客串些儿童角色,因此养成语言天赋。自从我们交上朋友,就放弃了弄堂里的活动,而是转到户内,听她讲述各种见闻,我们都被她吸引了。

  

   二 农村的阅读生活

  

   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时候,村庄里有一个男青年,也是会说话的人。他读过高中,在当时农村是很少有的高学历。他本来就爱说话,再加上语文教育,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大家都非常爱听他说话。那时是人民公社的体制,又在学习大寨式的劳动评工分,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给每个人评定工分标准。男性壮劳力通常每一工十分。以村落为组织基础的农村社会,还保持着宗族关系。农人们都是乡里乡亲,难以划分厚薄,但是学习大寨是个政治任务,一定要评出高低。减谁的好呢?就减他的,定给他九分半。去掉他这半分的理由是他一旦打开话匣子,周围的人都不干活。倘若是锄地,那么锄头扎在地里,听他说话,不就耽误了劳动生产?这理由说起来有点荒唐,但是可以想象他说话多么好听。

   我们庄里还有一个大哥,据说曾经在一个戏班子里唱过戏。这样的文明教化,使他的说话能力、表达能力和对语言的掌握更上一层楼。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话,而是有戏剧性的话。他喜欢讲故事——乡人们称作“讲古”,我从他讲的故事,领略到民间说史的意韵,所谓“渔樵闲话”。他讲述过一个秀才进京赶考的故事。这个秀才要进京赶考,很是紧张不安,临行前晚上做了几个梦,这几个梦的情节都很诡异。他的丈母娘会释梦,他就跑到丈母娘家求解。很不巧他丈母娘出去了,只有小姨子在家,小姨子就问他有什么事。秀才说:“我做了些怪梦,心里很不安,想找丈母娘释解。”小姨子说:“我已经跟母亲学了几手,不比母亲差,可以替姐夫你释解。”第一个梦是太阳地里打伞,小姨子说这个梦很不吉祥,“多此一举”;第二个梦是墙头跑马,小姨子说更不吉利,“有去路无回路”;第三个梦是树上挂棺材,小姨子说太不吉利了,“死无葬身之地”;第四个梦,是他跟小姨子在一起睡觉,小姨子说“痴心妄想”。秀才很沮丧,便打道回府。回家的路上,碰到丈母娘,丈母娘问他为什么这么不高兴,秀才就一一把来历说给丈母娘听。丈母娘说:女儿只是三脚猫,你不妨告诉我,我再替你释一遍。第一个梦,太阳地里打伞,丈母娘说是很好的梦,“万无一失”;第二个梦墙头跑马,丈母娘说好极了,“一趟成功”;他的情绪上来点儿了,就说第三个梦,树上挂棺材,丈母娘说太好了,“一品高官”。大哥刚要讲第四个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听故事的农民,叫他不要讲下去了,说我们都是没有出阁的闺女,有伤风化。大哥就非常潇洒地,一下子站起来说声“完了”,就走了。所以到现在我都不晓得第四个梦丈母娘是怎么解释的。

   民间到处都有一些会叙述的人,他们也许不认字,不会书写,但在他们讲、我们听的时候,彼此已经在过着一种写作和阅读的生活了。

  

   三 礼失求诸野

  

   我为什么常提到农村呢?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它带有起源的性质,尤其是大陆中部、黄河流域的农村,持续和保存着几千年的道德伦理,农人们在耕植生活中接受文明教化,是比近代城市的市民更有行为风范的。

   我在农村时,常常听到农民批评上海人不懂规矩,他们则规矩严明。例如我们询问人的年纪,总是说:“你多大了?”以他们的说法,只有十岁以下的孩子,才能用“多大”。我们给父母寄信,信封上直接写父母的名字,他们认为应该再有“父母大人”几个字。在我插队的安徽北部乡村,没有出阁的女孩不能说“干活”,要说“做活”。“干”这个字不能出女孩口,男性也不能当着没有出嫁的女孩子说“干”这个字,大约是和性有关系。后来,我读张爱玲的《小团圆》,发现书中所写的家族也有这个禁忌。再想,张爱玲的祖上是安徽合肥,算是一个地域的传统。禁忌中还有,没有出阁的女孩子不能说“高兴”,只能说“开心”,也不能说“无聊”,“无聊”是一个严重猥亵的词。我不知道我所在的农村经历过什么文明上的演变,尤其年轻的男性绝不能在没有出阁的女孩面前说“乖乖”,他们有时候会感叹一下“我的乖乖”,可是在女孩子面前说就是一种冒犯。这让我想起明清小说里会把情人叫作“乖乖”。我亲眼看见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大发雷霆,因为他不自觉中吐出一个“乖”字。

   语言禁忌很多,一定是有来历的,只是我们现在找不到源头。在我们村庄上有一个女孩子,她的样貌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非常温柔,大方贤良。她的父亲是我们的生产大队长,应该属于权力阶层,但是当时农村普遍贫穷,这点权力并没有帮助她脱离庄户女儿的命运。她是家里的老大,要帮忙做家务、照顾弟妹和挣取工分,所以没有上学,不识大字一个。有一日,她嫁到本村的表嫂,在地头做活的时候,把她拉到一旁,跟她说:“我娘家有一个兄弟,家底挺厚的,我想给你提门亲事。”表嫂对家底厚的解释是到春天的时候,家里还有三口袋粮食。春天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存粮将尽,新粮还未成熟。这时候不仅没有断炊,还有三口袋粮,意味着相当地富裕。女孩子听了此话勃然大怒,却不失端庄。她说:“表嫂,你这就不对了。提亲的事怎么能跟我说呢?你应该对我大我妈说。”我们那里,父亲是称作“大”的。

   你们觉得这句话很熟悉吗?在《红楼梦》里,薛宝钗说过相似的一番话。薛姨妈受贾府嘱托,和薛宝钗说她和宝玉的婚事,薛宝钗正色道:“母亲,这个事情你不该和我说,该是和父亲商量。现在我没有父亲,你就该和我哥哥商量。”你会奇怪,一个偏远的农村,从来没有读过书的女孩子,可是她的伦理观,甚至她的说话方式、措辞用语,和薛宝钗这个大家闺秀如出一辙。中国文化是一个强大文化,体系也非常完整。有一句话叫“礼失求诸野”,我在想这就是“野”。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可能有很多的“礼”都已经涣散、崩溃了。可是,它星星点点地仍在坊间、民间流传。

   在农村的生活,就如阅读一样。很多教化、礼制、仪式,或许在城市,尤其上海这样的近代资本建立的城市里消失了,要透过书本才能窥察,却还在乡间真实地呈现出来。我还记得刚到农村时目睹的一场葬礼。这场葬礼很隆重,去世的老太太有一个地位较高的后代,是人民公社的干部,所以她下葬的礼仪很高。虽然她活着的时候少有人在意,好像挺凄凉的,可是身后的哀荣却是相当盛大。我目睹了很多可能是从《周礼》延续和演变下来的场面,比如说她的女儿要哭着回来,表示奔丧:在离家还有半里地的麦田里就大放悲声,一路号哭着进娘家门。之后是连续几天的流水席,就是不论饭时,不间断地摆宴。最后的出殡,场面最为壮阔。她的曾孙子打头,负责挑幡,起灵出家门,走过村道,停在村口,摔破一个瓦盆,再度起步。后面是她的儿孙辈的男性,拄着哭丧棍——一截半尺长的木棍,必躬腰折背才能及地,就这样向前走,同时发出沉重的呜咽声。身后是女性家族成员,互相搀扶,放声大哭,女声的高音在低沉的男声之上,形成类似和音的效果,我想这大约就是“乐”的变通。

  

   四 诗与真

  

   回到阅读书本。我到农村去的时候是十六岁,那时的我,文字生活已经非常顽固地占据了我的生活空间,没有书本阅读不成,所以也就带了一些小说。当时的小说类书籍非常有限,“文化大革命”几乎将所有的文学读物都判为反动和非法,家里的书已经处理掉大半。书店里空荡荡的,图书馆关门,出版社停业。我带去的书是家里尚存的几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出版物:农村题材小说集。村里有一个女孩子,读过中学,她喜欢找我玩,来到我的住处,就翻阅我的书。一次,她翻到赵树理的小说《春大姐》,就放不下了。其时,我们村庄还没有通电,她直看到天黑,第二天又过来接着看。我问她为什么那么喜欢这篇小说,她回答道:“你不知道,这个故事跟我们庄上的迎春特别像。”

   《春大姐》是一个中篇小说,讲述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农村生活,一个女孩子和一个小伙子自由恋爱,冲破很多阻力,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类故事在新婚姻法发布的时期非常普遍,但是赵树理的写法跟别人不同,他长期生活在农村,非常了解农民,懂得农民审美的情趣。听女孩这么说,我觉得很惊讶,我所在的农村那么灰暗,那么落后,可是赵树理笔下的农村却很明亮,而且向上,可是她却有这样的联想!她竟然觉得庄上的迎春与赵树理笔下的“春大姐”是相像的。

   这女孩告诉我,当时庄上的迎春和本村的小伙子好上了,娘家很反对。娘家反对的诸多理由中,重要的一条是因为都是本庄人,传统上本庄人是不结亲的。不知道是出于血缘相近不利于生育的原因,还是其他,比如说,婆家和娘家在一个庄上,人际关系重叠,会有许多难看之相处。听起来有点勉强,可我觉得其中包含的人情世故,总归有它的道理。不顾迎春家反对,两个年轻人执意要好。有一天,迎春的父母狠狠打了女儿一顿,想不到这一打就把她打出家门,跑到相好的男孩家去了,这是很勇敢的行为,同时也很鲁莽。但男孩家人都很高兴,娶亲是一件很破费的事情,是家庭财政的重大支出,不料天上却掉下个新媳妇。第二天,全村人都看见男孩的母亲笑得合不拢嘴,进城去买脸盆、热水瓶、新衣服,忙着办喜事。

就这个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故事,我和这个女孩子的反应是多么不同。我认为现实生活和书本的故事相比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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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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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小说六讲》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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