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业军:自将前朝作本朝

——论王安忆《天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4 次 更新时间:2014-11-05 20:59

进入专题: 王安忆   《天香》  

翟业军  

写了那么多老上海、新上海的家长里短和啼笑因缘,王安忆一定惶惑了:这些曲里拐弯的爱恨、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仇都是从哪里来的?上海之为上海的根究竟锚在何处?于是,她便藉着《天香》为上海写起了前史,寻起了根。有了根,海上繁华梦就落实了,稳妥了,还可以长长久久地做下去。不过,那个松江府下辖的蛮荒小县如何有力量、有底气为大上海“背书”?小说家王安忆又怎么甘心终日矻矻地做起“考古学”?《天香》说不定另有玄机。

一、“简单过去时”

《天香》如此开头:“嘉靖三十八年,上海有好几处破土动工,造园子。”确凿无疑的时间、地点,直接了当的事件陈述,组构成罗兰·巴尔特所说的“简单过去时”。“简单过去时”貌似一种“考古学”态度——不裹挟进叙述者的情绪、立场,杜绝任何的时序穿插,原原本本道出事件的始末即可。不过,“简单过去时”显然是不可能的,叙述怎么能够完全抹去叙述者的痕迹?站在当下回视那段过去,本身不就是一种时序的交错、重叠?重叠的时序又如何忠实、完整地复现过去?不可能的、自反的“简单过去时”其实是一种狡计,它就是要用它表面上的直接展现性取消、遮蔽掉事件被抛入、被展现、被给予时的活生生的从而也是不稳定、不可捉摸、不可复制的样态,于是,具体的被打入抽象,晦暗的变得剔透,瞬息万变的转眼凝固,一个“具有了一种代数的稳定性和图式”的世界油然浮现。代数世界当然是井井有条的,就像巴尔特所说:“简单过去时最终就是一种秩序的表现,因而也就是一种欣快感(euphorie)的表现。由于这种欣快感,现实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荒谬的,而是明朗的,一清二楚的,它时时刻刻被聚集和保持在一位创造者的手中。”1巴尔特所说的秩序可作多方面理解。首先,有秩序的世界是透明的、扁平的,扁平世界里万事万物都取消掉各自的时态,填平了深度,成为一帧既具体又抽象、既即时又永恒、既无限伸展又片刻在手的画卷,画卷的这里说的是过去,指向的却一定是现在,那里呈现的是现在,却总有过去的投射和烛照。对此透明、扁平的世界,王安忆亦有会心。《天香》说:“历代史官修撰,都是本朝记前朝;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则是本朝记本朝。”“本朝记前朝”是历史,“本朝记本朝”是“读书人的功名,劳作者的生计,发送老的,拉拔小的”,是众生,而打破历史与众生各自的时间向度,把它们焊死在一起,并于历史里窥见众生的深广,在众生中发现历史的悠长,则是小说。小说就是一种自将前朝作本朝的努力,前朝旧事正是也只能是当下繁华的注脚。这一次,王安忆来到晚明,缕述“天香园”的盛极而衰和“天香园绣”从废墟处的萌芽、茁壮,就是要追索当下上海的精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泼悍、生辣的力量才能让上海历经轮回却生机依旧?上海为什么会由生而死却又必然起死回生?这既是“考古学”,又是即时记事,既是寻根,又是枝枝叶叶的勾描。其次,世界本是零散的,秩序则是创造性的,有秩序的世界背后一定站着一位秩序创造者,秩序创造者创造出有秩序的世界,就像造物主开启出万物。稍有不同的是,造物主开启出万物,并把自己以及造物法则隐匿在万物的背后,秩序创造者创造出有秩序的世界,却在创造的过程中指示出创造性,并把创造性强加给读者。也就是说,“简单过去时”的叙述者创造出秩序,还要用这一秩序秩序化读者,这一机制,巴尔特径直命名为“神话学”:“小说以及在小说中的简单过去时就是神话学的对象,它们在其直接的意图性之上又添加上另一种教义……”2由此领悟观《天香》,我们会看到有一位超强的叙述者/秩序创造者,如同疏浚申江为混沌天地分出经纬一样,给一段纷纭的上海旧事划定了秩序,并把这一秩序当作一种教义传递给读者。在此过程中,叙述的声音越是强大,叙述出来的世界就越是秩序井然,就越像神话,而人物的声音也会越发地被叙述者的声音搅乱、遮蔽,难怪申明世、柯海、镇海、小绸、希昭、蕙兰、闵师傅、杨知县等人的议论、喟叹会不可避免地趋同化,他们无不是凝神默想的王安忆啊。王安忆就像泛神论所描述的神,在每一片叶子、每一个微笑背后乍现灵光。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秩序不仅是王安忆为上海前史划定的,更是她为当下上海锻造出的精魂,她把这一精魂用细说前朝的方式春风化雨般讲给众人听。蕙兰对希昭说:“我是塑胎,婶婶是吹气……”上海的数百年沧桑流转是塑胎,王安忆写《天香》则是吹气。她起码有吹气的野心,要让上海在饱吸了这一口气后,成为一幅“字字如莲,莲开遍地”的“天香园绣”。不过,蕙兰又说:“那一口气是天派给的!”王安忆通灵有术吗?

代数世界虽是抽象的、稳定的,却并不拒绝细部的活色生香,比如“香云海”,也如柯海、小绸夫妇之间紧张的、丝丝入扣的情战。但是,细部的灵动、幽深和绵密并无损于全局的稳定,全局的稳定性反而因为一个个有厚度、密度和韧度的细部而愈益有力起来——同一、板滞的稳定性一定是脆弱的,各有生机甚至相互冲撞着的稳定性才是坚实的。如此富有弹性和张力的稳定性正是代数的本然特性——代数运算既是具体的数与数之间的消长,亦是抽象的、恒定的法则,法则寓于消长中所以无比生动,消长即是法则因而妙态庄严。建构出这样的稳定世界,王安忆追索、锻造出的上海精魂就有了牢不可破的依托,也有了犹如代数运算般不证自明的公理性和新鲜生辣的具体性——公理性是说这样的精魂是上海一贯葆有的,具体性则指从来如此的精魂代代均有源出于时代特性的精彩演出。

顺理成章的追问是,《天香》究竟锻造出了什么样的精魂?这一精魂纯属王安忆的臆想,还是她为肉身上海吹进的一口“天派给的”气?

二、反写红楼

天香园即如大观园,都有玲珑中透着奢华、铺排里亦有清简的营构,有四时轮换的美景,有不务正业却为爱钟情的浪荡子,有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更有编织这一切的绵绵密密的针脚。也同大观园一样,天香园从建成之刻起,就有着大厦将倾,最终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隐忧。不是隐忧,是切切实实的忧虑,就像流光溢彩的“香云海”中,申儒世心中叫一声好,“继而不安起来”,也像小绸倚在绣阁的窗前,看着一船的锦绣,“好看得令人担心”。果然,忧虑成真,申家人丁陨落、星散,天香园荒芜、頽圮,混入寻常百姓家。小绸早就心痛:若要有半点变迁,这些金枝玉叶哪里惊动得起?难怪会有粗心的读者想当然地认定《天香》乃是悲金悼玉之作,堪称一部当代《红楼梦》。

不过,《红楼梦》建基于一种“空”的领悟,王安忆对于“空”却另有话说:“四大皆空的‘空’并非虚空的‘空’,反是‘有’,因都是‘有’,所以才能‘撒手’……”“空”即“有”,“有”也“空”,但是,在“空”与“有”的辩证中,王安忆最终落脚在“有”上,一种即便“撒手”了还在的“有”。这里的“有”从与“空”的辩证中挣出,就不是未雨绸缪、集腋成裘之类单向度的、脆生生的、终将坍塌成“无”的“有”。后面的“有”是小康之家甚或一般文明的成就之母,亦是败亡之因,前面的“有”则是上海历经数度颓败之“空”却仍能开辟出新一轮盛世的根本动力——正因为不怕“空”,“空”了又怎样,上海才能实打实地“有”。正是在这里,王安忆开始触摸到了上海的精魂:上海原来是传统生存哲学的异数,我们一直笃信“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呀,上海又是中华文明真正的传薪人,中华文明从来就认定了“有无相成”。有了这样丰润的“有”打底,《天香》就不会像《红楼梦》一样悲愤、悲凉,而是潇洒的、健旺的、生生不息的。如此潇洒,就算奢靡无度、放浪无形,也是一种巴塔耶意义上的能够获致“至尊性”的“浪费”,就像小绸想:“申家人都是一种人,无邪、无忧、无虑,因此而无赖。”“无赖”,一个多么喜不自胜的名词。如此健旺,就算正在衰朽也不会荒芜,而是蛮横得很,就像闵师傅游天香园,先以为气数将尽,实则还有更大的、势不可挡的气数:“这是什么样的气数,又会有如何的造化?闵师傅不禁有些胆寒。”如此生机,就算完全败落,花园辟作了菜园,也会生出一股怡然自得,“就好比紫藤一类的花,开相好,败相也好”。

“败相也好”,是超越一时毁誉的潇洒,亦是对另一轮勃兴终究会到来的稳稳的相信。正是在这赢获了“至尊性”的败相处,“天香园绣”走出天香园,开枝散叶,蔓生为一方神品,难怪王安忆会说《天香》结尾的生机特别大。结尾的生机勾连起上一轮的繁华和下一个盛世,上海就在这样的由盛而衰又由衰转盛的循环中焕乎有光。王安忆贴着申府(上海)的前身后世推衍开来的乐观、笃定的叙述态度,当然迥异于《红楼梦》的急转直下、无处话凄凉,基于此,王德威认定:“《天香》其实是反写了《红楼梦》以降世情小说的写实观。”3反写红楼,不是王安忆有意与曹雪芹断裂,开创别一种小说诗学,而是源于她牢牢把攥住上海精魂的自信满满,源于她对这座城市以及生息其中的人民的无尽爱意。这是王安忆的上海观,亦是她的世界观、生命观和写实观。

反写红楼,未必就与革命叙事合拍。革命叙事着眼于“有”,当然要把《红楼梦》颠倒过来,从废墟处出发,写出个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革命胜景。但是,革命叙事是线性的、目的论的,永远会觉今是而昨非,一定要从一个胜景走向另一个更恢弘的胜景。一往无前的革命叙事讳言“空”,拒绝“空”,因为“空”从来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种价值立场。没有“空”的向度,“有”就是单薄的,会被自身的重量生生撕裂,所以革命叙事从来到不了目的地,只会坠落在某一处断崖。王安忆的上海故事却是从“有”到“空”,再从“空”到“有”,在“有”与“空”的无休止循环中汲取不竭的动力。这种虎虎生风的循环论不同于佛家轮回的“空”,亦不同于《红楼梦》的末世景观的“空”,更不同于革命叙事的目的论的“有”。在“有”与“空”相激相荡的张力挣开的一片空地上,正好可以安妥王安忆那颗结结实实的世俗心,也恰好能够铺陈出大上海的不老传奇。如此说来,《天香》既与传统叙事理念大异其趣,也与革命叙事模式扞格不入,王安忆别无依傍地开掘出一种属己的、生意盎然的小说诗学和生命态度。

三、“中庸”构境

王安忆一直迷恋于近义词的辨析,比如好看和漂亮,喜欢和爱。她只有用否定的方法,小心翼翼剔除一个个相似的情境,才能逼出一个心仪、熨帖的境界。这一次,她反其道而行之,淘出一批反义词,比如“有”与“空”,把它们搅拌在一处,看看到底会化合出一个什么样的天地来。《天香》中的反义词可以分为多个层次:

其一,日常生活中相反却相通的感受、情绪。比如,镇海媳妇惘然道:“还是俗些好啊,看得见,摸得着,即便结仇,也是身边人!”结仇了也是身边人,身边的正是结仇的,生命难道不得不在爱恨纠结、爱恨未明中得过且过?也如,李大说张陞、张陛两对夫妇,大的一对近,小的一对远,老爷却说:“近是狎,远是知。”远如何知?不过,不远又怎么知?人心就是如此捉摸不定。再如,张陛死后,蕙兰向夫人陈情,那一晚的情景谁都不再提起,“因是有无限的伤心,还有放心”。因为伤心所以放心,放心了反而更伤心,生之凄恻,莫过于此吧。这样一来,反义词的连通,竟是对于生命的深度和幽微的蠡测,九曲回肠一样的生命就在这些反义词的光耀下一片澄明。人,哪里能够一言以蔽之。

其二,截然相反又泯然相契的世情、世态。比如,众老爷说牡丹,说到北地是“王天下”,苏松是“稼禾天下”,“两地各有艰难,生机都是庄严的”。堂皇如“王”,卑微如“稼禾”,原来俱有一派庄严的生机,未可亲狎。再如,“香云海”与“设市”,一雅一俗,可谓天上人间,“却都是惊人的别致”。大俗近雅,大雅入俗,雅俗无非是真性情的流泻,根基处声息相通。雅俗交汇的聚焦点就在上海:“上海的清雅就是杂在这俗世里面,沸反盈天的。老庄也好,魏晋也罢,到此全作了话本传奇。”上海就是有这么大的、好的胃口,一股脑吞咽进雅与俗、庄玄与传奇,滋养出一股泼辣、丰沛的活力。与此相反,《红楼梦》力避村俗。没有俗气、俗骨作支撑,大观园雅则雅矣,终究不过是一场“枉凝眉”。不单雅俗,上海从来都五方杂处、鱼龙混杂,它所呈现出来的面目也就光怪陆离、阴阳莫辨,就像上海人见庙就拜,“是糊涂,也是务实,还有几分天真”。糊涂可以是天真,天真怎么就不能务实,上海的同化力真是惊人。所以,上海从来就是正反同体的,能够源源不断地自我孕育、增生、分解,从而开创出一个又一个的盛世,这些盛世织就一个海上繁华梦,在我们的心头根深叶茂。

其三,相反相成的范畴。比如,张南阳论叠石:“那景也是人造,都是假,假中假,假上假,假对假,惟有一样是真,就是物之理。纵是造假,亦必循物理之真,因此,假是假,却是真亦假时假亦真的‘假’。”“真”与“假”的辩证《红楼梦》早已挑明,张南阳/王安忆的洞见在于,“假”不仅能在某种情势下转换为“真”,“假”本身就有物理之“真”,“假”即“真”。正是在“假”中寻“真”,蕴蓄起“真”与“假”相互冲撞又彼此激发的巨大能量,而不是简单地仿“真”,让“假”消泯于“真”,张南阳才会成为一代叠石宗师。也如,希昭慕古,却又是世间人,她由字而画,就是从“虚”向“实”靠近,不过,就是再“实”些,还有那一片“虚”打底。“虚”的意境,辅之以“实”的功夫,希昭才有力量把“天香园绣”推向巅峰,巅峰从来隐现于相反力量的对峙与和解中。再如,人道是“天工造物”,希昭却说:“哪里有什么天工?哪一针哪一线不是出自人手?”不过,光有“人手”,缺了“天工”,岂不就是塑胎而已?还是镇海媳妇说得好:神人一体。非神非人,亦神亦人,神与人、“天工”与“人手”既吸引又排斥的张力乃能化育“艳到惨处”的绝品。关于神人之辨,小绸亦有申说:“世人只知道天香园绣,其实是锦心一片!”绣即人,锦心即神,绣其实是锦心,神也就是人,就像小绸、希昭纵是高妙,又怎么离得开那个缄默不言的闵女儿?闵女儿的细细针脚不也是一颗纤巧的女儿心?

上述反义词的辩证让人想到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想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老子区分出一个个对立项,却从不在对立项的任一边勾留,因为任一边都是观念性的、现成状态的,因而也是滞涩的、任人摆布的,他一定要居于对立项之“中”,从对立项的循环往复的关系里开启出一种本源构成,或曰构境。对此,张祥龙有明确认定:“从不会有‘独立的’构成,而只有居间周行的构成。”4同样,王安忆也从不拘泥于对立项之一隅,她一定要“周行”于儒世的拘谨与明世的放旷、柯海的“得”与镇海的“失”、小绸的“天工”与闵女儿的“人手”之间,从而“冲气以为和”。悠游于“和”,也就相接于“道”了。不过,王安忆写《天香》是要为当下上海造魂,而不为悟“道”,“道”无论怎样高远,都不能满足王安忆的世俗心——终极追求不也只是生命向度之一种?那么,上海的精魂究竟是什么?

还是要回到“中庸”。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也就是不偏向对立项的任一边,“允执厥中”。但是,“庸”不一定是“不易”,“不易”就是一种凝滞的现成状态。还是《说文解字》将“庸”训为“用”说得通:“中”“意味着摆脱了任何现成思维方式的‘在构成之中’”5,如此灵动的、不断生成的构境又不仅是一种绮思而已,更要落实到“庸”/“用”,归结到日常生活中来。这种对立项之间相互对待、彼此造就的“中庸/用”构境,正是王安忆追索、锻造出的上海精魂。你看,世人不是都说唐子畏流于轻俏吗,上海偏偏觉得他古今南北合一体,别是一种风流,风流哪里只有古雅这一种?“天香园绣”仿佛是一种女性甚或无性的秘术,比如小绸与丈夫反目、希昭的丈夫出走、蕙兰的丈夫病故、戥子立誓不嫁,乖女毁容,但是,哪一副绣品不是她们对于爱人的爱意或者恨意,一种不得不以恨意表达的爱意啊,就像蕙兰刺绣时,四下很静,静里喳喳起了许多噪音,只喊一个名字:张陛!这样的“天香园绣”还只是闺阁中的心传,太过精巧,它只有移至坊间杂院,成为一种生计,才能蔚为大观。有“用”乃大,乃能得“中和”。所以,只有“艺”,一种扎扎实实的、可以赖以为生的“艺”——“天香园绣”——才能把那么多对立项激发进构成态,也只有时时处于构成态,上海才能历经轮回仍葆有生辣、豪横的生机。这样看来,上海杂食种种乃臻“中庸”构境、至境,底子终究还是世俗的。

“中庸”构境生成上海精魂,此一构境早就让吴先生觉出不凡:“一股野气,四下里皆是,蓬蓬勃勃,无可限量。似乎天地初开,一团混沌远没有散干净,万事万物尚在将起未起之间。”“将起未起之间”正是《中庸》所描述的“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一定是混沌不明的,混沌不明才能鼓荡出生机一片。这一片生机从晚明绵延至当下,又从当下回注给晚明,本朝、前朝就一同被打入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代数世界中。此一世界由王安忆不疾不徐地道来,让我们不得不叹服:王安忆真是一位神奇的吹气人。

不过,跳出王安忆的叙述之魅,我们会感到些许不足:“天香园绣”终究是往小处走的,没有大开大合、大纵欲大销魂的另一面,哪能形成“中庸”构境?王安忆为上海所塑的精魂,可能还天缺一角。


注释:

1【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2【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3【美】王德威:《虚构与纪实—王安忆的〈天香〉》,《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2期。

4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88页。

5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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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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