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我的同学董小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76 次 更新时间:2021-03-11 20: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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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  

  

   董小苹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入学不久,我们就约好了,由她来叫我去上学。前一日下午,我很兴奋地向家里大人宣布了这一消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只听前边大门外有声音叫我的名字:“王安忆!”

   我,妈妈,阿姨,三人一同奔过去开门,妈妈一眼看见董小苹,就惊讶地叫道:“多么好看的小朋友啊!”说罢就去拉她,她逃跑了几步,最终还是被妈妈捉住,拉进房间。记得那一日她穿了一件白茸茸的大衣,戴一顶白茸茸的尖顶帽子,脸蛋是粉红色的,一双极大极黑的眼睛,睫毛又长又密,且向上翻卷着。我妈妈始终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她的美丽使妈妈非常兴奋,而站在一边的我,则满心委屈,妒忌得要命,眼泪都快下来了。当我们终于一同走出门,她很亲热地将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这时候,心中的怒气不由全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感动。

   她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女孩。那时候,我们都这样认为。她不仅形象美丽,而且极其聪慧,功课门门优秀,唱歌也唱得好,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穿着打扮十分洋气。外班的老师或同学提起她常常是说“那个娃娃一样的小朋友”。

   当时,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凡是受过幼儿园教育的孩子,都编在一班、二班,还有三班。像我们第四班,都是没有读过幼儿园直接从家庭来到学校的。因此,在这个班上就出现了一种较为复杂的情况:绝大部分的同学出身都相当贫寒,甚至有一些家长没有稳定的职业。年级里学费半免或全免的同学几乎都集中在我们班,还有一些同学长期拖欠学费。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催缴学费急了,冲动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家一班二班没有一个同学学费半免全免的。”而在四班里却另有一小部分孩子、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者高级职员、知识分子家庭,在学校教育之外,有一些孩子还另外请家庭教师学习英语、钢琴、美术等等。在此就集中体现了六十年代初期的一种“阶级分化”情景。董小苹所住的一条弄堂,是一条相当贫民化的弄堂。弄口有一个老虎灶,老板是一个干瘦多病的老头,也许是患有肺结核或者风湿病,他长年佝偻着腰背,却昂了头,两条胳膊向后伸着,颇像当时广播体操里“全身运动”的那一节,于是,调皮的孩子都叫作“全身运动”。

   他的孙子就在我们班上读书,是出名的皮大王。祖孙住在老虎灶后头一个洞穴样黑暗的破屋内。弄前是繁荣似锦的淮海中路,霓虹灯在夜晚里闪闪烁烁。这弄堂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房屋不整。放了学后,有时候她邀我去她家做功课,我们走进那个烟熏火燎的弄口,踩着破碎肮脏的路面.来到她家门前。

   开门是一条过道,过道旁有一扇门,通向堂皇的客厅,一周皮沙发椅,围了一张西餐长桌,吊灯低垂在桌面上方。在我时至今日的印象里,客厅总是暗暗的,好像从来拉着窗帘,隔开了里外两重天地。我们顺了过道一直走向后面的厨房和洗澡间,再上了楼梯,走进她自己的小房间内。

   墙上挂了她与母亲大幅的着色的合影,母亲背对了照片,她正面地抱着母亲的脖子欢笑。我们做完了功课,就到楼顶晒台去玩,望着楼下破陋的弄堂,就像是另一个遥远的世界。那时候我们无忧无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差别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厄运。

   我们在一起有无穷稀奇古怪的游戏,在她家的晒台上或我家的花园里种葱,并立志要去考农学院。我们将种出来的葱夹在面饼里,吃得生腥满嘴。我们又常常互相生气,由于都是同样的任性与娇惯,谁都不肯宽容对方。而在我们互相冷淡的日子里,彼此都是那么的寂寞和孤独。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各自坐在课桌前,磨磨蹭蹭地整理书包,期待着对方与自己说话。和好的日子则是那样欢欣鼓舞,阳光明媚,就像是为了补偿虚度的时光,我们以加倍热烈的语言表达互相的信任和友爱,这时候,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一个资本家。

   关于她家是资产阶级的事情,早已在学校里传开。由于小学是就近读书,同学都住得很近,谁家是做什么的,谁也瞒不过别人的耳朵。比如某某同学的父亲住在监狱,由于印假钞票判有多年的徒刑,比如某某同学家里是摆小书摊的,他常常带了一叠一叠的小人书来学校看;还有谁家的父母是山东南下的干部,家里家外说的都是山东方言,天天吃馒头,等等。

   同学之间又喜欢传舌,往往会夸大其词。就这样,人们将她家描绘成一门豪富。过了许多年后,我才从她那里了解到:在她父亲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以工业救国的理想和祖上传下的一份遗产,伙同兄弟合资开了一个铜厂。其间几起几落,几临破产与倒闭,几度危难,而终于支撑下来。在她出生的时候,工厂已经公私合营,父母怀了犯罪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吃着一份定息,时时告诫自己和儿女,不得走剥削的道路,做共和国的好公民。

   有一次,她很认真地对我说,现在有一条内部的政策: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果表现特别优异,就可以改变成分。我当时听了就很怀疑,说党的政策是“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并不是改变“成分”的意思。而她坚持说确实有这样一条可以改变“成分”的政策。现在想想,这条政策大约是她自己从“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的思想里生发与推理出来的。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以自己的身体承接了命运的暗影,将她温暖地庇护起来。

   幸福快乐的她将一切都想得那么美好,年轻的共和国且又给人许多希望。后来,我常常想: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董小苹会怎么样?远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似乎从一开头就是这样:除我之外,董小苹几乎很少好朋友,班上同学总是和她很疏远,尽管她学习优秀,参加公益活动也热心,可她在少先队中只是一名小队长。

   同学们背地里说起她,就总不那么满意的样子。而老师的态度也很微妙,记得有一次算术课上,她的课堂回答错了,窘迫而又憨态可掬地张着嘴,不料老师却恼怒地说:“伸什么舌头,又不是狗舌头!”

   老师的激怒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和奇怪,一直到我长成一个成人之后,才理解了这位老师复杂的心情。她的美丽,聪敏、妩媚、可爱,以及优越的生活,使许多人的心里感到不安与不平。想到这里,我就发现,“文化大革命”以及这“革命”中许许多多残忍的事情,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在小学最后的一年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我与董小苹为了一件极小的至今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闹翻了,两人不再说话,形同路人,为了气她似的,我故意去和一些平素并不投合的同学要好,进进出出的。

   就这样,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小学虽不停课,却也乱了章法,成天闹闹嚷嚷的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有一天早晨,有人在董小苹的课椅上写了“狗崽子”的字样,待她进教室看见了,就说了大意是“写的人是写他自己”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同学跳将起来同她吵。这一个同学出身于一个极其贫困的工人家庭,身上从未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性格却很倔强。吵到后来,在场同学渐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沉默,另一部分帮了那同学吵,而董小苹自始至终是一个人,她却毫不让步,声嘶力竭地强调:“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最后,大家一并将老师找来,要老师证明,究竟是谁的道理对。老师涨红了脸,支吾着不敢明断。

   这时我看见很大很大的泪珠从董小苹的脸颊上滚了下来。我悄悄地退了场,心里感到非常难过。这些日子里,每天夜里我都不敢入睡,觉着红卫兵每时每刻都会破门而入进行抄家。我期待着他们敲门,心想:抄过了就好了。而他们终于没有来,不知不觉,童年就在这种焦虑与恐惧的等待中过去了。

   这一年里,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就在我们班上,有两个女生相继夭折,一个是患肝癌,另一个是急性脑膜炎。前一个拖了有半年时间,死后,她母亲托人叫我去她家取借给她看的小说书,那母亲将一叠保护得很好的书交给我,一边哭诉着她死前的情景。

   我望着她平日睡觉的空荡荡的阁楼,心里充满了虚无与茫然的感觉。后一个同学在一昼夜之间消亡,有同学跑来告诉我,说她给她们猜的一个谜语还没有告诉答案,现在谁也不知道那答案了,许多日子过去之后,我才知道这一年里,董小苹经历了什么。一周之内,红卫兵两次上门抄家,抄走了家中的最后一分钱,砸碎了家中最后一只完好的热水瓶。一日之间,全家做了贱民,从此,开始了凌辱与贫困的生涯。

   到第二年开春,我们根据地段划分进了附近的中学。在学校里,我远远地看见了董小苹。她穿了一件旧罩衫,低头默默向自己的教室走去。后来,我们就常常在校园里远远见面,可是谁也不与谁说话。她是那样沉默,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也听不见别人谈起她,就好像没有她这一个人似的。中学的生活是那样无聊,或者坐在教室听拉线广播,或者坐在操场地上开大会,太阳烤得人头昏眼花。后来,我去了安徽插队,而我中学里的好朋友在我走后半年,去了江西一个林场。她从江西来信说:你知道我现在和谁在一起?和你小学同学董小苹在一起了。她信中还告诉了我,董小苹想与我和好的愿望。

   在经过了那么样的时日之后,两人间的一桩小事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我回信时便附笔向她问候了,不久,就收到了她附来的短信。而正式的见面,是在两年之后的夏天。我们一同在上海度暑,有一天,我去了她家。

   她从楼上下来迎接我,将我带上二楼。除了二楼以外,其余的房间全被弄堂里的邻居抢占了。这时候的我们,彼此都很生分,并且小心翼翼的,似乎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她穿了旧衣旧裙,扎了两个短辫,形容依然十分姣美,眼睛又黑又大,睫毛又密又长,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失去了小时的活泼与生动,老老实实的。只有当她母亲说起我们小时的淘气,她浮起笑靥,往昔的董小苹才回到眼前,可是转瞬即逝,又沉寂下来。

   过后,我们就开始了间歇很长并且平淡的来往。通过我中学的好朋友,我也不时能得到她的消息。我知道她在那里依然很孤立,周围有许多对她极伤害的猜忌与流言。然后,我又知道她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以过硬的病由和极大的决心办了病退,回到上海,在街道生产组做工。

   这时候,我们家搬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她也搬出了原先的弄堂,被抢占的房子再无归还的希望,而十年里惨痛的记忆也无法抹平。一九八〇年的冬天,她来到我家。这时候,她已考上华东师大历史系,她骑了一辆自行车,是在星期天晚上返校的路上弯到我家。

   她剪了短发,穿一件朴素的外衣,态度有些沉默,说话总是低了头。我们互相谈了些这几年里的情况。我已于七八年春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社工作,从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回来不久,发表了一些小说,行将走红。她自七五年底病退回来直到七九年进校读书,此间一直在一个做绣花线的生产组工作。

   上大学是她从小的心愿,在林场时,曾经有过一个大学招生的名额,却给了一个连一张通知都写不流利的男生,因为他有一个好出身。她听了这消息几乎昏厥,虽然她不相信会有什么好运落在自己身上,可心中却无可抑制地暗暗揣着希望。

   后来到了上海,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她便开始了准备。而如我们这样六九届初中生,仅只有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一切都需从头学起。七七年的考试且又是竞争空前激烈的一年,自六六年起的历届毕业生全在这一时刻涌进了考场。她呕心沥血,最终却落榜。她后悔道,如果考的是文科,分数线就过了,而却考了理科。

   然后,到了一九七九年。这两年中发生了多少变化,工商业者的工资、存款、定息、抄家物资纷纷归还,生活渐渐阔绰起来。国家政策开放,出国渐渐成风,许多漂亮的或不漂亮的女孩子嫁了阔佬与洋人脱离苦境,而她还在绣花线作坊里勤勤恳恳地做一名仓库保管员,以业余时间进行补习,再一次进了考场,终于榜上有名。

在天高气爽的秋季,那一个新生进校的场面,一定是非常激动人心。年轻和不再年轻的大学生们一同走进校门,谁会注意一个董小苹历经数年的奋斗呢?谁会知道她从什么道路上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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