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鹰:中日历史中的共通主体: 中野重治“非他者”的鲁迅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19-04-12 00:31:53

进入专题: 中野重治   鲁迅   左翼文学   竹内好  

熊鹰  

   内容提要: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日本改造社的《文艺》杂志策划了《中日文学者往复书简》,发表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中野重治致萧军的公开信,由此开启了中野重治一系列的鲁迅论。中野重治并未将鲁迅“作为方法”,也未将鲁迅树立为反思日本现代性的“他者”;相反,他以鲁迅的逝世为契机,通过思考鲁迅最后十年的生命而获得了一种共同的中日历史意识,建构起了中日历史间的“共通主体”。

   关键词: 鲁迅;中野重治;左翼文学;竹内好;杂文

  

   自增田涉到最新一代的日本学者,鲁迅在日本有众多的研究者。藤井省三梳理的日本鲁迅研究“系谱”强调的是,在战后新兴的鲁迅潮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竹内好、松枝茂夫、小野忍、增田涉等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1]。在理解鲁迅“思想、政治方面的战斗方式”上,被丸山昇称为“在战前的日本无出其右”的中野重治似乎并没有在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2]。然而,中野重治的确留下了一系列的鲁迅文章,从1937年1月的《鲁迅二题》到1971年的《想知道的事》,共计14篇,从中日关系全面紧张开始一直贯穿于战后的70年代,前后跨越近40年[3]。

   中野重治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诗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评论家,1932年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捕入狱,1934年迫于肺病“转向”,声明脱党并承诺出狱后不再参加共产主义政治活动。战后,中野重治重新入党并创立了新日本文学会,为推动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和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大江健三郎誉为“日本唯一能够在文学和人品上接近鲁迅的作家”[4]。可是,对于这样一位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鲁迅论我们似乎已经遗忘[5]。中野重治在日本鲁迅研究史上的缺席与其并非一名学者,而是一名作家有关。中野重治自谦自己是以一名普通读者、鲁迅研究的外行人身份阅读鲁迅的。“普通读者”的影响力自然有限。中野重治的鲁迅论并未受到重视也与日本战后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有关。不过,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的日本鲁迅研究热潮很大程度上是以竹内好为中心的。据伊藤虎丸介绍,“以竹内为代表的那种以‘学习中国’为基础的战后日本思想史,似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告终”,然而它对中国的影响却还未开始[6]。“竹内鲁迅”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正是随后的1986年,“竹内好的名字很快就最早出现在北京大学钱理群等一些人的论文里”,汪晖的《反抗绝望》书名上就藏不住竹内好的影响[7]。80年代后期开始复兴的鲁迅研究界被一股竹内好风潮所吸引。

   近年来中国学界也开始了批判地阅读日本的鲁迅研究。高远东就曾对竹内好所论述的东方现代性与欧洲现代性的根本关系以及其所提出的“回心”到底多大程度上是对鲁迅真实情况的描述提出过疑问[8]。又例如竹内好思考的是为何日本确实走了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而中国却在一开始就对此产生了怀疑,并最后走上了一条不同的“内在”或“内发”现代性的道路。对此,董炳月认为,鲁迅作为现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鲁迅所“抵抗”的不是“现代”而是“传统”。在竹内好的鲁迅论中,“鲁迅仅仅是在形式上、比喻性地成为‘线索’,鲁迅的思想本质、文化观念并未被涉及”[9]。竹内好那种强调中国“内在现代性”的逻辑依然是一种强调与西方普遍现代性对立的二元逻辑,它从本质上并没有否认西方普遍性在“起源”上的胜利;相反,它仅仅把这种普遍性的缺失当成是“东洋现代性”的胜利,而自居于“反应”的后发位置,并继续在两极对抗的思维中考虑东西关系和中日关系。这种近乎文化本质主义的中西对立思维会妨碍我们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的普遍主义的西方知识和东方地方性其实都只不过是历史中相互影响的结果。因而,竹内好鲁迅论的意义正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等待超越和反思的起点,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如何突破普遍西方现代性及反抗的东洋现代性的二元对立、突破代表了西方现代性的日本与所谓内发的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对立。

   1937年,一直关注中国情况且非常善于利用中国热点创造市场营收的改造社在其旗下的《文艺》杂志上策划了《中日文学者往复书简》(以下简称《往复书简》),计划分三次刊载萧军与中野重治、夏衍与久板荣二郎、丁玲与宫本百合子之间的文学通信;因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往复书简》只进行了两次[10]。作为《往复书简》的第一波,中野重治和萧军的公开通信刊登于1937年7月的《文艺》杂志。在这封致萧军的公开信中,中野重治公开谈及了鲁迅及其作品。不久前的1937年1月,中野重治在《作家俱乐部》(『作家クラブ』)上发表了《鲁迅二题》,他在同时期的《报知新闻》上发表的《一分为二的中国及其他》里也谈到了鲁迅,它们和《文艺》上的致萧军的信一起构成了中野重治“鲁迅论”的开端。由于中野重治的鲁迅论前后跨越了40年,体裁也兼有书评和专论,其对鲁迅的理解也在不同时期得到了发展。本文主要选择了《鲁迅传》(1939)、《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日子里》(1949)、《关于鲁迅先生》(1951)、《某个侧面》(1956)、《鲁迅研究杂感》(1968)等中野重治较为集中的鲁迅论述,注意其在这些文章对鲁迅生命最后十年一贯的关注。本文认为,中野重治并未将鲁迅“作为方法”,也未将鲁迅树立为反思日本现代性的“他者”。相反,他通过鲁迅最后十年的生命获得了一种中日共同历史的意识,在鲁迅逝世后,通过阅读鲁迅建构起了中日历史间的“共通主体”。这是一种有别于中日对抗与对立的历史观,力图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通过构建中日历史的“共通主体”来参与历史事件。它超越了中国或日本的国别框架,力图在中日底层革命和经验中找到彼此沟通、重建历史并参与政治实践的可能,也即本文所提出的“非他者”的鲁迅观与中国观。

  

   “事件”的发现

  

   1937年7月的《文艺》杂志上刊登了萧军致中野重治的公开信以及中野重治给萧军的回信[11]。萧军在信中散漫地谈论着小田岳夫的《最近支那艺术界的报告》、鲁迅的创作、中国文坛可悲的现象、纪德的《苏联游记》、战斗的“韧性”、对日本小说的印象、中国文学评论家的匮乏、期刊粗制滥造而作家生计艰难的处境、《鲁迅全集》的出版情况、对于日本使用“支那”一词的不满以及自己的艺术鉴赏标准[12]。而中野重治则在回信中谈到:自己的父亲曾作为一等炮兵参加过甲午战争、鲁迅写到过的“藤野先生”尚健在、日本的邮政审查制度、日本大众的文学和其对立者的文学之间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分道扬镳、日本文艺界兴盛的“新日本主义”的口号、借爱国主义之名的民族主义以及与此相对的日本民众正在追求真相的事实。他还谈到自己想读一读描写中国游击战的作品。[13]

   目前已有研究注意到中野重治在1939年《鲁迅传》一文中对鲁迅的《无花的蔷薇》《死地》和《空谈》等文章所产生的强烈共鸣,指出鲁迅文学曾给予转向后的中野重治以精神鼓励[14]。关于中野重治的转向,在进行《往复书简》时,萧军是知情的。据萧军回忆,到上海后,偶然读到中野重治的短篇小说集《初春的风》,想继而读一下其他作品,便写信询问鲁迅[15]。鲁迅在1934年11月17日给萧军及萧红的回信中告诉他们,“中野重治的作品,除那一本外,中国没有”。除此之外,鲁迅还提到了中野重治的转向[16]。但鲁迅对于中野重治的转向给予了宽容的理解,他告诉萧军及萧红“事情是要比较而论的,他们那边的压迫法,真也有组织,无微不至”[17]。此时,迫于严重的肺病从而转向的中野重治刚于半年前出狱[18]。不过,中野重治在鲁迅生前并不知道鲁迅曾与萧军和萧红谈及自己的转向[19]。萧军虽然在致中野重治的信中提到自己曾向鲁迅写信请教中野重治的作品,不过并未谈到鲁迅曾言及转向一事[20]。鲁迅对1937年的中野重治的意义尚不在鲁迅如何看待转向。

   1937年,鲁迅对于日本作家中野重治的意义和冲击正在于鲁迅的逝世。中野重治在致萧军的信中开篇就提到了鲁迅的逝世,说自己了解到藤野先生正是由于“鲁迅先生的逝世”。中野重治同一时期发表的《一分为二的中国及其他》(原题《一分为二的中国》)、《中日文学联系》和《回忆逝世的鲁迅》,它们作为《文学者所关心的中国》的第四、五、六篇连载于《报知新闻》[21]。这一时期触动中野重治的正是鲁迅的逝世。

   中野重治从鲁迅的逝世中所感悟到的又是什么呢?中野重治曾读到过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序言,恩格斯称赞马克思的远见,说他能在转瞬即逝的历史片段中创造出具有预见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22]。中野重治还曾进一步将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与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后所写的一系列文章相提并论[23]。在日本学者林淑美看来,中野重治自身也具有恩格斯所说的能在“历史上大事件在我们眼前上演时,或在刚结束时,能够把握事件的性格、意义及其必然结果”的特殊才能[24]。然而,林淑美并未点明中野重治为何将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后的言论与马克思在巴黎公社起义后的发言相提并论,以及此时中野重治预见到了什么。她从日本历史的角度推测,认为中野重治此时看到的正是日本“二·二六”兵变后,“军队对同胞民众投以武器虐杀的残暴和野蛮的行径”[25]。这方面对应的正是中国的“三·一八惨案”。

   林淑美的论述是基于日本历史内部的解读。若将中野重治对鲁迅的论述放入1936年、1937年的特殊历史时刻将得到不同的提示。除了看到军队对同胞民众的虐杀外,中野重治将鲁迅和马克思的发言相提并论,提示的还是一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视野以及对历史过程突发“事件”的警觉,他看到了一种重建中日联系的契机。在鲁迅写于“三·一八惨案”之后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中,相比表面上成为事实的虐杀,中野重治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说的“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的潜在意义。换而言之,中野重治的预见能力不仅仅是对单独的日本历史而言,通过鲁迅,中野重治看到的无疑是中国自“三·一八惨案”起的一系列社会变动的开端以及由此可能发生的中日关系的变动,是一种东亚史与世界史意义上的预言。

   中野重治在1937年1月的《一分为二的中国及其他》一文的开篇提到他在东亚经济调查局所编译的《中国农家经济研究》一书中读到,“中国在过去十年间所经历的深刻变革使得欧洲与日本过去的中国研究的内容与对象都要随之发生显著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要将研究的视线从中国的上层转移到下层,关注中国农村的破产以及农民正在被苏维埃新的社会秩序所组织和动员起来这一事实[26]。中野重治1937年所理解的“十年”便是从1927年开始的十年,也即“三·一八惨案”后鲁迅离开教育部、从北京来到南方却又最终愤而离开、迁居上海直至去世的十年,是他在“三·一八惨案”后写下《无花的蔷薇》、《死地》和《空谈》等文章后的十年,也是山上正义所说的成为“反逆者”鲁迅的十年。据中野重治自己的描绘,这十年也正是红军撤离瑞金开始北上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共产党大部队到达陕西、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国共统一战线结成、“国民党对人民战线进行残暴镇压”、鲁迅与“文艺家协会”论争且身体逐渐崩溃直至最后去世的十年[27]。通过鲁迅的逝世,中野重治聚焦到了鲁迅生命最后的十年,由此他看到从“三·一八惨案”至鲁迅逝世的这十多年间中国一分为二的格局越来越清晰明朗的历史,看到中国革命从上层转到下层、无产阶级革命日趋成熟的十年。

1925年以后,中国的工人运动因为五卅运动、广州起义的爆发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蓝图中的重要一部分。也正是这个时候,通过中国革命解放印度、实现广阔殖民地和半殖民的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28]。即便是大革命失败后,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英国支部、美国支部和日本支部依然认为“上海、广州、汉口的工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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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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