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写作者而言，阅读不仅是工作，也是生活。上一章谈到了我的写作历程和心得，一切都是因兴趣而生，为什么我独对写作有兴趣，这兴趣从什么地方源起呢？回顾起来，就是阅读，值得说一下。

　　 一　语言的魅力

　　 首先谈一下母语。什么是母语？它是与生俱来，而不是后天学习的。曾经，有一位学者反对双语教学，他认为一个人应该先学会一门语言，那就是母语，然后再去学习别的语言。后天学习的语言，再怎么都是有隔膜的，和你的生命、血液没有直接关系。“母语”这词起得很好，不意味所有的语言，而特指那个和你特别亲密、骨肉相连的语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处在阅读的活动中。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种潜在的爱好，就是喜欢听别人说话。对作家来说，这爱好是明显的，但对一般人来说，它可能比较隐蔽不自觉。在任何一种组合的群体里，总有一个特别会说话的人，而其他人则很热衷听他说话，可能是他本身有说话的天赋，亦可能是被众人推举出来的，演说家有时候是被听众培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说和听的爱好呢？我认为就是语言的魅力。而母语，因为有共同的认知，便能产生共同的想象。从某种程度说，阅读也是想象力的活动。

　　 举个例子，童年时我居住在弄堂，上海市中心的街区大多以弄堂划分。我们家的弄堂紧挨着另一条弄堂，两条弄堂之间原本有一堵墙。1958年“大跃进”，发动全民大炼钢铁，以增加国家的钢产量。那材料是从哪里来呢？大家就把铁窗铁门拆下来，墙也推倒，取用水泥里的钢筋，用作冶炼的原料。我们两条弄堂之间的那一堵墙就拆除了，这种土法炼钢很快就证明完全是浪费，最后生产出一堆废铁。

　　 两条弄堂就此打通，敞开，不同阶层不同方式的生活就照面了。我们的弄堂，人口比较少；那一条弄堂，人口比较多，孩子也多。我们弄堂的空地大，那边则是狭小的，于是，那边的孩子经常跑来我们这边玩。他们的孩子都很具有室外运动的能力，男孩子往往是踢足球、溜旱冰；女孩子的游戏也是运动型的，有一个阶段，她们玩的是跳马、弯腰、翻跟斗、柔软体操和舞蹈。由一个女孩子领头，一群小姑娘占据了我们的弄堂。我们这边多少出于嫉妒，开始驱赶她们，抢占地盘，最后不知道怎么和解了。这一个领头的女孩子，非常有魅力，她不只活泼漂亮，还很会说话，掌握丰富的书面语和俚语。也许和她的生活背景有关，她的母亲是沪上一位著名的滑稽戏演员，她从小又在剧团长大，有时也上台客串些儿童角色，因此养成语言天赋。自从我们交上朋友，就放弃了弄堂里的活动，而是转到户内，听她讲述各种见闻，我们都被她吸引了。

　　 二　农村的阅读生活

　　 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时候，村庄里有一个男青年，也是会说话的人。他读过高中，在当时农村是很少有的高学历。他本来就爱说话，再加上语文教育，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大家都非常爱听他说话。那时是人民公社的体制，又在学习大寨式的劳动评工分，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给每个人评定工分标准。男性壮劳力通常每一工十分。以村落为组织基础的农村社会，还保持着宗族关系。农人们都是乡里乡亲，难以划分厚薄，但是学习大寨是个政治任务，一定要评出高低。减谁的好呢？就减他的，定给他九分半。去掉他这半分的理由是他一旦打开话匣子，周围的人都不干活。倘若是锄地，那么锄头扎在地里，听他说话，不就耽误了劳动生产？这理由说起来有点荒唐，但是可以想象他说话多么好听。

　　 我们庄里还有一个大哥，据说曾经在一个戏班子里唱过戏。这样的文明教化，使他的说话能力、表达能力和对语言的掌握更上一层楼。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话，而是有戏剧性的话。他喜欢讲故事——乡人们称作“讲古”，我从他讲的故事，领略到民间说史的意韵，所谓“渔樵闲话”。他讲述过一个秀才进京赶考的故事。这个秀才要进京赶考，很是紧张不安，临行前晚上做了几个梦，这几个梦的情节都很诡异。他的丈母娘会释梦，他就跑到丈母娘家求解。很不巧他丈母娘出去了，只有小姨子在家，小姨子就问他有什么事。秀才说：“我做了些怪梦，心里很不安，想找丈母娘释解。”小姨子说：“我已经跟母亲学了几手，不比母亲差，可以替姐夫你释解。”第一个梦是太阳地里打伞，小姨子说这个梦很不吉祥，“多此一举”；第二个梦是墙头跑马，小姨子说更不吉利，“有去路无回路”；第三个梦是树上挂棺材，小姨子说太不吉利了，“死无葬身之地”；第四个梦，是他跟小姨子在一起睡觉，小姨子说“痴心妄想”。秀才很沮丧，便打道回府。回家的路上，碰到丈母娘，丈母娘问他为什么这么不高兴，秀才就一一把来历说给丈母娘听。丈母娘说：女儿只是三脚猫，你不妨告诉我，我再替你释一遍。第一个梦，太阳地里打伞，丈母娘说是很好的梦，“万无一失”；第二个梦墙头跑马，丈母娘说好极了，“一趟成功”；他的情绪上来点儿了，就说第三个梦，树上挂棺材，丈母娘说太好了，“一品高官”。大哥刚要讲第四个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听故事的农民，叫他不要讲下去了，说我们都是没有出阁的闺女，有伤风化。大哥就非常潇洒地，一下子站起来说声“完了”，就走了。所以到现在我都不晓得第四个梦丈母娘是怎么解释的。

　　 民间到处都有一些会叙述的人，他们也许不认字，不会书写，但在他们讲、我们听的时候，彼此已经在过着一种写作和阅读的生活了。

　　 三　礼失求诸野

　　 我为什么常提到农村呢？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它带有起源的性质，尤其是大陆中部、黄河流域的农村，持续和保存着几千年的道德伦理，农人们在耕植生活中接受文明教化，是比近代城市的市民更有行为风范的。

　　 我在农村时，常常听到农民批评上海人不懂规矩，他们则规矩严明。例如我们询问人的年纪，总是说：“你多大了？”以他们的说法，只有十岁以下的孩子，才能用“多大”。我们给父母寄信，信封上直接写父母的名字，他们认为应该再有“父母大人”几个字。在我插队的安徽北部乡村，没有出阁的女孩不能说“干活”，要说“做活”。“干”这个字不能出女孩口，男性也不能当着没有出嫁的女孩子说“干”这个字，大约是和性有关系。后来，我读张爱玲的《小团圆》，发现书中所写的家族也有这个禁忌。再想，张爱玲的祖上是安徽合肥，算是一个地域的传统。禁忌中还有，没有出阁的女孩子不能说“高兴”，只能说“开心”，也不能说“无聊”，“无聊”是一个严重猥亵的词。我不知道我所在的农村经历过什么文明上的演变，尤其年轻的男性绝不能在没有出阁的女孩面前说“乖乖”，他们有时候会感叹一下“我的乖乖”，可是在女孩子面前说就是一种冒犯。这让我想起明清小说里会把情人叫作“乖乖”。我亲眼看见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大发雷霆，因为他不自觉中吐出一个“乖”字。

　　 语言禁忌很多，一定是有来历的，只是我们现在找不到源头。在我们村庄上有一个女孩子，她的样貌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非常温柔，大方贤良。她的父亲是我们的生产大队长，应该属于权力阶层，但是当时农村普遍贫穷，这点权力并没有帮助她脱离庄户女儿的命运。她是家里的老大，要帮忙做家务、照顾弟妹和挣取工分，所以没有上学，不识大字一个。有一日，她嫁到本村的表嫂，在地头做活的时候，把她拉到一旁，跟她说：“我娘家有一个兄弟，家底挺厚的，我想给你提门亲事。”表嫂对家底厚的解释是到春天的时候，家里还有三口袋粮食。春天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存粮将尽，新粮还未成熟。这时候不仅没有断炊，还有三口袋粮，意味着相当地富裕。女孩子听了此话勃然大怒，却不失端庄。她说：“表嫂，你这就不对了。提亲的事怎么能跟我说呢？你应该对我大我妈说。”我们那里，父亲是称作“大”的。

　　 你们觉得这句话很熟悉吗？在《红楼梦》里，薛宝钗说过相似的一番话。薛姨妈受贾府嘱托，和薛宝钗说她和宝玉的婚事，薛宝钗正色道：“母亲，这个事情你不该和我说，该是和父亲商量。现在我没有父亲，你就该和我哥哥商量。”你会奇怪，一个偏远的农村，从来没有读过书的女孩子，可是她的伦理观，甚至她的说话方式、措辞用语，和薛宝钗这个大家闺秀如出一辙。中国文化是一个强大文化，体系也非常完整。有一句话叫“礼失求诸野”，我在想这就是“野”。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可能有很多的“礼”都已经涣散、崩溃了。可是，它星星点点地仍在坊间、民间流传。

　　 在农村的生活，就如阅读一样。很多教化、礼制、仪式，或许在城市，尤其上海这样的近代资本建立的城市里消失了，要透过书本才能窥察，却还在乡间真实地呈现出来。我还记得刚到农村时目睹的一场葬礼。这场葬礼很隆重，去世的老太太有一个地位较高的后代，是人民公社的干部，所以她下葬的礼仪很高。虽然她活着的时候少有人在意，好像挺凄凉的，可是身后的哀荣却是相当盛大。我目睹了很多可能是从《周礼》延续和演变下来的场面，比如说她的女儿要哭着回来，表示奔丧：在离家还有半里地的麦田里就大放悲声，一路号哭着进娘家门。之后是连续几天的流水席，就是不论饭时，不间断地摆宴。最后的出殡，场面最为壮阔。她的曾孙子打头，负责挑幡，起灵出家门，走过村道，停在村口，摔破一个瓦盆，再度起步。后面是她的儿孙辈的男性，拄着哭丧棍——一截半尺长的木棍，必躬腰折背才能及地，就这样向前走，同时发出沉重的呜咽声。身后是女性家族成员，互相搀扶，放声大哭，女声的高音在低沉的男声之上，形成类似和音的效果，我想这大约就是“乐”的变通。

　　 四　诗与真

　　 回到阅读书本。我到农村去的时候是十六岁，那时的我，文字生活已经非常顽固地占据了我的生活空间，没有书本阅读不成，所以也就带了一些小说。当时的小说类书籍非常有限，“文化大革命”几乎将所有的文学读物都判为反动和非法，家里的书已经处理掉大半。书店里空荡荡的，图书馆关门，出版社停业。我带去的书是家里尚存的几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出版物：农村题材小说集。村里有一个女孩子，读过中学，她喜欢找我玩，来到我的住处，就翻阅我的书。一次，她翻到赵树理的小说《春大姐》，就放不下了。其时，我们村庄还没有通电，她直看到天黑，第二天又过来接着看。我问她为什么那么喜欢这篇小说，她回答道：“你不知道，这个故事跟我们庄上的迎春特别像。”

　　 《春大姐》是一个中篇小说，讲述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农村生活，一个女孩子和一个小伙子自由恋爱，冲破很多阻力，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类故事在新婚姻法发布的时期非常普遍，但是赵树理的写法跟别人不同，他长期生活在农村，非常了解农民，懂得农民审美的情趣。听女孩这么说，我觉得很惊讶，我所在的农村那么灰暗，那么落后，可是赵树理笔下的农村却很明亮，而且向上，可是她却有这样的联想！她竟然觉得庄上的迎春与赵树理笔下的“春大姐”是相像的。

　　 这女孩告诉我，当时庄上的迎春和本村的小伙子好上了，娘家很反对。娘家反对的诸多理由中，重要的一条是因为都是本庄人，传统上本庄人是不结亲的。不知道是出于血缘相近不利于生育的原因，还是其他，比如说，婆家和娘家在一个庄上，人际关系重叠，会有许多难看之相处。听起来有点勉强，可我觉得其中包含的人情世故，总归有它的道理。不顾迎春家反对，两个年轻人执意要好。有一天，迎春的父母狠狠打了女儿一顿，想不到这一打就把她打出家门，跑到相好的男孩家去了，这是很勇敢的行为，同时也很鲁莽。但男孩家人都很高兴，娶亲是一件很破费的事情，是家庭财政的重大支出，不料天上却掉下个新媳妇。第二天，全村人都看见男孩的母亲笑得合不拢嘴，进城去买脸盆、热水瓶、新衣服，忙着办喜事。

就这个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故事，我和这个女孩子的反应是多么不同。我认为现实生活和书本的故事相比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