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4 次 更新时间:2020-10-14 08:05:01

进入专题: 十二月会议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   王明   共产国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摘    要: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有过一段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曲折,出现过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开始,到第二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半年多时间。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路线的本质: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它在党内产生过一定影响。如果沿着这条错路走下去,中国革命又会遭受新的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此时毕竟已走向成熟,王明的右倾错误终究只是局部性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从根本上给予纠正,避免对革命造成严重损失。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迅速开展。

   关键词:十二月会议;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 王明; 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今天的成就,确实太不容易。无论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曾走过曲折的道路。这不奇怪,因为那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前进中遇到许多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少人有时会感到困惑、甚至作出错误的判断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共产党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出一条正确的新路来,胜利前进,这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有过一段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曲折,出现过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开始,到第二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半年多时间。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路线的本质: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它在党内不少人中产生过一定影响。如果沿着这条错路走下去,中国革命又会遭受新的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此时毕竟已走向成熟,王明的右倾错误终究只是局部性的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根本上给予了纠正,避免对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对于这场斗争,党史著作已经谈得很多,但仍有进一步探讨之处。比较重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遵义会议后已经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内不少领导人对王明原来也有所了解,为什么他在十二月会议上的主张一时还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第二,共产国际当时的看法到底是怎样的?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是否都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什么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会支持毛泽东而没有支持王明?本文准备着重就这些问题做一些探讨。

  

   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初期的决策

  

   中国全民族抗战到来的大趋势虽然早在中共中央的预料之中,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仍有突然性。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号召全国一切力量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可是事变将如何发展,是以前曾多次发生过的那种局部性事件,还是全民族大规模抗战的开始?这个问题还不明朗。中国共产党必须很快作出准确的判断,才能制定相应的应对方针。

   平津失守后,中共中央在8月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由于局势发展还有不少未知数和变数,讨论中的看法并不一致。会议主持人比较谨慎,认为:全国抗战已经起来,这样说还早了点,应该说接近全国抗战,把事变的曲折性包含在内是有好处的。毛泽东却斩钉截铁地指出:“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7月7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在这样大转折面前,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办?毛泽东对一些原则性问题,特别是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问题和军事问题,提出了明确意见。他先从军事谈起,说:“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展红军的长处。”“国共合作大体成功,彻底完成是以后任务。”“反倾向问题,一是急躁病,一是适合国民党的适合主义。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1]

   要实行国共合作,又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面对的最重要也最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国民党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有几百万军队和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难以形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他既需要国共合作来抵抗日本侵略,又总想在抗战过程中限制、溶化乃至最后消灭共产党。如果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放松甚至放弃了独立自主,听任别人支配,那就存在被消灭的危险,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清醒地提出坚持独立自主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这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国共合作的谈判最初并不顺利,但抗战的形势却发展得很快。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更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国共谈判中长期拖延不决的一些问题急转直下地得到解决。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提出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经过反复磋商,蒋介石、何应钦最后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洛川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在会上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两党关系问题。他谈到这两个问题时,都强调了要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相对的独立自主。对前一个问题,他说:“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a,在统一战略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在总的战略上),但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指挥原则。b,游击战争——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跑——作战原则。c,山地战——要达到创造根据地及便于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去发达平原。”对后一个问题,他说:“现在统一战线正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1927年革命,以后只有组织的独立性,而无政治的独立性,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现在在政治上,我们有大革命教训。”[1]

   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怎样才是正确的领导者?那就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深远的战略眼光、果断的胆略,不是被动地走一步看一步,而能敏锐地抓住全局中的关键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应对方针。事实表明: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刚一个多月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保证局势能循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这些是王明从莫斯科归国前的事情。

  

   王明归国和十二月会议

  

   共产国际此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怎么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周恩来在1960年作过一个综合的分析。他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他又说:“1935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领导。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当时,共产国际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合。”[2]这是一个基本评价。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认为它将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7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表决议说:“中国人民的胜利,将是对所有法西斯侵略者的征服计划的沉重打击。”[3]

   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举行特别会议,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说:“中国党面临的问题异常复杂,而党的处境十分特殊。请想想看,近两年发生了多少事情。曾作为中国红军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重要转折。你们找不到共产国际的任何一个支部,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并在几年之内于政策和策略上完成了如此重要的转折。”“在反对南京政府的武装斗争中,培养了干部,优秀的干部成长起来了,一批政治活动家也成长起来了。”他由此得出结论:“还是这些干部,不是别的政党,不是新换的人,还是这些党员,这些群众,却要去执行另外一种政策。”“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同志和中国党就会遇到很大的艰难险阻,因为蒋介石及其亲信会耍弄种种手腕。不难想像,我们党面临的是何等严重的险象环生的局面。这就必须给予帮助,派人去帮助,从内部加强中国的干部队伍。”[4]

   可见,在季米特洛夫看来,当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重的险象环生的局面”是“蒋介石及其亲信会耍弄种种手腕”。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是清醒的。他肯定中国党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下“完成了如此重要的转折”,显然并没有认为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更不是因此而决定派王明等回国。派人回去,只是为了加强些力量。1937年10月,去苏联疗伤的王稼祥接替王明、康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王明、康生回国的前一天,11月13日,他们和王稼祥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进行临行前的谈话。王稼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道:“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王稼祥又说:“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1]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总印象。以后,季米特洛夫对任弼时也说过在王明回国前,他特地提醒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又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你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2]这里说得很明白:“你并不代表国际”。可见共产国际派王明等在这时回国,并没有要他们以“钦差大臣”身份去纠正中国共产党“路线不正确”的意思。

   王明和康生在11月14日动身,29日到达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通常称为十二月会议。

   会议一开始,先由张闻天作政治报告。他说:“这个会议是转变关头的会议。”“现在说来,中国的抗战还只是政府片面的抗战。”对国共关系,他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抓住抗日为中心,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我们不能因为民主与民生等问题而放松抗日这一中心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我们在统一战线中需要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性。”“不要在民族革命浪潮中淹没在浪潮中,而是要在民族革命浪潮中保持独立性,使我们在大海中不会淹死。”[3]这正是重申洛川会议的方针。

   接着,由王明作报告。他一直讲到第二天下午,唱的调子却是着重批评洛川会议提出的在国共合作中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实际上是提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他在报告中重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这本来并不成问题,而他强调的却是:“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

   所谓“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指的是什么?前面说到,洛川会议主要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军事战略问题,都谈了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王明的报告正是针锋相对地直指这个问题。

对国共两党的关系,他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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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的文献. 201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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