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学术知识专业化: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建设方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2 次 更新时间:2022-10-25 20: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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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 (进入专栏)  

  

   今年,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学科建设的讨论向建立自主学科体系的问题上集中。虽然提出了许多建议,但是关于学术知识专业化与自主学科体系的关系却探讨得不多。鉴于学术专业化是形成不同学科的根本,故此,笔者想谈一下学术专业化在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形成中的作用。

   一、 学科以学术知识为基础

   “学科”这个概念通常是指依据知识内容的区别划分的不同学术知识的类别。因此,要了解国际关系的学科分类,我们需要先明确什么是学术知识,以及什么是国际关系的学术知识。

   “学术知识”是指通过专门学习才能获得的关于某种学术内容的知识, 通常用于区别与“常识”的不同。常识一般无需专门的学习即可获得,甚至很多是无师自通的,如有关情爱、饮食、贪腐、滥权、迷信等方面的内容。随着人类教育水平的提高,常识与学术知识之间的界限也在变化,一些学术知识得到广泛应用之后就会变成常识。例如,甲亢患者不宜吃含碘的盐,而甲减患者需吃含碘的盐。由此可见,常识是指非专业人士也普遍了解的知识,学术知识则是指专业人士知道而非专业人士很少懂得的知识。

   依据我们对学术知识和常识的区分标准,我们也可以将国际关系的学术知识和常识进行区分。例如,当国家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强者有可能发动战争以维护其利益。这是常识,无需专业学习也能知道。然而,学者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常识,他们需要解释为何在冲突不变的情况下,强者有时发动战争,有时不发动战争。学者们通过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学术解释,超越了常识。例如,学者们将国际体系定性为无序体系,即缺乏军事暴力垄断的体系。从这个假定出发推导出所有国家只能采取安全自保原则,而如何实现安全自保的战略选择则由体系、组织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因素综合决定。在个人层次上,决策者的类型决定了其战略偏好,这成为强者是否决定以发动战争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

   由于一些国际关系的常识是无师自通的,因此很多人认为国际关系学没有专业门槛。乌克兰战争发生后,很多人以常识分析这场战争,结果都被历史证明是错的。例如,有人说是闪电战,一个月内结束,有人说将引发世界大战,还有人说会升级为核战争。绝大多数新闻评论员并不具备国际关系的学术知识,他们也是依照常识分析这场战争,因此很多评论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这个事实说明,国际关系的学科建设不能以常识为基础,而需要以学术知识为基础。以学术知识为基础,由有专业学术知识的人主导学科 发展,国际关系学才能深化和增加其知识内容。而如果以常识为基础,就难以避免常识性观念主导学科建设,使得学科建设陷入低水平重复之中,甚至有发生学术倒退的可能。

   根据现有的国际关系学所研究的对象,国际关系学已经形成了一些有相对独立性的分支学科,如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军控研究、国际组织研究、国际安全研究、外交学。这些分支学科虽然还难以称得上已经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但其研究对象的边界是比较明确的,有了通用的固定专业术语,并且建立了一些相关的理论。与这些自然形成的分支学科不同,人为规定的一些学科则还缺乏明确的知识边界、专业术语和相关理论,如最新建立的“ 国家安全学”和“ 国别与地区研究”,这两个新设立的一级学科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确定学科的划分标准,而是它们的知识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如果其知识内容与国际关系专业基本重合,甚至完全重合,就难以形成名副其实的学科。

   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并不长,大约始于20世纪30 年代,至今还不到100年。这个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发展的,是个典型的跨专业学科。由于这个学科的知识基础跨越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其他许多学科,因此知识不纯成了这个学科的重要特征。然而,正是由于国际关系学的学术知识起源就是交叉学科,因此以往几十年的发展路径呈现为一个从知识杂合向专业细化的演进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分支专业越来越多。例如,国际关系学之下先是分出了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而后国际政治下又分出了国际安全、国际组织和外交学,国际经济下分出了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再后来有了更细的专业划分。虽然国际关系学的学者们还在不断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来丰富自己,进行创新,但专业知识细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以学术知识为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基础,还需要明确以什么样的学术知识为基础。医学有中医和西医之分,那么国际关系学是否也可能形成中西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呢?实行自主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是以中国独有的学术知识为基础,还是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已有的学术知识为基础?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医和西医建立在两套完全不同的知识基础之上,两者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都不同,两者的思维原理、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也都不同。西医以生物知识为基础,中医以身心知识为基础。如果要模仿中西医学的差别建立与西方国际关系学不同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就得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形成一整套与西方国际关系学都不同的学术知识。过去几十年里,许多中国学者试图建立中国独特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其经验表明,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个方面创造出来的学术知识有限,且与国际上已有的学术知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尚难形成以民族文化为界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这意味着,建设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独特学术知识基础尚不具备。

   二、 学科体系的形成难于学科

   “体系”这个概念是指某一范围内的事务依据某种规则建立起来的内部联系,从而组合成一个系统性的整体。以国际关系的体系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际体系内的行为体是相互联系的,在不同的国际体系内他们的相互关系是依据不同的规范形成的。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既可能是相互合作的,也可能是相互竞争的。无论关系的类型是什么,行为体得有联系才能构成一个体系,否则构不成一个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古代只有地区的国际体系而没有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因为古代不同地区的国际行为体之间没有联系。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国际体系的规范不同,因此行为体的关系也不同。在华夏地区的朝贡体系内,行为体形成宗藩关系。在15 世纪欧洲列强建立的殖民体系内,行为体则形成宗殖关系。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则是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主权关系体系。

   当一个学科发展成了学科体系,说明其内部要素的相互联系已经形成了整体性,也称系统性。形成一个学科仅需要其学术知识内容与其他学科不同,在两个学科之间划出它们的知识边界就可以了。然而,形成学科体系则不仅要有知识范围的外部边界,还要求学科内部的知识之间形成有机联系。因此,形成一个学科体系要比形成一个学科的难度大很多。如果我们将“学科”比喻为凉菜拼盘,“学科体系”则是固定名称的炒菜。前者由多种无关联的食品并列摆放在一起即可,如松花蛋、花生米、香肠、小肚、豆腐干或其他的熟食;后者则对食材、配料及烹饪程序有规定和要求,如宫保鸡丁、京酱肉丝、红烧茄子等。以国际关系理论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就缺乏系统性,而新现实主义理论(也称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具有明显的系统性。故此,前者被称为传统理论,而后者被称为体系性理论或科学理论。

   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学科是从政治学中独立出来的,目前其知识的外部边界和内部的整体性已经形成。知识的外部边界区分于国际关系史、国际法、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就其学科知识的整体性讲,其涵盖的领域包括了关于基本事实的知识、事务原理的知识、研究问题的具体方法、认知事务的逻辑原则等。就其知识的相互联系性来讲,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关系史和国别研究的成果为材料基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成为国际秩序、国际规范、国际军控、国际经济、国际组织等功能性研究的理论指导;学科内部有了独特的术语,如“实力结构”“结构性矛盾”“势力均衡”“战略威慑”“战略偏好”“战略信誉”“观众成本”“层次分析”等等。这些专业术语成为学科内共有的知识概念和表达方式。

   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分为范式理论、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三个层次的理论研究相互促进,使得理论的联系性不断增强。例如,以往认为体系、组织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交集,但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学者在政治领导、意识形态和国际规范方面的研究已将这三个层次的理论联结起来。例如,有关政治领导的研究以主导国的政治领导为自变量,将决策者(个人层次)、其领导的政府(织组层次)和其所提供的国际领导(体系层次)三者结合起来,把决策者的世界观(个人层次)和其政府所选择的意识形态(组织层次)及该国用于建立国际规范的价值观(体系层次)结合为一体。国际组织研究将国际规范(体系层次)作为自变量,从而影响到国家制度(组织层次)变化,进而影响决策者(个人层次)的策略选择。这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学科向学科体系发展的一个例子。

   三、学科体系是自然形成的

   一个学科体系的形成,是类似一片森林那样自然生成的,还是像城市园林那样由人按照统一规划种植而成的?这是对学科体系的两种不同认知。从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发展历史进程看,笔者认为是前者,即在无统一规划的情况下,学者们按各自不同的喜好和关注选择其研究内容和问题,而后自然形成了一个学科体系。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近百年里,国际关系学从无到有,从附属于其他学科到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再成为一个学科体系,整个发展进程都未按任何机构的规划进行。国际关系学在强国的发展快于弱国,然而这并非强国对这一学科的建设规划能力强于弱国,而是强国对国际关系学的客观需求远大于弱国。这意味着,国际关系学的发展靠的是需求而非规划。

   如果我们同意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是由学者们在无统一规划条件下自主研究形成的,那么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就应由学者们自行决定进行什么样的知识创新。学者们能创造什么样的知识,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知识结构、创新能力以及自我意愿,即他们认为创造什么知识是有意义的。如果把知识创新限定于只能创造中国的民族性的知识时,就会使许多学者被排除在外,无法参与学科建设。那些知识结构不具有民族性的学者,没有创造民族知识能力的学者,只想创造普适性知识的学者,都将被排除在外。当这三类学者无力参加所规划的知识创造时,剩下的学者在数量上将是非常有限的。再去除了没有创新能力的学者,从事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学者将所剩无几。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基础性研究,是对人类未知领域的探索。由于人类不了解未知领域,因此对未知领域也无法形成需要,即不知要什么。对未知领域的知识探索动力源于研究者个人探索未知领域的兴趣,缺乏了个人兴趣,就失去的探索的动力。例如,对数学不感兴趣的人就不会从事数学研究。此外,探索既定未知领域的研究需要相应的学术研究能力,没有特定的学术研究能力,也无法进行研究。例如,没有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的能力,就无法研究如何定量衡量国际事务。国际关系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由学者们的个人兴趣和研究能力推动的,缺少了学者的个人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这两个必要条件,国际关系的学科建设就难有新发展。这和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相同,社会需求并不是学术研究的先决条件,而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才是学术研究的先决条件。

由学者们自行决定进行什么样的知识创新、形成普适性学科体系的可能性将大于形成民族性的学科体系。国际关系学科发展靠的是专业知识水平很高的学者,而非全科式的学者。专业性强的学者,其知识结构通常包括了国际上已有的知识,而非局限于中国特有的知识。他们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所创造的知识很可能是普适的,而非中国特有的。这样的新知识很可能被国际社会肯定、接受以及使用,但却很难被认定为是中国的知识。从当代科学发展趋势看,学者进行国际合作是有助于其提高知识创新成功概率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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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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