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全球化的死与生——一个极简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1 次 更新时间:2022-05-22 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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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 (进入专栏)  


一、引言


一直以来,主权国家国内利益的分歧和冲突往往被排除在国际分析的主流之外。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国内部利益冲突的延伸。不同的利益集团跨主权结盟,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使得国际关系的分析变得空前复杂。在各种利益交错的世界,只有极简的分析工具,才能找出不同利益流的来龙去脉,才能在急剧变化的混乱世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二、理论与比喻


增加全球化这一“纬线”后,国际关系分析会变得非常复杂。这就需要借助一组非新古典的工具来降低分析的难度。这组工具是:

“资本-劳动镜像关系假说”。所有现代生产的函数,都是由资本和劳动两个变量构成。其中,劳动是人格化的现金流,资本是未来劳动的贴现。分工把所有国家内部社会分为资本和劳动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当这种分工从主权国家內部演变到主权国家之间,我们称之为全球化;当这种分工从主权国家之间退回到主权国家内部,我们称之为反全球化或地区化。

“资本-劳动竞争规则”。竞争可以分为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两种状态:1)当供大于求时,竞争发生在资本之间,边际上成本最低的资本能够出清,劳动者坐享劳动剩余;2)当供不应求时,竞争方式发生在劳动之间,边际上的劳动可以获得资本,此时资本坐享资本剩余。显然,劳动者希望供大于求,竞争发生在资本之间;资本则寻求供不应求,努力让竞争发生在劳动之间。不同的供求关系,决定谁能拥有剩余权。

劳动和资本的利益贯穿不同的主权国家内部,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跨越主权国家的竞争与合作。为了将这种竞争分析“可视化”,我们用直观的“土地”代表抽象的资本,用“地主”代表“资本利益集团”;用“耕种”代表“劳动”,用“佃农”代表“劳动利益集团”。借助这个比喻作“辅助线”,我们可以将综错复杂的国际关系放进一个极简的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之前,货币以实物形态为主,拥有全球流通的贵金属,也就拥有了土地(资本)。地主(资本利益集团)和佃农(劳动利益集团)同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货币从实物演变为信用,极大地增加了资本(土地)的供给。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开始在全球寻找佃户。于是那些资本不足的国家,开始成为专门的劳动国家。这样世界上的国家就被分为地主(资本)国家和佃户(劳动)国家:凡能够内生信用的,就能成为“地主”,凡不能内生信用的全部沦为“佃农”。

按照这个分类,在全球化的世界,最大的“地主”(也就是最大的资本创造者)就是美国,其土地(资本)不仅肥沃(利率低),而且拥有自主的水源(能源)。仅次于美国的“二地主”就是欧洲,其土地肥沃,但水源(能源)需要仰赖大地主;中国、印度、东南亚缺少土地(资本),只能争取做地主的佃农(劳动)。俄罗斯没有土地(资本),但却拥有水源(能源)。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使货币最终摆脱了实物数量约束,大地主(美国)的土地(美元资本)迅速增加,导致本土佃户(红脖子)不足,土地(资本)也从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佃户(劳工)间的竞争转变为地主(资本家)间的竞争。结果是佃农(劳动)价格上升,福利增加,佃户(劳动)坐享消费者剩余。与此同时,没有货币内生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却依然深陷马尔萨斯陷阱——劳动增长快过资本增长,土地(资本)严重供不应求。于是地主国家(美欧)的廉价土地(资本)开始跨国与佃户国家(包括中国)的廉价佃农(劳动)结合,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球化过程由此展开。

由于大地主(美国)的资本最便宜,大佃户(中国)的劳动最便宜,两者共同形成全球化的核心,分享了全球化的绝大部分利益。过去十年,全球新增18亿美元GDP中,美国占了6万亿左右,中国占了8万亿左右,其他国家则只能分享剩余4万亿美元。而在中美组合中,美国借助资本相对劳动供不应求,坐享资本生产者剩余,成为中美双方收益更多的一方。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两个矛盾开始浮现。

一个矛盾出现在美国内部。由于最廉价佃农(中国)承包了大地主(美国)的大部分土地(资本),美国本土的佃农(劳动)不得不与中国的佃户(劳动)展开竞争,内卷的结果是大地主耕地外包(制造业流失),自家佃农收入受到压制,美国地主(华尔街和新经济)和本土佃农(蓝领工人、红脖子)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引起了后者(及其利益相关的军工综合体)的强烈不满。美欧的佃农(红脖子、黄马甲)和佃农国家(印度、东南亚、南美、俄罗斯)形成了反全球化的统一战线。美国华尔街和中国一起成为众矢之的。

第二个矛盾出现在大地主(美国)和大佃户(中国)之间。借着超高的竞争力,大佃户中国承包了绝大部分地主的土地,佃户之间的竞争逐渐消失,特别是二地主开始加入对劳动的争夺,佃户(中国和其他发展国家)竞争开始转向地主(美国和欧洲)竞争转变。大佃户(中国)在G2结构中的话语权开始上升。于是鼓吹中美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开始浮出水面,新冷战思维与本土反全球化势力形成共振。曾被大佃户+大地主的G2结构压抑的二地主(欧洲)、三地主(日本)其他佃户(印度、东盟),都准备在G2冲突分一杯羹——小地主(德国、日本)通过选边站大地主获得大地主松绑(国家正常化),小佃农(印、越等)希望从大佃户手中抢夺更多的土地(资本和市场)。


三、反全球化的出现


第一个矛盾,导致美国内部“资本VS.劳动”利益的分裂。作为全球化收益最大的国家,美国内部出现了强大的反全球化力量。美国的佃户(劳动)很清楚,只要全球化不解体,本地地主(华尔街)就会一直雇佣外国廉价佃农(劳动),本地劳动相对于资本就一定会处于弱势谈判地位。除非变回以前佃农(劳动)供不应求的时代,才能坐享地主(资本)竞争带来的剩余。作为全球最大佃户的中国,自然成为美国劳动(蓝领、红脖子)的主要对手。为了争夺选票,反华就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因为反华和反对全球化大体上是一个重合的目标。

第二个矛盾,导致美国资本VS.欧洲资本利益的分裂。大地主(美国)要压制大佃户(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话语权,就必须打压二地主(欧洲),使之不能作为佃户国家的替代选择。同时,还要在中国之外培养新的佃农(印度、越南等),确保佃农之间的竞争不会因为资本的过剩转变为地主之间的竞争。尽管大地主(华尔街)和本地佃农(制造业)在是否雇佣外国佃农(就业迁不迁回美国)方面有着根本性的冲突,但在减少大佃户中国的份额(将就业迁出中国)方面却具有相同的共识。而在维护全球化方面,大佃户(中国)和大地主(华尔街)之间却存在共同利益。这就在中美间,乃至全球各国产生了多重利益的复杂组合。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5任总统,标志着美国反全球化的势力(本地佃户)占据了上风。拆解中国和美国的全球化组合,就成为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的标志性的工作。与此同时,美国在各种全球化组织退群。通过关税、胁迫和利诱,压迫制造业就业返回美国。作为本土佃户最直接的竞争者,中国无可避免地成为了美国的主要敌人。为驱赶资本离开中国,美国不仅利用长臂管辖大规模制裁中国高技术公司,而且推动南海、新疆问题迅速升温,并把摊牌的地点选在了香港。

由于香港剧情没有按照美国的剧本(大陆暴力镇压动乱)发展,迟迟不能为全面制裁中国提供正当性。于是美国转而利用台湾做新的道具——在不用亲自下场的前提下,用牺牲台湾做代价逼迫全球与中国脱钩。就在台湾这个导火索即将点燃时,震撼全球的新冠大流行爆发,反全球化的特朗普在一场有争议的大选中,败给了代表全球化利益的拜登。侥幸获选的资本利益一上台,就面对特朗普之前“骚操作”留下的两大危机:

1)俄欧一体化。在特朗普忙着打压中国时,二地主欧洲却悄悄和俄罗斯暗通款曲,其标志性工程就是北溪2号。华尔街深知,只要欧元补上能源短板并得到安全背书,二地主欧洲立刻就可以成为和大地主美国平起平坐的资本大户。原本佃户内卷争夺土地的游戏,就有可能逆转为地主内卷竞争佃农的游戏。大地主坐享佃户竞争好处,就随之演变为大佃户坐享地主间竞争的局面。G2的主从关系也会随之逆转。

2)巨大债务敞口。特别是新冠爆发的这短短两年,美国债务增加了近7万亿美元。到2021年底,美国债务规模已经突破30万亿美元。在债务即资本的信用货币体系下,债务增加就意味着资本-货币的增加。这意味着全球贸易放缓对美元需求萎缩时,资本的供给却在增加。当地主供给的土地超过佃户总数时,资本供不应求就会转变为供大于求,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泡沫就会破裂。作为金融利益的代理人,怎样维持对美元供不应求,就变为拜登政府的头号目标。

美国土地(资本)急剧增加也使得欧俄一体化变得更加敏感。因为大地主(美国)绝不能允许二地主(欧洲)在此时跟他争夺佃户(因为佃户就意味着对土地的需求)。在佃户(需求)有限,大地主(美国)和二地主(欧洲)只能有一个生存的时候,打压二地主就是大地主最优先的选择。按住了二地主,也就按住了所有佃户。

二地主(欧洲)最大的短板就是水源(能源)不能自主,只要和俄罗斯合作,立刻就能和大地主平起平坐。简单讲,没有俄罗斯,欧洲啥也不是;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啥也不是。一旦俄欧一体化,美国就啥也不是。于是在俄欧暗度陈仓的北溪2号即将开通之际,大地主美国果断地将主战场从台海转向乌克兰,引爆了俄乌战争。通过乌克兰这个楔子,彻底断绝了俄欧一体化的可能。二地主欧洲重新被美国去势,无处可去的欧元只得从欧洲流回美国接盘已经过剩的美元,从而为美国资本激进的收缩创造了条件。

任何基于猜测的战略都无异于赌博,好的战略必定是基于针对对手所有场景都做好了应对准备。基于上面提出的简化后的利益结构(大地主VS.二地主+大佃户VS.二佃户+水霸),我们设想了未来世界大变局的不同场景。所谓战略,就是针对这些场景选择最有利的角色。


四、未来场景1:重启全球化


1994年汇改后,美联储就成为中国事实上的央行。人民银行相当于商业银行。外汇储备就是人民银行的准备金,是人民币国际信用之源。可以说,中美“劳动-资本”组合,是后来全球化的基石。中美的最优选择,就是一起收割全世界。全球化符合美国资本和中国劳动的最大利益。但最强地主和最强佃户组合也有一个难题,就是地主主导还是佃户主导,也就是领导权的问题。

在全球化初期,资本供不应求,中国要与原来的佃户(东南亚)竞争美国的这个大地主的土地(资本)。资本供不应求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国一定是G2的主导一方。这在当时是没有多少争议的。当年佐利克等人提出G2,就是试图把中美的这种关系固定下来,建立一个和中美地位相匹配的财富分配机制。

1994年汇改,中国劳动大幅降价,借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举取代原来的佃户东南亚。在加入WTO后,中国劳动更是借助廉价的美国资本横扫全球,逐渐成为垄断的佃户。问题出在2004年,中国土地金融制度完成后,中国资本开始内生,佃户开始有了一块自留地,中国拥有了向产业链顶端攀升的资本。随着土地金融的空前成功,中国迅速跨越地方政府的重资产阶段,中国控制的产业链变得越来长。自留地越来越大的大佃户,使得G2双方供求关系逐渐发生改变。

2008年次贷危机,是一个转折点,资本供大于求的美国需要依靠求助中国才能度过危机。之后中美经济规模迅速缩小,大佃户开始主导部分双边议程,这就不可避免地触碰到全球化的主导权这个G2结构最核心的问题。尽管中国多次表示愿意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但美国战略界的疑心却越来越重。

为了巩固全球化的主导权,大地主开始培养新的佃户与大佃户竞争——将中国的产业链转到中国以外。为了让新的佃户能够生存,就要对大佃户开征额外的关税,因为没有额外的关税抵消掉中国劳动的竞争优势,其他佃户就没有机会。中国近年来产业链的外移,与越南、印度外贸的迅速增加,就是这一策略的结果。加税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惩罚中国,而是培养印度、越南这样的佃户,使这些分散佃户能够与大佃户中国竞争,再次夺回G2主导权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宁愿忍受通胀也不肯放弃对中国商品加税。

为了围剿中国这个大佃户,美国就必须让渡部分利益给印度、越南这样的小佃户。印度利用自己反华的价值,在美欧日俄之间自由游走,从而攫取到最大的战略主动。与本土佃户(制造业)不同,彻底打垮大佃户并不是大地主(华尔街)最优的选择,保持佃户之间足够激烈的竞争,才能是土地(资本)攫取的地租(剩余)最大化。这与本土佃户(军工制造业集团)要将制造业就业迁回本土,彻底解构全球化的目标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这一场景里,大地主美国虽然嘴上说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其实心里最担心的却是二地主欧洲。按照前面提出的竞争规则,只有地主(资本)间的竞争,才可以让佃户享有消费者剩余。一旦中国退而求其次,联手俄罗斯转向用欧元结算,就会形成最优的土地(美元资本)+次优的佃户(东南亚劳动)VS.次优的土地(欧元资本)+最优的佃户(中国劳动)两个平行的全球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把中国宣布为头号敌人时,眼睛的余光一直紧盯着欧洲,坚决不让俄罗斯加入西方阵营。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地主的美国,其头号目标是防止土地(资本)供大于求。作为美国资本的主要消费者,中国特需对美国资本不爆仓至关重要。中国对于保卫美元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中国在中美博弈里最大的筹码。价值不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不同。由于中国去年房地产崩盘,让美国资本感到中国其实自身难保,远没有像2008年那样大的利用价值,这让他们感到,与其像2008年时求中国接盘美债,还不如像对俄罗斯那样直接没收中国资产、注销中国债务效果更好。如果这个判断被接受,台湾就是下一个乌克兰,中国就是下一个俄罗斯。中国经济如果不能迅速满血复活,将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地缘战略后果。


五、未来场景2:反全球化


尽管借助新冠疫情,美国资本侥幸扳回一局,但下次大选美国劳动卷土重来,乃是大概率事件。拜登掌权这四年,对于全球化而言更像是回光返照。这就要求我们抓住短暂的窗口期,为中美大脱钩,甚至全球化解体做好准备。

对美国本土佃户(劳动)而言,无论大地主(华尔街)和大佃户(中国)还是和二佃户(印、越)合作,自己都一样得参与佃户间的竞争。作为成本最高的佃户,全球化本身就是问题。只有全球化解体,土地(资本)在本土市场供不应求,本土佃农(蓝领、红脖子)才能夺回因全球化中失去的主导权。为了彻底瓦解全球化,与本土资本(华尔街)合作的大佃户中国必定是本土佃户(红脖子、军工集团)的死敌。在特朗普为代表的军工集团和美国蓝领劳工眼里,中国这个佃户存在本身就是原罪。只要中国存在,大地主(金融资本)就不会屈服,中国就一直会是本土佃户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而对本土地主(华尔街)而言,去全球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因为相对美国资本,美国的劳动太稀缺。即便充分就业,也不足以应对今天已经非常巨大的资本供给——太少的本土佃户一定会导致海量的土地弃耕,引发本土地主之间竞争。资本供大于求的必然结果,就是前所未有的金融海啸。美国资本(华尔街)只是在驯服中国方面与本土佃户(军工综合体)有着一致的共识,而不是要消灭中国这个给资本创造需求的佃户。

美国资本要将大佃户中国对产业链的控制拆解到几个佃户,让佃户间竞争;而美国劳动(军工综合体)则要将大佃户剿灭,让本土资本只能依靠本土佃户。美国巨大的债务敞口限制了美国与中国脱钩的选项。如果剿灭中国会导致美元崩溃(持续高通胀),地主(华尔街)利益的代表就会和佃户再次结盟(免除劳工利益集团加在中国商品上的关税),其他佃户(包括本土佃户)的利益,都会被用来做交换。

面对美国海量债务敞口,美国资本(华尔街)的首先目标,就是保住资本(美元-美债)的供大于求。办法就是提高地租返还(加息),收回过量土地(缩表)。这一做法的前提之一,是佃农不会转向地租较低的二地主(欧洲)。俄乌战争实际上就是防止资本需求被欧洲分流,使得美国无法完成加息和缩表。这一做法的前提之二,是有佃户能负担得起上涨的地租,在经济萎缩的周期,有人能接得住美国海量的债务敞口。如果去全球化的利益集团强行与中国这个美元最大的用户脱钩,美债需求就可能出现巨大缺口,从而导致金融危机。

巨大的对美债权,对本土地主(华尔街)来说是中国的善意,对本土佃农(军工集团)来说,反而是中国成为美国敌人的理由。在美国本土佃户(军工集团)看来,大佃户内部资本市场(房地产)崩盘后,使得中国即使有意愿,也不再具备接手比2008年大得多的美元债务敞口。最好的办法,不是像2008年那样央求中国救助,而是通过激化台海战争并以此为借口违约:1)直接没收大佃户的财富,填补债务敞口;2)注销全球化时代所欠债务; 3)同时还可以给军工综合体带来一波战争需求。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的金融战就是这一做法的预演。非如此,美国无法走出债务危机。

这是一个最危险但概率最大的场景,中国现在就必须为特朗普代表的军工利益集团卷土重来做好战争(金融战争和军事战争)的准备。


六、未来场景3:地区化与“大陆岛”


不管中国多么舍不得全球化,多么渴望与全球资本挂钩,也必须做好自立门户的准备。这不是改革的倒退,重新闭关锁国,而是面对全球化解体的世界不得不作的准备。中国必须抛弃幻想,接受现实。相比2008年,中国今天的选择十分有限:

1)如果和美国地主(金融利益集团)交换,中国就必须像2008年那样接得住美国债务,为填补缺口提供足够的需求。但中国房地产被“自杀式政策”摧毁后,中国经济已经没有力量接住比2008年更大的美债缺口,想帮美国也有心无力;

2)如果和美国佃户(军工综合体)摊牌,就要接受去全球化,接手产业链回流美国,就要准备与美国硬脱钩(比如通过挑起台海等战争给违约债务、没收中国资产寻找借口)。

无论美国是重新雇佣自己的佃农(红脖子),还是雇佣与中国竞争的佃农(印、越),中国的选择只有一个,找到自己的土地(货币内生),成为另一个地主。中国必须成为内生资本的超级大国才能维持增长,这是中国海量的劳动供给所决定的。在去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资本回归本土是美国劳动回归本土的镜像。尽管中国佃农(劳动)与美国地主(资本)有着深刻的联系和共同利益,但美国本土佃农处在上升周期,美国近期与全球化决裂是大概率事件。就算美国依然资本当道,要想和美国利益交换,前提也是中国必须做好自保。

作为一个拥有海量劳动的佃户,中国必须有与之匹配的海量土地(资本)才能自保。能够将未来收益贴现的资本市场大体有三个:股票(企业)、债券(中央政府)、房地产(地方政府)。这些资本市场总规模,决定了内生资本的规模。只要资本市场的资产有足够高的流动性,央行就可以通过购买资本市场上高流动性的资产创造货币,就可以摆脱依靠出口结汇创造基础货币的依附型资本形态。但目前而言,这三个资本市场都存在问题:

1)首先,资本回归。用美债形态的美元资本回购中概股,然后在美国退市在A股重新上市。央行通过公众基金(养老金、社保、医保)投资中国股市内生货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扩大A股的规模,将美元计价的资本,转为人民币计价的资本。这相当于佃农退耕地主的土地,转而自己开荒;

2)其次,发行国债。同美国相反,中国中央政府是强财政(分税)、弱金融(国债);地方政府是强金融(卖地),弱财政(分税)。在房地产市场被整垮,股票市场不争气的现实下,这样必须大规模发行债权,接替房地产带来的资本缺口。需要指出的是,国债发行规模的制约,是有没有能形成资产(能带来现金流)的项目。现在通过央企给地方融资而形成的大部分项目都形不成资产,这样的专项债对于未来经济的可持续性极为有害;

3)第三,拯救房地产。正确理解房住不炒,停止对房地产市场的打压。停止新增供地,收回前一阶段超供的土地(相当于房地产市场加息、缩表)。只有房地产市场重回供不应求,才有可能恢复不动产的流动性;

在新的区域化分工中,中国应当扮演地主而不是佃户。这就要求中国将“信用”的创造和维护放到比压低制造成本更主要的位置。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信用。在1853-1856年的俄——英、法、土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即便双方死伤累累,英国坚持偿还对沙皇政府的欠债,而沙皇政府则依旧为英国投资者购买的主权债付息,就是为了维护宝贵的“信用”。而美国在俄乌战争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中,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这种赖账行为彻底动摇了美元历经百年建立起来的国际信用”(余永定,2022)。

中国要想从佃户转变为地主,就要有所取舍。如果美国对中国制裁,中国与其对等没收美国资产,不如索性反其道行之,宣布所有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在中国都是安全的。即使制裁中国的国家(甚至交战国)其资产也会受到保护。以资产换信用,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安全的资产避险之地。未来竞争的制高点,是看谁能提供最安全的资产保护。信用财富的时代可以没收的有限,只要真实财富在,信用财富可以很快重建。

最后,和欧洲一样,大宗商品是中国最大的短板。中国只能靠外部交换补齐这个短板,这就使得俄罗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边缘玩家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很多人看不起依赖能源、矿产、粮食等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殊不知,只要资源开始供不应求,大宗商品市场(期货市场)立刻就会显示出资本市场的所有特征。俄罗斯这次将卢布和天然气挂钩,就是成功利用了稀缺自然资源的资本属性,持有卢布就相当于持有俄罗斯天然气的股票。

作为全球化中美国金融利益的战略策划师,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棋局》中提出三种导致美国霸权衰落的“资本-劳动组合”:俄欧联盟、中日联盟和中俄伊联盟。回过头来看,原本威胁最大也最有可能的俄欧联盟,被此次俄乌战争解除了,反倒是最没有可能的中俄伊联盟成为了一个可以想象的场景。美欧反复逼迫中国在俄乌战争中选边站,就是出于对这一前景的担心。

作为两个分别被大地主(美国)和二地主(欧洲)排除出“佃农-地主”体系的国家,中俄有可能在共同的外部压力下实现“地主-佃户”(资本-劳动)内循环。如果大陆岛出现成吉思汗之后第二次整合,主导世界数百年之久的海权国家就可能再次边缘化。特别是当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大国威望丧失,国家面临解体,而中国又成功内生货币-资本,俄罗斯就可能以弱者身份加入中国为核心的货币圈。只要制度设计合理,围绕中国-俄罗斯轴心的跨文化(甚至信仰)的欧亚大陆联盟(类似欧盟),就有可能维持相当程度的稳定。

在这个联盟中,中国是大宗商品消费大国。俄罗斯是大宗商品的生产大国。中国缺的是“水源”,俄罗斯缺的是“耕地”,两者结合,立刻就可以成为超越欧洲,比肩北美的世界级大地主。现在,中国依赖美国控制能源的供给,俄罗斯依靠的是欧洲对能源的需求,一旦离开美国和欧洲,中俄资本都会出现问题。在美国绝不允许欧洲通过与俄罗斯一体化实现能源独立和防务自主的前提下,俄罗斯能源很难进入欧洲市场。在防止中国高技术崛起的前提下,中国也很难利用美国的资本。此时,俄罗斯能源与中国资本市场,完全有可能实现资本自由。而俄罗斯也可以一劳永逸地终结其广袤亚洲地区与人口空心化所带来的固有恐惧。

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俄罗斯如果加入中国经济圈,就可以补齐中国能源、矿产、粮食等大宗货物的短板,人民币定价的资产就有可能比欧元更安全,从而拥有比欧元更好的流动性。在全球化解体、世界重归区域化丛林竞争的场景里,亚欧大陆岛如果能够实现“劳动-资本”内循环,就有可能像当年北美大陆岛那样远离欧洲纷争,成为拥有战略主动的第三方。

中俄货币联盟为大陆岛提供资本,形成一个平行于美元世界的小全球化。在这个世界里,中俄成为新的地主,为其他佃户国家提供欧美之外的替代选择。显然,这是美国资本最不愿意看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基辛格在5月7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反复指出,把中俄逼到一起是非常不明智的。而基辛格代表的,就是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相比中美、俄欧组合,中俄经济一体化对双方都是次优的选择。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化上,都没有内在的粘合力,中俄联合纯属外部强力挤压的结果。一旦欧美重新接纳俄罗斯,中俄联盟立刻就会瓦解。事实上,如果特朗普进入第二个任期,这样的场景就会成为现实。


七、结语


谁能快速洞察各方行为的动机并预判其行动,谁就能在全球化生死明灭的混乱世界里,抓住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避免陷入对手设下的隐蔽陷阱。本文通过引入“劳动-资本”空间分化,在主权国家这一传统国际关系的“经线”之外,增加了全球化这条“纬线”,从而编织出一幅更为接近真实世界的图景。这两组脉络可以极大地简化理解国际问题的难度。在新的利益经纬里,主权国家的内部利益分化就有可能纳入国家关系的分析框架。

外交关系看似取决于领导人个人偏好,但实际上他们的行为都可以从其所处的经纬坐标中加以预判。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通过领导人的行为,判断其选择的真实经纬位置。今天看到拜登似乎是全球化、反全球化两头通吃,但我们透过全球化这条纬线,我们仍可以看到他和特朗普的差别。比如,全球化下拜登会不断“建群”,拉拢各国排斥中国;特朗普则是不断“退群”,逼迫世界各国直接在美国建厂。普京看似和西方势不两立,实际上随时可能把中国当作投靠西方的投名状。莫迪无端挑衅中国看似令人费解,背后却是向美国资本展示其替代中国劳动的地缘战略价值。

增加了全球化这条纬线,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拜登反华和特朗普反华的区别——在反华已经被特朗普主导成反全球化舆论并塑造为美国的政治正确的情况下,为了不丢失选票,拜登也只能接过反华的大旗。同样,我们也可以预测,拜登也一定会把反俄塑造成政治正确,从而绑架下一任美国总统。沿着这一纬线,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美国特朗普和英国约翰逊、印度莫迪、俄罗斯普京、法国勒庞、巴西博索纳罗会形成跨国政治联盟;米尔斯海默、格雷厄姆(Graham Allison)和福山、佐利克、达里奥对中国为何会持有完全相左的立场;福克斯和CNN、纽约时报、推特为何在支持和反对特朗普的问题上如此势不两立;硅谷和华尔街为何是同气连枝......当今世界大部分令人费解的国家行为和利益关系,都会通过全球化这一显影剂加以曝光。

把美国视作一个利益无差异的整体的国际分析理论,导致很多国家的外交政策在面对美国多变的政治局势时首鼠两端、无所适从。识别出美国内部利益的冲突,预测美国不同利益主导的国家行为,对于制定正确的对美外交政策至关重要。大国外交,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对手国内部的利益分裂的外交(比如,汉朝利用匈奴分裂,隋唐利用突厥分裂)。

在利用美国内部利益分化方面,普京显示出远超俄罗斯实力的大国技巧。而今天的中国虽然身体已经是全球大国,但思维和行动上却与真正的大国相距甚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只有在国际关系中正确地辨识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才有可能判断跟谁可以进行利益交换,对谁不能心存任何幻想,最终做出最能保护国家利益的最优决策。在这方面,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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