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鹰:连续与转折: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3 次 更新时间:2018-04-01 23:54:19

进入专题: 亚非作家会议   世界和平运动   民族独立   叶君健  

熊鹰  

   【内容提要】 1958年,在塔什干举行的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上,中国作家代表团提出了“反殖民主义”,并为此进行了一场国际战线上的辩论。自此之后,反殖民主义一直贯穿于后续的亚非作家会议,成为五六十年代重要的政治话语。反殖民主义的提出有其战后国际关系层面的现实意义,体现了中国试图通过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思路。与此同时,反殖民主义也继承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在世界革命中解决自身问题的政治理念,使得中国可以从冷战的两级结构中走向广阔的第三世界,建构现代中国的政治主体身份。作为一种民间外交手段,亚非作家会议与战后国际政治相辅相成。

   【关键词】 反殖民主义,亚非作家会议,世界和平运动,民族独立,叶君健

  

   在1958年于塔什干举行的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上,中国作家代表团郑重地提出了“反殖民主义”的议题,并为此进行了一场国际战线上的大辩论。自此之后,反殖民主义一直贯穿于后续的亚非作家科伦坡集会、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开罗)和1966年的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①可以说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亚非作家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文学活动都与反殖民主义的政治话语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那么,中国作家代表团为何要在50年代中后期重新提起反殖民主义?1952年,宋庆龄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式上明言“这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同性质的国际会议则是1933年在上海举行的反帝大同盟会议。②宋庆龄向我们提示了一个反殖民主义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连续性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战后同第三世界国家寻求“共同意识”的历史无疑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的一系列反帝反殖民斗争。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就接连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在此过程中,近现代中国的改革者一直尝试用全球视野来看待和解决自身的问题。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关注到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情况,对于英、法、德、葡、西等国的殖民地报告散见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和康有为已然能够在与印度、土耳其、波兰、越南、巴西的联系和对比中思考中国的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主义正是在菲律宾和古巴反抗西班牙和美国的斗争、南非布尔人反抗英国的斗争、越南反抗法国的斗争、日本向台湾地区和韩国扩张等一系列帝国主义侵略与抵抗力量所组成的全球关系中形成的。③辛亥之后,初生的全球意识更是被一系列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与之相抗衡的共产主义抵抗力量再激活。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中国的一大历史契机便是列宁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正如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最迟在五卅运动之后就显示出与一战后亚洲激进的反殖民解放运动之间巨大的亲缘性。④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法国警察局档案也显示,中国和越南留学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在法国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殖民学生运动,显示出强烈的亚洲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⑤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同样让中国有机会在新出现的世界格局中确立自身的政治和文化主体。

   这种国际主义与区域联合的理念一直延续到二战后都未曾中断。就在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上,郭小川一边激愤地控诉美国的殖民主义对台湾的干涉,一边仍然表示,“即使在这样不平常的时刻,一个爱国者也不应当仅仅想到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们的生活和斗争,都不能是与国外隔绝的。我们曾经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援助过我们的朋友和兄弟,我们每时每刻都是这样地做着,我们也每时每刻都在受着朋友和兄弟的援助”。⑥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反殖民主义有其历史连续性,亚非作家会议上提出的反殖民主义也应考虑到不久前的民族解放战争,应该将其置于20世纪中国反帝反殖民的历史空间中进行讨论。

   当然,此时民族独立运动的内容已发生变化。以英、法、葡等老牌欧洲国家为代表的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也随着二战的胜利逐步瓦解,随之而起的是美国的霸权,以及在部分亚非国家看来甚至是包含苏联在内的“不论它采取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⑦然而,战前与战后这两种民族独立运动的联系是什么?作为一个从19世纪末就持续进行反帝斗争的国家,中国又是如何利用战前民族独立战争的思想和理论资源应对战后新的霸权体系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这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或许便是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上所提及的台湾问题。台湾自甲午战争后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其后又经历了战后最初的国共对抗阶段。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因朝鲜战争而被搁置的台湾问题又该如何在战后风起云涌的外交局势中再次被提起?

   因此,本文想借用二战后50年代的亚非作家会议,重新思考贯穿20世纪的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问题。郭小川所言并非空话,正如下文所要论述的那样,从战前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与反法西斯战争到战后的双边文化交流,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确实有着这样一种互相援助的兄弟之情。借助叶君健与印度作家穆拉克·拉吉·安纳德(Mulk Raj Anand, 1905—2004)的例子,本文将会揭示反殖民主义文学从20世纪30年代过渡到50年代后期亚非作家会议时期的历史连续性及转折,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中思考20世纪50年代中国反殖民主义的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国情,中国与许多国家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中国作协”)承担着外交上的联络任务,做着许多国家在外交上不便于做的事情,即所谓的“民间外交”。⑧从这个角度来看,亚非作家会议并非单纯的文学事件,相反,它反映出了50年代中期中国在外交上的一系列“政治性”的视野与考虑。也正是因其广阔的政治与历史内涵,亚非作家会议格外值得重视。通过揭示文学参与反殖民主义运动及反法西斯战争,本文也关注文学如何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亚非作家会议如何作为“历史事件”与国际政治一起参与广阔的现实生活,参与历史的建构。

  

一、  亚非作家会议上反殖民主义的提出

  

   1958年10月,由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率团,周扬、巴金、谢冰心、萧三、赵树理、叶君健、杨朔等作家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了在塔什干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当月1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版对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进行了全面报道,并肯定了其在推动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文章所用的标题是《亚非作家们,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前进!》。同一时期的《文艺报》也刊出了《高举反殖民主义大旗》的社论文章。而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筹备委员会工作的刘白羽在回国后发表于《世界文学》的文章也很清楚地表示:“如果人们问:什么是塔什干的呼声?我认为洋溢的反殖民主义精神就是塔什干的精神,洋溢的反殖民主义的呼声就是塔什干呼声。”⑨“反殖民主义”无疑是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

   从《文艺报》的社论文章以及中国作家的发言来看,这次亚非作家会议有两个主要议程:一个是亚非各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及其在为人类进步、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在反对殖民主义、保卫自由与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另一个是亚非各国人民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与西方文化的联系。⑩第一项议题清楚地表明此次会议的重点便是讨论文学在民族独立以及反殖民斗争中的作用。至于何为反殖民主义以及谁的民族独立斗争,国内的社论和参会作家发表在国内报纸上的文章中说的都比较清楚:那就是“美帝国主义和老牌殖民主义者英国帝国主义”在中东、近东侵略黎巴嫩、约旦,威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独立与自由,以及在台湾海峡的挑衅;而民族独立则主要指中东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所从事的民族解放运动。11由此可见,此时的反殖民主义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斗争目标,与二战前的反殖民主义内容不尽相同。对此,参与亚非作家会议的郭小川同期的诗歌有较清晰的反映:

   滚蛋吧,

   你万恶的美国兵,

   从被奴役的黎巴嫩,从被压迫的中东!

   从中国领土的台湾,

   从日本的国土,从东京,

   从菲律宾的海岛,

   从朝鲜的南部,从汉城。

   滚蛋吧,

   英国的蝗虫,

   从朝鲜的领土,

   从约旦的安曼城。12

   然而,“反殖民主义”在亚非作家会议上的提出并非易事。1958年6月2日—4日,莫斯科曾召开亚非作家会议的预备会议,会议由乌兹别克作家沙拉夫·拉希多夫(Sharaf Rashidov, 1917-1983)主持,中国派出戈宝权(时任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和袁水拍列席。13这次预备会议草拟的议题包括:第一,亚非国家各自的文学发展;第二,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第三,国际局势及其对作家的影响;第四,儿童文学的问题及其教育意义;第五,妇女对文学的贡献;第六,亚非国家戏剧文学的发展;第七,文学与广播、电影及戏剧的关系;第八,促进亚非国家作者的交流。14这八项议题没有一项直接涉及反殖民主义或民族独立。预备会议草拟的《告亚非作家书》表示本次会议“并不想剥夺任何国家的参会机会”,会议的目标是“避免让亚非作家和我们所称的‘西方世界’对立;相反,我们要给亚非作家和西方作家一次见面的机会,为亚非文明和欧洲文艺复兴的精神在此相遇提供机会”。15这份《告亚非作家书》不但对反殖民主义不置一词,甚至表明了大会旨在“东西方”沟通,避免与“西方世界”对立方面做出努力。预备会议的主持人沙拉夫·拉希多夫身兼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以及亚非作家会议苏联筹备委员会主席,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身份,预备会议上所制定的议程应该得到了苏联的首肯。可见,当时苏联并无意在亚非作家会议上提反殖民主义。

   当然,预备会议起草的《告亚非作家书》并不能决定亚非作家会议的最终议题。最终决定权留待9月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筹备委员会。也正是在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中,分别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副书记的刘白羽和郭小川在国际战线上展开了艰巨的斗争,并最终确定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反殖民主义议题。正如王中忱先生从郭小川的日记中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会议时所应采取的立场、表示的态度和发表的言论都遵照外交部门的指示。161958年5月起,郭小川就多次被要求参加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的会议,讨论亚非作家会议的事宜。他还曾赴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听取廖承志的指示。廖承志提出的方针是“旗帜鲜明、团结广泛”。17郭小川在日记中写道,此次会谈“与前次我们所谈有若干出入”。18之前所谈的是什么以及是否决定了萧三与袁水拍的莫斯科之行的方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自8月初的这次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谈话以后,刘白羽和郭小川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筹备委员会工作的方针就很明确了,就是要“旗帜鲜明”,即“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

战斗在国际文化战线上的郭小川,“担负着比较复杂的斗争任务”。19在奔赴塔什干之前,他取道莫斯科与苏联作家商谈议程。据郭小川日记:“我们的意见,他们接受了。至此,我们工作的第一阶段算大功告成。”20紧接着,郭小川于8月24日奔赴塔什干。一到塔什干,他就马不停蹄地找各国作家商量议程。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诸如“与印尼作家谈了几小时,对议程交换了意见。他完全同意主要的方向”,“吃饭后与缅甸吴大迎谈议程,他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晚饭后,与日本代表加藤谈话,议程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等条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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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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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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