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清:“民族”之辩: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伪、共的三方叙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8 次 更新时间:2018-07-24 21:05:32

进入专题: 共产国际   意识形态  

夏清  

   内容提要: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围绕这一事件,国民党、汪伪政权以及中共分别以“民族”“亚洲”“国际”为核心展开话语争夺。国民党以“民族至上”为核心立论,要求中共随之解散,以此达成其“国家统一”的目的。以“反共”口号立国的汪伪政权,则力图通过重新解释、编排将此事纳入“大亚洲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中,以减少共产国际解散对其政权合法性的冲击。针对以上两种言论,中共从“国际”这一高度立意正面回应此事,反驳了前两者的民族观,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三种叙事都在讨论和使用“民族”一词,但每一种“民族”又意涵不同;其实质是三方根据各自的政治诉求,通过阐释过去、解释现在,以期争夺合法性,主导中国政治的未来。

   关 键 词:共产国际  意识形态  合法性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①。不论国民党、中共,还是汪伪政权,都投注了大量精力来回应这一事件,由此形成不同的政治叙事。既往研究在讨论抗战时期宣传或者话语斗争时,往往只关注国、共的言论,甚少将沦陷区的言论纳入共时性的探讨之中②。而本文将以共产国际解散为中心,重点分析国、伪、共三方对这一事件的不同叙事,探讨它们如何将这一事件置于各自谋划中国政治的框架之中,并由此论及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③。这一事件为何以及如何成为各方话语争夺的重要援引,也是本文着力考察的内容之一。只有在理清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回到历史现场,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中共“对谁讲、为何讲以及如何讲”的问题。

  

一、国民党:以“民族叙事”求“国家统一”


   共产国际即将解散的消息一经公布,国民党立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蒋介石在日记中兴奋地表示:不论此事真假如何,共产主义精神和信用“必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这必将是“影响国内民心内政的一件大事”;因此,对中共的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④。在他看来,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对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一次重大打击,将是国民党发起一场舆论攻击的绝佳契机。之后,国统区几乎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开展了对此事长达半年之久的大肆宣扬。

   对国民党而言,共产国际曾以一个援助者、指导者的身份参与其改组与北伐,到国共关系破裂后,双方实质上一直处于敌对关系。而在此时,共产国际的解散将在何种程度上意味着一个国际共产主义共同体的解体,又在多大程度上与其所表征的意识形态相关联?这是摆在国民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消息公布之初,由于尚不确认共产国际解散背后的意图,国民党方面各大媒体的解读既带有倾向性的引导,却又不失谨慎。5月24日,《中央日报》对此事有意裁剪,侧重强调共产国际在宣布解散后,“解除各国共产党对其的义务,强调各国共产党应效忠其祖国”⑤。5月26日,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大公报》发表社论,在论及共产国际解散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时,将话题重点引至各国共产党与本国国家的关系上,称共产国际解散“乃告诉各国共产党:应该拥护祖国抗战,集中力量以打倒自己国家民族的敌人”。文章还呼吁:各国共产党应当“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不分彼此,不分阶级”,切实遵奉“国家至上”“胜利第一”的口号。⑥此时,国统区舆论还未明确将矛头指向中共。

   之后几天,国民党的论调越发强硬。5月底,《中央周刊》发表《读报杂记:第三国际的解散》一文。该文与此前《大公报》社论的言词极为相似,不同之处是在最后将矛盾直指中共,提出“第三国际今日明智的行动,似乎正是今后中共应采的行动之指针”。⑦这一态度转变的背后,实际是基于蒋介石、王世杰等国民党高层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变化。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解散是苏联谋求与英、美积极合作的重大举动,而苏联和英、美的靠近,将促使日俄关系的破裂,则日本有进攻苏联的可能⑧。届时,日本在华兵力将被牵制;而苏联腹背受敌之时,也将更加依赖中国抗战,或将放松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以上两点无疑都将对重庆大有裨益。这时,蒋介石更是将共产国际的解散视作“二十世纪上半期史之唯一大事”,“吾一生之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这“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事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有最大之胜利也”⑨。

   总之,随着有关战后四大国组织框架的设想在国民党内日益膨胀⑩;加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国民党在国内积累的政治资本使其确信:解决中共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随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发《宣传指导》,对此后的宣传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1.不批评第三国际即苏联此举之动机。

   2.可略赞扬苏联此举之明智。

   3.说明共产国际过去欲发动世界革命为不合时代要求,今已由其本身之解体而益足证明。

   4.从世界局势言,中共已因共产国际之消灭而失其领导机构。从中国环境言,中共实无存在之必要。

   5.说明中共过去之错误,并劝共党份子改过自新,暗示中央以宽大为怀,中共苟能改过自新,自可不咎既往。

   6.在感情上勿太刺激共党份子,使其老(引者注:原文如此)羞成怒趋于极端。

   7.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意识。

   8.强调三民主义及国家政府之政策政纲为救国之惟一途径。

   9.强调政令统一、军令统一,完成国家统一,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之必要的前提。(11)

   不难看出,这份宣传指导所规定的舆论的大致逻辑是:从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这一口号入手,指出其解散愈加证实正处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的中国,应该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原则;既然共产主义破产,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也应随之解散;因而,中国更应实行政令、军令统一。显然,这种观点顺应了蒋介石在当年3月份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的逻辑,即从“民族主义”出发,强调“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观点。在叙事策略上,国民党一方面将“共产国际”与“苏联”作区分,以减小苏联可能的不满;另一方面,选择通过将“国际”与“民族”对立,“阶级”与“民族”对立,推之以“抗战第一——民族至上——国家统一”的逻辑,发动一场与《中国之命运》的再版相配合并剑指中共的宣传运动。

   在此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国民党地方党部纷纷组织以青年团体、文化团体、民众团体为名义的集会,通过阐释共产国际解散这一事件,展开舆论攻势(12)。由此可见,国民党方面的叙事框架已经确定,而如何在舆论实践中具体丰富这一叙事成为接下来的主要工作。

   据笔者统计,这一时期,国民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杂志和出版社,共出版了22本有关“共产国际解散”的专题书籍,刊发了70余篇文章(13)。这些著述的主要思路是:

   首先,解释什么是共产国际。有关言论刻意忽略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主义战线中的工作,反复宣称其是以“煽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发动世界革命为目的”的组织(14)。

   其次,解释共产国际何以主动解散。郑学稼、冯放民等人的观点最能代表国民党高层的立场。冯放民指出:共产国际解散的根本原因是时代的需要,即当今时代是民族国家“争生存求发展”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无祖国”的口号不适应当前时代潮流(15)。郑学稼则通过回溯三个国际的历史,指出每个国际的废除都是因为遇到了民族主义,这足以证明共产主义由于内部的矛盾不能胜任民族战争,不能与民族战争并存亡(16)。因此,在国家民族的时代,即使再有第四国际产生,如果和以往的共产国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终将重蹈覆辙(17)。这种观点强调:共产国际解散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此事为一种“历史的否定”,是共产主义“政治的破产”,是历史的必然,恰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运动,经不起民族战争的试验”(18)。

   自然,有关这一事件的叙事本意不在于论述共产国际解散的来龙去脉。想要达成对中国实际问题的指导,还需要着力强调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此,国统区舆论指出,中共在中国的创立,并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定律”,而是由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判断错误,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创立的一个“历史的误会”(19);而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共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此时的中共“还是一个不能断乳的孩子”,既然共产国际因其理论上的矛盾而解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20),因此中共也逃不出“消灭”的“历史定律”(21)。

   那么,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他们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再一次论证“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是颠扑不破的唯一真理(22)。既然共产主义已经破产,而在民族国家的时代,自由主义为追求本国经济的发展,又必然会产生国家主义,导致国家之间的纷争,因此“只有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综上所述,国民党通过对共产国际解散这一事件的解释,以《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思想为指导,借用“民族至上”这张王牌,企图借势解决中共问题,完成“国家统一”。在这一舆论的铺垫下,1943年6月底,蒋介石授意驻军西北的胡宗南将部队调至延安外围,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

   国民党以“民族”为中心的叙事,剑指中共,意在加强“统一”。然而,其附带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国民党调动抗战部队包围延安的消息一经传出,便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中共也组织力量将这一消息分发至重庆各报馆、各外国使馆。7月7日,在重庆召开的记者会上,各国记者纷纷就此事质询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张道藩。美国将军史迪威更是强调:如果中国爆发内战,他必将在华美国飞机带走。(23)在全世界联合反法西斯的大背景下,以《中国之命运》为代表的主张明确否定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过度突出民族主义,也招致英、美、苏等援助国的不满(24)。蒋介石也不由得在日记中感慨:“中国之命运出版以来,最反响者,一为英国,二为中共,此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25)此后,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而一举解决中共问题的企图未能如愿,相关叙事也逐渐消沉。

  

二、汪伪政权:以“亚洲叙事”巩固“大东亚共荣圈”


   对于高举“反共”“和平”“建国”大旗的汪伪政权而言,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其解散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其意识形态。同时,汪伪政权作为日本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后者对共产国际解散的反应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汪伪对此事的态度。1936年11月,日本曾与德国签订《反对“共产国际”公约》,由此以“反赤化”为其侵略正名。而共产国际的解散,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发动大战的“合理性”。故而,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日本驻哈尔滨军事使团的领导人表示:“不愿谈论这个问题”。在接到东京的有关指示后,尽管又表示“这个事件不可能改变轴心国的政策”,但同时称“轴心国需要有同苏联作斗争的某种新的口号”。(26)此事之发生对日本造成的被动可见一斑。

这样,对于共产国际的解散,汪伪政权的态度相较于国民党,自然要消极不少。正如某杂志的《编后记》所说:“不可忽视又不必骇异的第三国际之解散宣告,普遍的给杂志和新闻纸一个繁华,我们没有必要分润这繁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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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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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 2017 (9) :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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