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达: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方法的缺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 次 更新时间:2020-11-24 13: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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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达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方法把不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机械照搬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致使这种研究方法存在重大缺陷,其缺陷主要存在于以下四个方面:一、理论建构方法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概念界定、逻辑链条建构、 假设约定、理论检验和演绎法建构理论的局限性等五方面的缺陷;二、案例选择方面 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选择性使用案例、对案例选用缺少明确的说明和案例反映的历史经验过于狭窄;三、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存在局限性;四、证伪方法不适用于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方法的缺陷是由于其忽视国际关系现象与自然现象、国际关系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差异造成的,成为其无法克服的先天痼疾,削弱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得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运用时必须极为慎重。科学方法不能代替传统方法,国际关系研究应立足于现实的国家及其国际关系实践,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中汲取思想理论资源,对影响国际关系的各个因素进行全面分析,而非为了理论简洁的偏执追求一味简化概念、减少变量,从而导致对国际关系的片面解读,使国际关系研究成为没有思想的、概念自我循环的纯粹技术性工作。

   关键词:国际关系;科学方法;理论建构;案例选择;证伪方法

   作者简介:王政达,山东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科学方法成为主导性的研究方法,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部分学者也在大力倡导并致力于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方法认为作为社会现象的国际关系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遵循可重复出现的客观规律,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国际关系,致力于探究国际关系中的因果关系;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程序性,提倡数学模型建构和数理推导,主张对理论假设的实证检验。应该说,科学方法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国际关系学中的几大体系理论都是运用科学方法建构起来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走向了极端,把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突出表现为不顾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差异,把研究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方法机械照搬到作为社会现象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来,造成这种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致使以科学方法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带有严重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就是解释力不足和预测错误。本文力图从理论建构方法、案例选择、实验法与统计法的局限性和证伪方法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非适切性等方面厘清科学方法存在的缺陷,旨在打破对科学方法的盲目崇拜,指出科学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应用中的局限性,为正确认识科学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学理价值提供认知基础。

  

   一、理论建构方法的缺陷

  

   科学方法有一套将逻辑推理和经验验证结合在一起的逻辑程序,这一程序是科学研究方法的核心,其具体步骤为:提出研究问题,建立研究假设,实证检验,得出结论,而这一研究方法在概念界定、因果链条建构、变量选择、假设检验和演绎法理论建构路径等环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

   (一)概念界定和变量简化方面的缺陷

   就概念界定来说,自然科学的概念界定要求清晰、准确,不容易产生歧义。为了达到近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研究效果,追求国际关系概念界定的清晰、准确与可操作化,科学方法在进行概念界定时往往对国际关系领域复杂的客观存在进行简化处理,即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仅仅保留其中可观察、可操作化和可通约的因素,而对那些不可观察、难以操作化和不能通约的要素尤其是那些关涉价值判断的要素则予以舍弃。例如,结构现实主义在界定国家概念时,为了追求概念的清晰、准确,把国家的政治体制、历史发展、民族和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丰富多彩的内部要素统统舍弃,抽象掉了国家构成的几乎一切内部要素,只剩下了一个国家之间可以通约的实力要素。

   这样界定国家概念的原因在于体系理论建构的两难困境:虽然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对国家身份的界定、国家利益的建构和国家的对外行为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如果照顾到国内因素,就无法确定一个可以类比的体系单元。为了解决这一理论悖论,结构现实主义通过简化概念的方法把国家界定为依其实力地位而运行的原子式的行为体,从而把对国家对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变量排除在范畴界定之外。原子式国家的唯一作用是把国家和国际问题简单化,表面上把国家变得容易理解和计算,但却歪曲了国家的本质,把简单化变成了单调化,因此建立在原子式国家概念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因为世界上的客观事实具有高度复杂性,有其内在的伦理性质,从来不那么清晰利落,也一向难以把握。

   概念界定要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靠真实、完整的概念而不是过度简化的概念研究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研究同任何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应该做到理论与事实相符。如果某个理论模式忽视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模式就是片面的,很容易使人误入歧途。 但是,科学方法在建构理论时努力把自己的理论自然科学化,概念界定越来越脱离经验现实,使其理论超越人的直觉经验以增强其普遍意义,在简化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容易计算但不真实的可能世界。这种概念界定方法在理论上是允许的,但理论世界对于真实世界至少应该是可以通达的可能世界,否则理论就不可能周延,导致其解释力减弱,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简化后的概念舍弃了诸多必要的存在论条件,可能致使逻辑世界与真实世界不能相互贯通。例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于美国地区霸权地位的界定存在削足适履的理论缺陷,明显是为方便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而量身定做的特定概念。美国是公认的全球霸权国家,但米尔斯海默却为了其理论演绎的需要违背国际关系事实,把美国界定为一个地区霸权,而如果把美国假定为一个全球霸权,那么美国“离岸平衡手”的假定就不再有效,其理论结论也就不再成立,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结论是建立在当今世界不存在全球霸权而只存在地区霸权这一理论假定之上的。如果任何国家取得全球霸主地位,整个世界就不会再存在永久的大国竞争,大国政治悲剧的体系环境就不存在了。

   (二)假设约定方面的缺陷

   科学方法中的理论假定是一种理论约定。约定论思想是彭加勒科学哲学思想的核心主张,是在对数学和物理学的基础进行洞察、批判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根据约定论思想,科学来自于经验约定。通过对几何学特别是对非欧几何的深入考查,彭加勒认为几何学的公理既不是先天综合判断,也不是经验事实,而是一种约定。

   科学方法借鉴了约定论思想,其理论假定相当于数学学科的公理,作为其理论演绎出发点的少数思想规定,本质上也是一种理论约定。虽然约定是人们精神自由活动的产物,但也不能不受约束地随意发挥或杜撰。科学实践中所发现的科学事实并不是按照人们的想象随意创造出来的,当人们在对一切可能的约定进行选择时,既受经验事实的制约和引导,又受避免理论体系矛盾要求的影响和限制。不同的理论约定可以演绎出不同的理论体系,甚至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作为理论约定,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方法中的理论假定或命题同样不能脱离事实的制约和引导,为了理论建构主观杜撰理论假定或命题。新现实主义理论假定国家都是功能相似的行为体,这样每个国家就成为可资比较的单元,而事实上国家之间的对外功能存在差异。沃尔兹的这一理论假定实际上也是一种脱离了经验事实的主观约定,而这种对国家功能差异的有意忽视虽然有利于简化概念,方便了理论的建构,但却成为结构现实主义的重大理论缺憾。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第三个命题“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并不完全符合国际关系的经验现实,在此基础上演绎出的理论自然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理论。虽然意图瞬息万变,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其非确定性无法避免,但也不会严重到一国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意图的地步,国与国之间可以通过持续的沟通与交往、通过国际制度使信息更为对称等方式减少不确定性,或者根据一国的战略文化传统来大致把握他国的意图。但是,米尔斯海默为了建构起大国政治的悲剧理论,就主观约定了“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这一命题,把国家意图的非确定性这一性质推向了极端。如果更改一下米尔斯海默理论的第三个命题,就有可能演绎出另一套并非大国政治悲剧的理论体系。进攻性现实主义这种以最坏打算的方式估算对方意图的做法有失偏颇,往往会弄巧成拙。因此,学界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批评首先是对“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它国家的意图”这一悲观假定提出质疑。建立在脱离现实的主观约定基础上的理论大都能够做到形式系统内部的逻辑自洽,但逻辑上能够自洽的理论未必符合并能够解释客观现实,却可能与客观现实相分离,理论价值必然降低。

   (三)逻辑链条建构方面的缺陷

   科学方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具体路径是尽可能简化核心概念和减少变量数量,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演绎,寻求单一自变量导致单一因变量的简单因果关系,这种一因一果型的因果关系是最为简单的因果关系。按照科学研究方法提倡者的说法,这种逻辑链条建构方法既达到了理论简约的目的,又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以这种方法建构的理论是最好的理论。

   科学方法致力于体系理论的建构。对于体系理论来说,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的关系是体系特征对体系单位产生影响,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之间是一因导致一果的简单因果关系类型。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说、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制度选择”说和建构主义理论的“文化选择”说都是一因一果的理论建构模式,因果关系单一而清晰。

   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简化概念和减少变量以降低理论建构难度和追求理论简约的建构路径始于沃尔兹,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以简化概念和减少变量而牺牲理论解释力的典型的理论建构案例。层次分析法能够对国际关系进行全面分析,本来是分析国际关系的恰当方法,但在建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时候,沃尔兹却从他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所采用的层次分析法这一方法论后退,不再以层次分析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而是致力于体系理论的建构,用“国际结构”这一单一体系因素解释国家行为,这种理论建构路径虽然通过减少变量做到了理论简约,但却牺牲了理论的解释力。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遵循了和结构现实主义相同的理论建构路径,自然也就带有相同的理论缺陷。在“科学革命”的意义上建立命题,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量齐观,试图以少量结构甚至单一结构来推导出“一般性”假设的理论建构路径,完全违背了知识论常识。

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核心就是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即国家行为是体系压力的结果。但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就到此为止了,它没有进一步对体系压力如何决定国家行为的机制做出进一步的揭示。其实,国家是没有思维能力的行为体,代表国家做出决策的还是作为国家政策决策者的个人,体系压力首先传导到国家,通过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动力的过滤,再通过国家传导到决策者个人,个人在对体系压力做出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如果把体系通过国家再到个人的压力传导机制揭示出来,就又回到了体系、国家和个人这三个“意向”共同决定国家行为的层次分析法上来,同体系理论建构的简约性要求出现矛盾。为了理论简约的需要,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就回避了体系压力的作用机制问题,这样就减少了变量,做到了理论简约。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的理论命题本身就暗含着体系、国家和个人共同决定国家行为这一题中应有之意,不同国家对同一体系压力和同一国家对不同体系压力做出不同反应的现象表明,国际关系分析应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面进行,而不仅仅是结构决定国家行为那么清晰、简单,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却武断地通过简化掉体系压力作用机制的方法,勉强得出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的结论。以简化概念、减少变量和简单化变量关系的路径建构起来的体系理论虽然做到了理论简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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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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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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