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新冠疫情与中国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9 次 更新时间:2022-12-03 09: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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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 (进入专栏)  

   《文化纵横》约我写一篇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文章,我却迟迟不敢动笔。不敢动笔并不是因为我对与疫情有关的新闻和文章看得少。恰恰相反,我看得越多越不敢发表议论。首先,疫情尚未结束,各方面信息十分不全,且许多事情仍在不断变化。其次,虽然疫情的短期负面影响十分显见,但其长期影响到底会有多大并不好说。而像新冠疫情这么一个世界性大事件,它在许多方面的中长期影响与其说是由短期负面影响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国际政治和少数大国国内政治走向决定的,但这些在今天其实都还很难讲。

  

   5月27日早上,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经突破10万,这意味着美国一国的死亡人数占了全世界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近30%。我忽然觉得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了。我的冲动并不是来自这死亡数字的本身——虽然它非常令人震撼——而是来自电台中主持人和专家之间的对话。两人对10万人的死亡表示了非常人道的同情,但在讨论时却只把这一死亡人数归因为美国的行动迟缓,其他什么都没有提。

  

   我不由得设想:如果美国在较少死亡人数的情况下就控制住了疫情,而中国的疫情死亡人数突破了10万并且还在一路飙升,那中美两国的新闻和舆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在这时候中外新闻和舆论很可能趋于一致,大家都成了社会学家,寻找导致中国失败的各种结构性原因;大家也都成了政治学家,分析中国官僚体制的各种深层弊病;大家更是历史学家,大讲这次疫情是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当然,以上只是一个反事实推理,但这一推理在经验上并不反事实。如果不信,只需看一下在中国疫情暴发的初期,美国媒体是怎么报道中国疫情的,同时也回想一下当时国内网络上下公众舆论是怎么谈论和分析这次疫情的。

  

   我对美国媒体和专家能如此“就事论事”地分析自己国家如此巨大的疫情死亡人数,既感到凄惨,又感到“羡慕”。感到凄惨,是因为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话语权有限的边缘群体很难有出头之日,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这次疫情死亡的人中很大比例是都市黑人、穷人和养老院的老人。感到“羡慕”,是因为美国政治体制可真有把国内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能力,再大的灾难在美国都动摇不了其政体的稳定(regime stability)。在这种体制下,政治稳定,官员好混,但是各种弱势群体处境往往比较悲惨。

  

   我也对疫情期间国内舆论的巨大翻转——从初期的不满、愤怒,到后期有些盲目的傲娇——感到难受和欣慰。难受的是这一现象让我再次看到了中国仍然没有解决任何一个被动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三大困境:(1)如何在开放的世俗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中建立一个能长治久安的现代执政基础;(2)如何拉开政体和政府的距离,使得执政的一些具体得失不会影响到政体的稳定;(3)如何建立一个既符合现代性要求又能适应本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核心价值观。欣慰的是中美两国疫情应对结果的巨大差异,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当今中国给大多数普通民众所带来的实质性好处要比美国大得多。

  

   本文将通过疫情中的三个案例来分析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舆论环境(其背后则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政治心态),以及中国官员作为一个群体所具有的一些结构性特征,并指出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改革总是需要有官员来推行,并且也总是镶嵌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中。因此,了解作为中国舆论主体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心态,了解作为中国改革执行者的官员队伍的性质,对于中国改革的进一步走向和成败至为关键。

  

  

   苛刻舆论环境下的地方政府

  

   李文亮医生事件是疫情初期在国内和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个事件。该事情的原委现在大家差不多都已经清楚,政府在此事后期的处理做得也还不错:(1)基本说清楚了李医生的本意并不是“吹哨”,而只是想“私下”提请他的医生朋友们注意,并且他也不十分清楚他所注意到的疾病的性质是什么。(2)在有限程度上说清楚了在情况不明的场合下,国家对像流行病这类事件的舆论管控是必须的。否则,虚假信息、不准确的信息、被夸大的信息以及谣言造成的恐慌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3)撤销了对李医生的“训诫书”,处分了两名直接关联的基层警察,并且追认李医生为“烈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一个西方媒体眼中的“反体制的政治事件”化解为一个体制内的非政治事件。但李文亮医生事件从起始到今天的转变,却也暴露了我国的民众心态、官员素质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在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去世后,网络上下的悼念活动像海啸一般。把武汉警察对李文亮医生的粗暴处理和武汉政府的“隐瞒”和“无能”,直接与中国体制的问题简单挂钩的言论和分析,在各种舆论场上一时成了常态。我必须首先表明,我始终认为李文亮医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并且对当地警察的粗暴处理方式非常气愤。我也清楚地知道武汉地方政府在疫情决策上肯定延误了一些时间。为了总结经验,使得以后面对此类公共卫生事件时能采取更好的对策,对武汉地方政府在早期决策中的种种失误进行全面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完备的决策机制是必须的。但是我同时要强调的是,即使在疫情初期,我对武汉地方政府所面临的一切也深表同情。我的同情来自如下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武汉领导,我在当时会怎么做决策?

  

   就这么一个问题,即使只是一个假设,竟然会让我感到后背发凉,因为我意识到面对这类事件,影响着上千万人的民生的武汉政府遇到的是一个两难困境:如果在情况不完全明了的情况下就采取比较激烈的措施,疫情肯定能控制住,但后果却是你倒大霉,因为既然疫情没大暴发,你就没法证明激烈预防措施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在多种考虑下决策稍有迟缓,从而导致了疫情的大暴发,那普通民众肯定会把你认定为历史罪人。总之,武汉政府当时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对,你倒霉;错,你也倒霉”的决策困境。

  

   但是,在大家齐声讨伐武汉政府的舆论环境下,我因怕引起误解却一直没勇气在公开场合表达这些观点,而是不得不创造出像“概率性/弥散性灾害”这样的学术概念,试图与我原初的分析拉开距离,以比较抽象的语言指出,与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新冠疫情这类灾害的性质会给决策带来四个非常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难:(1)事后的影响很清楚,而前期对后果难判断;(2)决策者在前期会有很强的投鼠忌器心态,因为一旦从严决策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影响;(3)从严决策一旦成功就会成为众人眼中的错误决策,因为成功的早期控制反而“证明”了决策者是过度反应;(4)为了早期决策的自主性和不给社会带来恐慌,保密是必须的。但是,一旦消息传出或者疫情有了扩散,前期的保密在大家眼里就是隐瞒信息和渎职。虽然从具体案例中提取更具有广适性的社会学理论,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追求。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当初这么做是出于胆怯,而非出于学术动力。

  

   话语弱势下的对外宣传

  

   根据美国疾病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美国目前确实有原本诊断为死于流感的患者,实际感染的可能是新冠肺炎”的说法,3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布了多条推特,要求美国解释美国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要求美方透明、公开数据,并怀疑病毒是否可能(might be)由美军在世界军人运动会时带入中国武汉。国外媒体与舆论对此的反应几乎都是负面的。国内舆论对此事则是反对和赞同的声音都有:反对者讥讽赵的行为是“战狼外交”;支持者认为赵的言论是出于对美国在疫情问题上对中国的各种无端攻击的义愤,那些反对赵的声音是在搞投降主义。尽管观点不同,但双方基本上都是从立场出发评判此事。

  

   赵立坚是外交官,他发推特基本上属于个人性的政治行为,其目的是捍卫国家利益,他也有这个权利。因此,我认为评判此事不能从立场,而需要从效果出发。从效果来看,赵立坚的行为显然不佳。有人也许会问,美国政客对中国进行污蔑和歪曲不是家常便饭吗?为什么美国政客散布不真实信息没关系,而赵立坚讲了就不行呢?若干结构性因素的存在导致了这种差异——

  

   第一,不真实信息的背后是否有一个该信息的主要受众所共享的宏大价值观的支持。如果不真实信息背后有某种宏大价值观支撑,该信息其实就成了一个不可证伪的大谎,因为相信这套价值观的人,或者会对该信息的真假不在乎,或者干脆就失去了分辨能力。即使对于那些有分辨能力的人来说,他们对与自己价值观一致的不真实信息也更容易采取体谅的态度。

  

   美国政客散布的各种不靠谱信息以及对中国的各种歪曲的背后,有一套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话语体系的支持,而绝大多数美国人和西方国家民众,对这套话语体系仍然有很强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美国政客散布的有关中国疫情的各种不真实信息,都成了佐证“民主自由”的伟大和“专制”的邪恶的证据,成了一个有话语体系支持的“大谎”。这种行为虽然无异于流氓行径,也在耗费美国自身的软实力;但在西方的“民主自由”话语体系还有很大市场的情况下,这些“大谎”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相反,尽管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做得不错,尽管由美国推行的“第三次民主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大规模退潮,尽管中国的民众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么天真,但是中国至今仍然没有能力拿出一套在世界上(哪怕是在国内)能被广为接受的宏观话语体系。而在话语体系上处于劣势地位的情况下,就只有在道德上对自己采取比对手更高的要求,才可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第二,公众对发布不真实信息行动主体的理解。美国是两党政治、三权分立的体制。在该体制下,虽然特朗普和蓬佩奥等人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人的病毒”“武汉病毒”,并且在病毒的起源地上做了许多不靠谱的文章,但这些言论给外界带来的感受却与赵立坚的推特不同。因为特朗普的言论同时也受到美国反对党领袖、许多主流媒体以及各界人士的公开反对。这些都使得特朗普的言论成了美国的一种声音,而不是全部声音。但由于中国对新闻和官员有更多的纪律约束,这就导致外界往往会把区区一个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中的个人言论,等同于甚至是故意曲解为中央政府的声音。简言之,在美国的体制下,政客胡说八道,政府不用埋单;在中国的体制下,一个中级官员的个人义愤,却要中央政府来埋单。

  

第三,国内民众的素质。美国有大量只看福克斯新闻, 除了家门口的事什么都不清楚的“红脖子”,美国黑人教育程度普遍很低。但是相比之下,中国民众则更缺乏常识和理性,更容易相信谣言和各种阴谋论。比如,在偏向民主党的自由派媒体中,《纽约时报》更属于观念先行的那一种,但是其读者中亦多有对中美两国的疫情保持十分理性态度的人。比如,当《纽约时报》出现“中国的隐瞒延误了美国疫情防治”之类观点时,读者留言中就会充满诸如以下的反驳:“中国在 1 月份就告诉了世界,是我们自己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特朗普总统在美国疫情大暴发前还在夸奖中国疫情防治搞得好,信息透明,现在怎么成了中国隐瞒疫情信息了?” “如果美国严重的疫情是中国隐瞒导致的,为什么中国周边的国家在疫情防治上都做得很好?”“如果不是意大利这么一个与我们一样的民主国家暴发了疫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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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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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20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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