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达: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方法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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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达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方法把不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机械照搬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致使这种研究方法存在重大缺陷,其缺陷主要存在于以下四个方面:一、理论建构方法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概念界定、逻辑链条建构、 假设约定、理论检验和演绎法建构理论的局限性等五方面的缺陷;二、案例选择方面 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选择性使用案例、对案例选用缺少明确的说明和案例反映的历史经验过于狭窄;三、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存在局限性;四、证伪方法不适用于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方法的缺陷是由于其忽视国际关系现象与自然现象、国际关系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差异造成的,成为其无法克服的先天痼疾,削弱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得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运用时必须极为慎重。科学方法不能代替传统方法,国际关系研究应立足于现实的国家及其国际关系实践,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中汲取思想理论资源,对影响国际关系的各个因素进行全面分析,而非为了理论简洁的偏执追求一味简化概念、减少变量,从而导致对国际关系的片面解读,使国际关系研究成为没有思想的、概念自我循环的纯粹技术性工作。

关键词:国际关系;科学方法;理论建构;案例选择;证伪方法

作者简介:王政达,山东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科学方法成为主导性的研究方法,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部分学者也在大力倡导并致力于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方法认为作为社会现象的国际关系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遵循可重复出现的客观规律,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国际关系,致力于探究国际关系中的因果关系;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程序性,提倡数学模型建构和数理推导,主张对理论假设的实证检验。应该说,科学方法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国际关系学中的几大体系理论都是运用科学方法建构起来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走向了极端,把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突出表现为不顾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差异,把研究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方法机械照搬到作为社会现象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来,造成这种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致使以科学方法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带有严重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就是解释力不足和预测错误。本文力图从理论建构方法、案例选择、实验法与统计法的局限性和证伪方法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非适切性等方面厘清科学方法存在的缺陷,旨在打破对科学方法的盲目崇拜,指出科学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应用中的局限性,为正确认识科学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学理价值提供认知基础。

一、理论建构方法的缺陷

科学方法有一套将逻辑推理和经验验证结合在一起的逻辑程序,这一程序是科学研究方法的核心,其具体步骤为:提出研究问题,建立研究假设,实证检验,得出结论,而这一研究方法在概念界定、因果链条建构、变量选择、假设检验和演绎法理论建构路径等环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

(一)概念界定和变量简化方面的缺陷

就概念界定来说,自然科学的概念界定要求清晰、准确,不容易产生歧义。为了达到近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研究效果,追求国际关系概念界定的清晰、准确与可操作化,科学方法在进行概念界定时往往对国际关系领域复杂的客观存在进行简化处理,即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仅仅保留其中可观察、可操作化和可通约的因素,而对那些不可观察、难以操作化和不能通约的要素尤其是那些关涉价值判断的要素则予以舍弃。例如,结构现实主义在界定国家概念时,为了追求概念的清晰、准确,把国家的政治体制、历史发展、民族和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丰富多彩的内部要素统统舍弃,抽象掉了国家构成的几乎一切内部要素,只剩下了一个国家之间可以通约的实力要素。

这样界定国家概念的原因在于体系理论建构的两难困境:虽然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对国家身份的界定、国家利益的建构和国家的对外行为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如果照顾到国内因素,就无法确定一个可以类比的体系单元。为了解决这一理论悖论,结构现实主义通过简化概念的方法把国家界定为依其实力地位而运行的原子式的行为体,从而把对国家对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变量排除在范畴界定之外。原子式国家的唯一作用是把国家和国际问题简单化,表面上把国家变得容易理解和计算,但却歪曲了国家的本质,把简单化变成了单调化,因此建立在原子式国家概念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因为世界上的客观事实具有高度复杂性,有其内在的伦理性质,从来不那么清晰利落,也一向难以把握。

概念界定要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靠真实、完整的概念而不是过度简化的概念研究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研究同任何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应该做到理论与事实相符。如果某个理论模式忽视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模式就是片面的,很容易使人误入歧途。 但是,科学方法在建构理论时努力把自己的理论自然科学化,概念界定越来越脱离经验现实,使其理论超越人的直觉经验以增强其普遍意义,在简化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容易计算但不真实的可能世界。这种概念界定方法在理论上是允许的,但理论世界对于真实世界至少应该是可以通达的可能世界,否则理论就不可能周延,导致其解释力减弱,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简化后的概念舍弃了诸多必要的存在论条件,可能致使逻辑世界与真实世界不能相互贯通。例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于美国地区霸权地位的界定存在削足适履的理论缺陷,明显是为方便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而量身定做的特定概念。美国是公认的全球霸权国家,但米尔斯海默却为了其理论演绎的需要违背国际关系事实,把美国界定为一个地区霸权,而如果把美国假定为一个全球霸权,那么美国“离岸平衡手”的假定就不再有效,其理论结论也就不再成立,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结论是建立在当今世界不存在全球霸权而只存在地区霸权这一理论假定之上的。如果任何国家取得全球霸主地位,整个世界就不会再存在永久的大国竞争,大国政治悲剧的体系环境就不存在了。

(二)假设约定方面的缺陷

科学方法中的理论假定是一种理论约定。约定论思想是彭加勒科学哲学思想的核心主张,是在对数学和物理学的基础进行洞察、批判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根据约定论思想,科学来自于经验约定。通过对几何学特别是对非欧几何的深入考查,彭加勒认为几何学的公理既不是先天综合判断,也不是经验事实,而是一种约定。

科学方法借鉴了约定论思想,其理论假定相当于数学学科的公理,作为其理论演绎出发点的少数思想规定,本质上也是一种理论约定。虽然约定是人们精神自由活动的产物,但也不能不受约束地随意发挥或杜撰。科学实践中所发现的科学事实并不是按照人们的想象随意创造出来的,当人们在对一切可能的约定进行选择时,既受经验事实的制约和引导,又受避免理论体系矛盾要求的影响和限制。不同的理论约定可以演绎出不同的理论体系,甚至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作为理论约定,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方法中的理论假定或命题同样不能脱离事实的制约和引导,为了理论建构主观杜撰理论假定或命题。新现实主义理论假定国家都是功能相似的行为体,这样每个国家就成为可资比较的单元,而事实上国家之间的对外功能存在差异。沃尔兹的这一理论假定实际上也是一种脱离了经验事实的主观约定,而这种对国家功能差异的有意忽视虽然有利于简化概念,方便了理论的建构,但却成为结构现实主义的重大理论缺憾。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第三个命题“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并不完全符合国际关系的经验现实,在此基础上演绎出的理论自然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理论。虽然意图瞬息万变,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其非确定性无法避免,但也不会严重到一国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意图的地步,国与国之间可以通过持续的沟通与交往、通过国际制度使信息更为对称等方式减少不确定性,或者根据一国的战略文化传统来大致把握他国的意图。但是,米尔斯海默为了建构起大国政治的悲剧理论,就主观约定了“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这一命题,把国家意图的非确定性这一性质推向了极端。如果更改一下米尔斯海默理论的第三个命题,就有可能演绎出另一套并非大国政治悲剧的理论体系。进攻性现实主义这种以最坏打算的方式估算对方意图的做法有失偏颇,往往会弄巧成拙。因此,学界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批评首先是对“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它国家的意图”这一悲观假定提出质疑。建立在脱离现实的主观约定基础上的理论大都能够做到形式系统内部的逻辑自洽,但逻辑上能够自洽的理论未必符合并能够解释客观现实,却可能与客观现实相分离,理论价值必然降低。

(三)逻辑链条建构方面的缺陷

科学方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具体路径是尽可能简化核心概念和减少变量数量,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演绎,寻求单一自变量导致单一因变量的简单因果关系,这种一因一果型的因果关系是最为简单的因果关系。按照科学研究方法提倡者的说法,这种逻辑链条建构方法既达到了理论简约的目的,又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以这种方法建构的理论是最好的理论。

科学方法致力于体系理论的建构。对于体系理论来说,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的关系是体系特征对体系单位产生影响,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之间是一因导致一果的简单因果关系类型。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说、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制度选择”说和建构主义理论的“文化选择”说都是一因一果的理论建构模式,因果关系单一而清晰。

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简化概念和减少变量以降低理论建构难度和追求理论简约的建构路径始于沃尔兹,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以简化概念和减少变量而牺牲理论解释力的典型的理论建构案例。层次分析法能够对国际关系进行全面分析,本来是分析国际关系的恰当方法,但在建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时候,沃尔兹却从他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所采用的层次分析法这一方法论后退,不再以层次分析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而是致力于体系理论的建构,用“国际结构”这一单一体系因素解释国家行为,这种理论建构路径虽然通过减少变量做到了理论简约,但却牺牲了理论的解释力。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遵循了和结构现实主义相同的理论建构路径,自然也就带有相同的理论缺陷。在“科学革命”的意义上建立命题,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量齐观,试图以少量结构甚至单一结构来推导出“一般性”假设的理论建构路径,完全违背了知识论常识。

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核心就是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即国家行为是体系压力的结果。但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就到此为止了,它没有进一步对体系压力如何决定国家行为的机制做出进一步的揭示。其实,国家是没有思维能力的行为体,代表国家做出决策的还是作为国家政策决策者的个人,体系压力首先传导到国家,通过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动力的过滤,再通过国家传导到决策者个人,个人在对体系压力做出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如果把体系通过国家再到个人的压力传导机制揭示出来,就又回到了体系、国家和个人这三个“意向”共同决定国家行为的层次分析法上来,同体系理论建构的简约性要求出现矛盾。为了理论简约的需要,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就回避了体系压力的作用机制问题,这样就减少了变量,做到了理论简约。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的理论命题本身就暗含着体系、国家和个人共同决定国家行为这一题中应有之意,不同国家对同一体系压力和同一国家对不同体系压力做出不同反应的现象表明,国际关系分析应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面进行,而不仅仅是结构决定国家行为那么清晰、简单,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却武断地通过简化掉体系压力作用机制的方法,勉强得出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的结论。以简化概念、减少变量和简单化变量关系的路径建构起来的体系理论虽然做到了理论简约,但却牺牲了理论的解释力,违背了科学方法所提倡的科学精神。

(四)假设检验方面的逻辑缺陷

科学方法常常使用简单枚举归纳法检验假设。简单枚举归纳法又称简易归纳法,是属于不完全归纳法的一种逻辑证明或推理方法,它根据某类事物的一部分个体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且在没有遇到反例的前提下断定某类事物的全体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从简单枚举归纳法的推理过程与结构形式可知,这种不完全归纳推理的结论所断定的范围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范围,推理的前提并不蕴含结论,其结论具有或然性,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具体到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的案例检验,在存在大量案例的情况下,如果不对所有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在漏掉哪怕是一个反例的情况下就草率得出结论,就会出现轻率概括的逻辑错误。如要避免这种逻辑错误,就只能采用穷举法进行案例检验。一般来说,这一点相对容易做到,因为符合同一假设的国际关系案例毕竟是有限的。但是,在简单枚举的过程中,研究人员掌握的资料往往是有限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及资料量大面广,有关资料的巨大数量超出了研究人员的掌握能力,很多资料无法得到或永远也得不到,因此研究人员常常是从不完全的证据中得出一般性结论,这些证据除了不完全之外,还可能是不可靠的,从而导致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其实,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很少有穷尽所有案例的情况存在,运用最多的还是简单枚举法。简单枚举法所得结论可靠性的高低完全取决于考察案例的数量多寡和范围大小,所得结论建立在直接观察的基础上,根据经验作出。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假说都是普遍性命题,而用以检验假说的案例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数量有限的经验事实,其案例检验始终不过是一种搜集个例的归纳证明,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所得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事实上,归纳法对于自然科学的适切性不存在问题,但人类社会高度多元化的本质使得归纳法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因为不同社会的认知方式、文化信仰、世界观和自身定位各不相同。

科学方法以两种方式检验假设。一是用不同时期的有限案例检验假设。例如,在《中国战略文化与“镜子”思维》一文中,作者通过抽象“战”“和”思维的共同特征,得出中国战略文化具有“镜子”特征思维模式的结论,然后提出关于中国战略文化的两点假设,随之用西汉和北宋两个时期不同的案例来验证中国战略文化的两点假设。

但是,作者用西汉与北宋两个样本验证假设的方法仍然属于不完全归纳法中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即使作者所得结论是正确的,这种验证结论的逻辑方法也是存在缺陷的,其所得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中国历史上其他历史时期的案例没有用来作为证据检验假设。二是用属于单一议题的不同案例检验假设。例如,在《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一文中,作者用包含五个案例的“‘一带一路’与周边国家的差异化回应”这一单一议题来检验假设,但没有用周边国家对其他议题的差异化回应来检验假设,假设能否通过其他议题案例的检验则不得而知,假设没有得到完全验证。这种结合单一议题和有限案例的假设检验仍存在逻辑缺陷,属于简单枚举法的范畴,所得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

(五)演绎法的局限性

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方法运用演绎法进行理论建构,首先建立理论假定,然后根据理论假定进行理论演绎,最后得出结论。用演绎法得出的理论结论是否可靠,取决于理论假定的可靠性和演绎过程的逻辑性,而演绎法的局限性常常出在其理论假定中。

如上文所述,科学方法提出的某些理论假定脱离了经验事实,只是一种不可靠的理论约定,而在此基础上演绎出的理论即使演绎过程遵循逻辑规律,所得结论也是不可靠的,甚至是错误的。

二、案例选择方面的缺陷

科学方法高度重视案例研究,经常利用历史案例检验假设,但在检验假设的过程中案例运用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选择性使用案例、对案例选择缺乏明确的说明和案例反映的历史经验过于狭窄。

(一)选择性使用案例

选择性使用案例即研究者在检验假设的过程中,对能够证明自己假设的案例就采用,对削弱甚至推翻自己假设的案例则弃之不用,运用这种经过“精心”选择的案例来检验假设,会降低结论的可靠性,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选择性使用案例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通过数据造假或修改数据来硬性靠上结论的手法如出一辙。这种理论建构方法很可能是先预设结论,然后以研究人员固有的价值判断而非以价值中立的态度精心选择符合预设结论的案例进行假设检验,而选择性忽视不符合预设结论的案例。例如,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如果从霸权体系到多极体系的角度出发,其理论中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在《国际政治理论》的后半部分,沃尔兹尽力回避用霸权主义下的国际关系案例来检验它的理论;米尔斯海默在对进攻性现实主义进行假设检验时,所用案例大多是精心选择的20世纪50年代的案例。因为一旦国际关系回到霸权体系中,结构主义理论就不能解释这种状态的结果。

(二)对案例选择缺少必要的说明

科学方法在用案例检验假设时,往往对案例的选用缺少明确的说明,即为什么选择这一案例而不选择选择那一案例,只选择确证性案例检验假设,案例选择缺乏随机性,检验过程仅仅被简化为确认或说明假设,推理缺乏一般性和周延性。一般来说,应该使案例内部或不同案例之间的因变量取值存在较大差距,以便确定因变量的变化是自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如果研究者在选择案例时仅仅按照因变量的取值选择完全符合理论预期的案例,这不是在进行理论检验,而不过是对理论假设运用简单枚举法进行举例说明。例如,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斯韦勒为解释普遍存在的体系压力下制衡不足这一违背体系压力结果的反常现象,运用两组四个案例对这一反常现象加以检验。但是,他未充分考虑因变量的变化,在其所选取的四个案例中,只有一个案例在某一阶段存在有效制衡,其他三个案例都是在讨论制衡不足的情形,但又没有明确说明如此选取案例的依据,因此很难说其中三个制衡不足的案例不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符合理论预期的案例,而在某一阶段存在有效制衡的案例只是陪衬。

(三)案例涵盖的时空维度偏小

一般来说,任何强有力的理论都应该追求尽可能大的时空维度上的普遍价值以解释尽可能多的经验事实,从而使其结论具有普遍意义。但在进行假设检验时,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所使用的历史案例涵盖的历史时期往往过于狭窄,作为证据的历史事实大多集中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因此据此得出的结论缺少宏大时空维度上的普遍意义。

例如,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所使用的历史案例主要聚焦于一战和二战前后这一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没有把历史上其他区域性国际体系如东亚国际体系中国家的国际行为纳入研究范围,也没有对冷战后时期的国家行为进行研究,因而其研究视野较为狭窄,所得结论仅仅是地方性或偶然性的历史经验,不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削弱了其理论价值。

在对假设进行检验时,即使扩大案例的时间维度,所得结论也未必可靠。原因在于,即使在间隔较长的某一历史时期用两个案例验证了假设,也还是不能保证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间阶段因变量依然保持相同的取值。实际上,截取历史上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或数个案例检验假设,显然是借鉴了数学上的函数连续性概念。以两个案例为端点的较长的历史时期相当于数学上的一个函数区间,相隔较为久远的两个历史案例发生的时期就相当于区间的两个端点,通过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案例验证了假设,即断定在相当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因变量保持不变。但在数学上,即使在某个区间的两端函数是连续的,也不排除在整个区间内函数存在跳跃性间断点的可能性,那么此函数即非此区间内的连续函数。例如,在《中国战略文化与“镜子”思维》一文中,作者以西汉和北宋两个朝代的战略文化作为案例来检验假设,验证“镜子思维”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的战略操作。在这里,研究人员验证假设的思路是,既然相隔久远的两个时期中国战略文化保持不变,那么在这两个朝代之间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战略文化必然会保持不变,从而验证了假设。客观事实是,在西汉和北宋之间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战略文化确实保持了很大的稳定性。但是,研究人员检验假设的逻辑思路是危险的,即使在一个长时期的两个时间端点中国的战略文化保持不变,也没有理由得出在整个长时期内中国战略文化保持不变的结论。虽然研究假设通过了案例检验,但靠的不是检验方法的逻辑力量,而不过是一种幸运与巧合。如果在西汉和北宋之间的某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战略文化发生了变化,假设就不再成立。

三、实验法和统计法的局限性

科学方法也以实验法研究国际关系,虽然这种方法的可靠性高于单纯的逻辑方法,但这种方法存在变量控制困难的缺陷。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变量控制较为容易,增加或减少变量或控制变量的变化就可推断特定变量的作用。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能运用增加或减少变量的方式观察特定变量的作用,因为案例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都在变化,不可能像数学、物理学、化学研究那样把实验所需要的因素进行复制。由于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人工控制的方式搜集、分析案例并严格地检验假说,所以以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所得结论的可靠性必然不高。事实上,在很多社会科学理论中,由于其预测结果没有重复出现的可能性,而且也无法进行反复的受控实验,致使科学方法的运用带有很大的先天局限性。因此,由于学科性质的差异,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也只能从形式上而很难从实质上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统计分析方法也是科学方法的常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可以对国际关系中的某类具体事件或事实进行分析和检验,这种方法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定量分析,对于更加准确地描述和分析国际关系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一是变量赋值的主观性。运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国际关系需要对国际事件进行赋值进而对国际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但对于赋值的依据却不加说明,赋值的主观性很强,这就不可避免地对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带来负面影响。将主观性赋值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用以分析国际关系,即使所得结论正确,也很难说不是一种巧合。

二是国际关系中的有些数据难以进行量化,有的数据则根本不能量化,这就给研究的可操作性带来了困难。如在综合国力衡量的克莱因方程中,国家的战略目标、国民意志和政府素质等无形要素就难以采取统一、客观的标准进行量化,只能采取专家赋值的方法进行评价,但这种赋值方法显然会受到相关专家个人主观偏好甚至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综合国力衡量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其实,如何对国际关系中的精神要素进行量化,迄今没有重大突破,这也说明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统计方法的运用带有先天局限性。三是因果机制不明确。统计法在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缺少清晰的因果机制分析,因此很难断定研究结论和统计分析之间究竟是因果关系亦或仅是相关关系。

四、证伪方法不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

作为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动,波普尔认为“证伪”是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证伪”而非“证实”才是区分理论科学性与否的标准。科学方法把自然科学哲学领域发展起来的证伪方法移植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与自然科学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证伪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

在对国际关系进行因果解释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只能找到导致因变量出现的部分自变量,而这些部分自变量有的可能是促使因变量出现的充分条件,有的可能是必要条件,而只有在存在充要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对命题进行证伪。下面分别讨论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的证伪无效的几种情形,以说明证伪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非适切性。

(一)必要和充分条件下的证伪问题

国际关系命题中的因果关系可能包含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因此不能对其进行简单证伪。必要条件的逻辑模式是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在这类命题中,设有集合 S=(S1,S2,S3……Sm……Sn),S 中的每个元素都是P的必要条件,即S中的一个元素必须至少和其余一个元素才可共同导致结果P。如果研究发现S1和P存在因果关系,而其余的必要条件 S2、S3、Sm乃至Sn还未被发现或揭示,也不能就此证伪S2、S3、Sm乃至Sn其中任何一个和P存在因果关系。一般地,如果发现Sm出现而P未出现,也不能据此证伪其他元素和 P 存在因果关系,因为Sm必须和其他元素一起才可共同导致P的出现。如美国国内储蓄不足、中美产业比较优势的差异、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的变化、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等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我们假定上述五个因素都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必要条件。在这一假设下,如果研究发现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这一单一因素没有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也不能据此证伪中美存在贸易不平衡这一命题,因为上述五个因素都是中美贸易不平衡出现的必要条件,只有五个因素同时存在才会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结果。

充分条件的逻辑模式是有之必然,无知未必不然。在这类命题中,设有集合S=(S1,S2,S3……Sm……Sn),S中的每个元素都是P的充分条件,即S中的一个元素即可导致结果P。这类命题的特点是,集合中的一个元素Sm足以导致P存在,即Sm存在,P就存在;Sm不存在,P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因此,如果Sm不存在,也不能证伪P存在。如错误估计危机和战争的结果与成本、攻击方优势、相对权利的变化、保护资源、 征服容易等都是战争爆发的原因,都是战争爆发的充分条件,因此即使每个国家都能正确地估计危机和战争的结果与成本,也不能证伪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因为其他原因仍然会导致战争。

(二)辅助假说与证伪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成熟理论的核心命题和辅助假说使得证伪存在困难。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运用证伪方法会遭遇“迪昂—奎恩命题”的困境。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由“硬核”和“保护带”组成,其中硬核不容更改、不容反驳,而把反驳的矛头指向由辅助假说组成的“保护带”,由其承担理论错误,对纲领的单个否定性检验结果一般不反驳整个研究纲领,而是修改辅助假设以适应反常案例。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许多命题都由核心命题和辅助假说构成,如果发现反例,证伪的也不是核心命题,而是包括核心命题和辅助假说在内的研究纲领,因为有可能是辅助假设存在错误,因而反例出现,但并不能由此简单地认为核心命题存在错误。例如,“两极结构高度稳定”是结构现实主义的辅助假说,但对它的证伪并不能成为反驳新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充足理由。此外,还存在另一种情形,即理论的维护者可能采取强化辅助假说的方式来维护理论。例如,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国际政治理论只能解释一般性的国际结果,但却无法解释国家在相同国际结构的约束或刺激下为何会存在不同的反应这一现象,因此其解释国家行为的逻辑存在先天缺陷。为弥补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缺陷,吉尔平在严格遵循遵守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硬核和负面启发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四个辅助假设,使结构现实主义能够解释国际政治的变化。增加辅助假说增强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但是,增加辅助假说使结构现实主义更加难以证伪,这使它陷入科学方法所遵循的“不能证伪的理论即非科学理论”的尴尬境地。

(三)或然性命题的证伪

或然性命题本身不排除部分反例或异常案例的存在,因此不能以单个反例证伪具有概率性质的国际关系命题。自然科学的主要命题大都表现为全称命题,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命题大都是或然性命题,即表现为统计模型或作为其变体的概率命题,其因果关系的经验证据通常表现为统计形式,这类命题并不是逻辑上的全称命题。虽然有的命题表面上是全称性质的命题,但实质上是对大多数个体或情景做出的概括性陈述或预测,命题的或然性性质使其不可能被证伪。

从逻辑上讲,全称性质的国际关系命题可以被单个反例证伪,如“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相互开战”就可以被“第二次英美战争”或三次“印巴战争”中的任何一次战争案例所证伪。但是,作为或然性命题的国际关系命题只是对某类国际关系现象的部分个体做出的性质判断,这就意味着该类国际关系现象的另一部分个体的性质超出了这个命题的覆盖范围。因此,不能以命题判断范围之外的反例去证伪一个命题。如果一个国际关系命题是案例数量有限的统计命题,那么可以对命题所包括的全部个体通过重新检验进行严格证伪,也可以通过抽样检验进行概率证伪,但不能通过单个反例进行波普尔意义上的证伪,例如,不能以“某个美国人认为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不会损害美国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就证伪“50%左右的美国人认为关税会特别损害美国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帮助富裕阶层”这一客观事实。

科学方法提倡的证伪方法不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是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造成的,根本原因是人的活动的复杂性。虽然提倡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的学者言必称证伪,把严格证伪作为验证理论进步的标准,但他们却从未或很少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证伪。

五、结论

虽然跨学科借鉴与互动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的创新与繁荣,但是,在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必须极为慎重地考虑其研究方法,尤其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适切性问题。如果把不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机械地借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必然降低理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存在这种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方法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无视认识的相对性,缺乏必要的质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忽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固有差异而进行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就必然会出现“橘枳之变”的消极后果。

国际关系学科的繁荣与进步得益于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但也不能把科学方法视为理论圭臬而自我封闭。国际关系研究应该从实践出发,不应依靠形而上学的不可靠假定和概念的自我循环,而应该立足于现实的国际社会,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中汲取思想理论资源;对影响国际关系的诸因素进行全面分析,而非为了理论简洁的偏执追求一味简化概念、减少变量而导致出现对国际关系的片面解读,否则就会陷入“沃尔兹陷阱”而不能自拔,使国际关系研究异变为缺乏思想、脱离现实、走不出书斋的纯粹技术性工作。(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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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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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际论坛》2020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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