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启蒙”的精神现象学——王安忆《启蒙时代》里的虚无与实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9 次 更新时间:2009-03-23 11:25:31

进入专题: 启蒙   精神现象学   王安忆   启蒙时代  

张旭东 (进入专栏)  

  

  [提要:《启蒙时代》是在正面地讲启蒙,讲一个启蒙的时代。王安忆没有放弃“革命后代”的正面意义,而是要为这种不成熟的社会主体提供各种各样的增补、反题、对立面、否定性和自我超越的可能。沿着这种叙事逻辑,原来是对立的东西,可能 在一个新的辩证法里获得一种新的综合,而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是探讨这种综合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在“启蒙”和“教养”的标题下,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新社会的“礼 ”和“野”的互动关系,从而为一种能够持久的、现代的、批判的但又合乎传统习俗的人格和社会秩序找到更深的根据。由一种“礼”来规范“野”固然是教 养意义上的“启蒙”; 但有时由一种“野”来重新界定“礼”的实质,在现代性和“文化革命”的意义上,也应该被视作“启蒙”的内容。《启蒙时代》作为文学作品描绘了一种个人精神面貌和精神气质的原型,一种“启蒙时代”的人格。这种道德的和历史的可能性,已经通过“审美”的方式由当代文学提出来,但我们目前在思想 上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理解自己的过去,同它和解,把它作为自我的精神现象学内容,包容在自我成长的历史叙述之中。因此,我们对“我是谁 ”、“我们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 ”的问题也只能持一种回避的、存而不论的虚无主义态度。]

  

  读 《启蒙时代》的第一个感觉是,同《长恨歌》相比,它立意更大,结构上也更难处理。《长恨歌》虽然时间跨度大,但可以依托情节剧的套路,讲一个女子的传奇故 事。1949 年把一个“上海小姐”的人生一分为二,接下来是命运的演绎,基本上是怎么写怎么好看,因为符合一般读者的预期和想象。在今天看,我觉得《长恨歌》最好的地 方不是它的故事性展开,而是它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和议论,这是王安忆自己亮相的地方,也最有当代经验的底色,比如对1950 年代、60、70 年代直到80 年代初的感觉和把握。总体上讲,《长恨歌》的思想内涵和叙事结构都不如《启蒙时代》具有挑战性——写《启蒙时代》这样的作品,作家不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 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积累都拿出来,是支撑不下来的,因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它都是个无所依托的东西,所以一定是观念和内心动力的产物。那么王 安忆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大东西 这种欲望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叫《启蒙时代》“启蒙时代 ”这个书名,对当前文学研究界也好,知识界也好,都还是有一点刺激的。因为按照我们后革命时代的“正史”来说,文革这段时间被定义为新的蒙昧——政治狂 热、群众运动、直到上山下乡,学校都关门了,连基本的教育都中断了,“十年浩劫”,需要后人来“拨乱反正”,有什么思想性可言,又谈何启蒙 王安忆告诉我,这本小说最初的名字叫“思想者”,后来改做《启蒙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启蒙”的命名不是心血来潮或刻意制造戏剧性,而是深思熟虑 的结果,实际上提出的问题是: 那个时代产生了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那种特定的精神生活造就了什么样的人格、什么样的人,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 通过这个问题,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就触及了我们时代的大问题,即当代中国集体性的自我理解,说白了就是“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样的问题。要思考这个问题,不回过头去重新看中国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有完整的答案的。这还只是“思想者”的含义。而“启蒙”就更进一步 了。因为“启蒙”的基本含义是从蒙昧状态中摆脱出来,成为有自我意识、独立精神和方向感的人。启蒙是一个精神上的成人礼。自五四以来,“启蒙”一直是一个 正面的、让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热血沸腾的词。那么在王安忆的这部小说里,“启蒙”还是这个意思么 启蒙的内容是什么 谁启谁的蒙 谁受谁的教育 谁的自我教育和成长史将成为当代集体经验定性,变成历史叙事的主干和基本内容 这些问题都可以一步步追问下去。

  不过,我们读这本小说时会看到, 《启蒙时代》里的“启蒙”概念是具有一定的反讽性的,就是说,在作为名词、口号、概念的启蒙和作为思想实质和生活实质的启蒙之间有一个预设的批判性间隙。 《启蒙时代》自身的叙事空间和思想空间,就是在这个间隙里展开的。这部小说虽然名字叫做《启蒙时代》,但却不一定是简单地站在启蒙或“思想者”这一边。就 是说,在这部小说里,“启蒙”的定义是不能在主人公们时时挂在嘴边上的话里面去找,而是要到别的地方去找,也就是由作者推着她的人物去找; 这些人物的经历、体验、困惑、痛苦、欢乐、思想认识等等既是“成长小说”的文学内容,也是王安忆有关“启蒙”所做思考的思想内容。这里的启蒙者自己需要被 启蒙,而不可以自居在一个精神贵族的位置上。启蒙的理想性,本身要受到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也要受具体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检验,要受启蒙和革命的对立面的 检验。那些大概念、大教条、自以为是的主人翁心态、特权心态,都要在实实在在的经验领域里——比如怎样待人接物,怎样对待自己的父母,怎样同女孩子打交 道,怎样获得知识、形成自己的判断——落到实处,否则的话就应该被修正,被超越。所以在小说里,这个概念本身又带有自我批判的指向,是被“生活”这个更 大、更基本的概念包容着、界定着的。《启蒙时代》里的“启蒙”观念本身的矛盾冲突,本身包含的正题和反题,也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思想张力。如果否定的、负面 的因素压倒了正面的、积极的因素,这本小说是一种讲法; 反之又是另一种讲法。但无论如何,1980 年代以来的“新启蒙”思路都不会喜欢这样一个命名,因为它重新把那个时代带回到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之中,而不是把它仅仅作为“反面教员”或干脆一笔勾销。 把那个时代的这样一批人、把他们的生活放在“启蒙”的大标题下面来审视,王安忆肯定是有一番用心在里面的。

  这部作品的时间跨度很小,只有一年多一 点点。人物是群像式的,是那种“时代的人物画廊”式的写法,但又很有王安忆写人物的特色: 每个人都有来历,都有各自的社会史、风俗史上的定位,都带着自己的问题进入故事。从王安忆作品整体上的发展和变化来看,这种写法既有些总结的味道,又有些 实验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物哪些是在既有的脉络里,哪些脱离那些脉络,打开了新的领域。

  这个小说人物很多,我把他们分成四个系列: 第一个是主角,或男主角系列。这里面有陈卓然、南昌、小老大、阿明,基本上是这四个; 还有次一级的,小兔子、七月等,是外围的,是为了叙事的推进造出一点人物来,这样他们可以跟女孩子接近,可以到谁家去玩,可以有哪些交往,等等,是叙事上 的设置。四个主角里面,中心的男主角是南昌,因为南昌是最麻烦的一个,问题最大,身份或“自我认同”最不确定,跟谁都处在一种紧张关系之中,因为他自己就 很紧张,很不自在。在这个意义上,南昌也最有“自我意识”,因为他一天到晚得想这些问题,想不清楚就陷在里面,不能自拔。他的言谈和行动也常常生硬、鲁 莽、欠考虑,带着些突围的意思。陈卓然比南昌大几岁,就显得从容自信一些,他的阶级身份、思想上的自我定位也都非常明确。他是老区长大的,作为乡下孩子抱 到上海来,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高人一等,在学校里总是出人头地,显得比别人能,然后又很快进入一种精神的修行状态,最后竟变成一架阅读机器,什么都读,读 不懂也要读,很像“老三届”那种阅读方法,拿来什么都生吞活剥硬读进去。那天跟王安忆聊天,她说陈卓然最后变成了“社科院”。同陈卓然比,南昌的认同危机 首先来自不和谐的父子关系,其次来自他跟几个女孩子的关系,然后是他跟整个上海市民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跟所谓小市民的关系。这当然就不仅仅是一个个 人故事了,它变成了这样一个集体寓言: 中国革命的第二代如何从概念领域降落或落实在生活领域——怎样从“国家”到“社会”、从思想到行动、从书本到实际、从自以为是和自我中心到理解这个世界的 有机的、复杂的关系。他在每一个关系里都没有摆好自己的位置,都在苦苦探索,所以是一个很难办的男孩子。但他的能量、傲气使得他无路可退,只能往前走,争 取解决自己的问题。他既没有退路,也不能留在原地; 虽然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看来的华丽的句子作心理支撑,但实际上却是孤立无援。这是一个非常骚动不安的形象。通过这样一个人物,王安忆就把整个 小说组织起来了。如果说整个小说是一个旋涡,那么旋涡眼就是南昌。

  小老大可能是《启蒙时代》男主角中最能让人记住的人物。当然还有阿明,他们两个 从叙事上来讲,是南昌的对话者,有时候像是对手,有时候像是对立面,但是一种narrativecouple,就像堂吉诃德和桑丘,是一对儿,或者打,或 者吵,或者互相补足,这样才有戏。小老大和阿明是从不同方向上来给南昌空洞激烈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提供一种侧面的支持。这种支持有时候是补充,有时候是 挑战。小老大大体算南昌他们的同代人,但年龄比他们大几岁,经历也稍稍不同。陈卓然虽然也大一点,但只是稍微成熟早一点,还不构成知识谱系上的不同。而小 老大不但知识谱系不一样,而且家谱也不一样。他的妈妈是一个戏班子里的女演员,几乎一半在风尘里,可以跟上海小姐王琦瑶和王安忆其他作品里的人物系列联系 上的。和王琦瑶不一样的是,小老大的妈妈最后嫁给了一位新四军高级干部,这才一脚踏入了新社会。所以小老大的身世背后,其实有两条不同的谱系,这跟一般的 军队子弟是不大一样的。南昌和陈卓然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再傲气,碰到小老大就完全傻眼了,因为小老大在知识、阅历、机智上都压他们一头。小老大身上的确有一 种很怪的东西,当然他首先是个病人,在这个意义上就不符合常规,但他的魅力仍然来自于他的知识和阅历。王安忆把阅历、经验、眼光和智慧放在一个足不出户的 人身上,是独具匠心。小老大“补充”了南昌,因为南昌的麻烦在于太“正”,没有一点歪的、斜的、边边角角的东西,没有任何市民生活的经验,没有生活里面那 种带点泥,带点垢,带点阴暗面,却很真实的东西,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是“水至清则无鱼”。南昌这样的男孩子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纯粹的,实际上是一个不通 人情的、教条的、空洞的世界里。这是红色贵族日常生活的空洞性,但这反过来给了他寻找生活真理的愿望和动力。王安忆从自己的立场来说,当然不会用恶狠狠的 语言去“重写”历史,所以她挑选了年轻人的“启蒙”这个角度。这样的批判,还是有原谅和同情的理解在里面。要是她挑选一个成人,一个革命干部来写,就一定 会比《叔叔的故事》更有批判和讽刺的意味,那就要变成控诉了。

  小老大是处在一种病态,完全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但是他的病态对常态有一个冲 击和补足,甚至可以说,他的病态相对于文革初年的“常态”,反到显得从容而富于情趣。小老大的客厅有种不真实的,或者说“超现实”的味道,但如果南昌和其 他的年轻人被小老大的客厅所吸引,那么窗外的现实反倒变得不真实,像做梦一样了。南昌他们穿着军装,扎着腰带,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街道上呼啸而过,是征服者 的后代。小老大虽然也属于高干子弟,但是病怏怏的,只能是裹着毯子坐在自己家阳台上往外看。他的阳台像一个观景台,一个检阅台,这很有意思——他是一个旁 观者。他不参与,但由此获得了一个智性的视角,一种超脱。他的知识谱系完全不是学校的教育,他的很多话比如“人就是菌类”,“生命就是腐烂”“短命是清洁 的代价”“林黛玉就是草”,都是怪里怪气的,但却很有魅力。大家老到他家去聊天,他的屋子也总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小芭蕾舞演员,回国外交官的孩子,等 等,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但集合在一起,反倒有点五湖四海的意思。这种今天看似不可信的场面,实际上在文革期间和文革刚刚结束后的北京、上海都是有的, 我自己也亲眼见过。不过在那时候的学校里、操场上、教室里、大街上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说,在那种正统的生活表象下面,其实总有种种类似秘密小团体似的群体 活动着,补充着、颠覆着、丰富着时代,同它的教条性和空洞性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

  最后是阿明( 何向明) 。阿明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因为他不是高干子弟,而是作为一个下层市民阶级的子弟出现在小说里的。他实实在在,没有空洞的幻想,凭手艺,凭本事吃饭,是南 昌、陈卓然这样孩子的反面。在上海这个特定的环境里面,他们是互相补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张旭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启蒙   精神现象学   王安忆   启蒙时代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学与文化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5733.html
文章来源:2008年第3期《开放时代》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