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进: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3 次 更新时间:2021-01-06 09: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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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进  

  

  

【内容提要】时间是战略规划的内在要素,但时间维度被研究者普遍忽视。本文主要探讨了时间与战略目标之间的耦合问题,包括∶时间为什么必须与战略目标相耦合?时间如何与战略目标相耦合?扭曲时间维度的因素及后果是什么?本文认为,时间维度是指战略目标在多长时间里达成或维持,它可以帮助决策者确定合理的战略节奏和制定相应的战略步骤。战略目标应当是有时间限制的目标,否则将加大执行者的操作难度。根据时间维度与目标性质的区分,战略目标分为有时间限制的刚性目标、有时间限制的弹性目标、无时间限制的刚性目标和无时间限制的弹性目标四类。时间维度还与战略目标偏移现象密切相关。行为体要么试图压 缩时间,以期提前达成目标,要么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试图提高目标水平。研究表明,夸大外部威胁、机会窗口、突发事件是导致目标偏移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探讨时间维度问题对大国战略的参考价值在于三点∶一是大国要保持战略定力,二是大国要给战略目标设定合理的时间限制,三是大国要能及时回调止损。

  

   时间是战略规划的内在要素。然而在现有的战略研究中,时间被忽视了,研究者们并未意识到时间维度对于制定和认识战略的重要性。本文将主要探讨时间与战略目标之间的耦合,即为什么时间维度对战略目标的设定至关重要?具体而言,本文拟研究三方面问题∶时间为什么必须与战略目标相耦合?时间如何与战略目标相耦合?扭曲时间维度的因素及后果是什么?

一、文献回顾

   在关于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关系的研究中,笔者注意到两类文献∶一类是一般性的战略学研究文献,另一类是大战略研究文献。

   在一般性的战略学研究中,研究者们对于战略目标及其相关的利益、资源、能力和压力等因素都有较深入的研究,而时间因素却着墨甚少。鉴于"战略"一词本是军事用语,战略研究亦源于军事战略研究,我们先看看军事战略研究中的目标与时间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的《战略学》一书指出,"现代军事战略"概念大体包含如下基本要素∶战略行为的主体、战略行为的范畴、战略目的、战略手段。简而言之,军事战略需要明确谁在什么范围内运用什么手段达成什么目的。显然,根据这个定义,时间并不是军事战略的基本要素之一。

   海军指挥学院的学者孙婵、冯梁探讨了海洋安全战略的主要影响因素。他们在文中这样描述海洋安全战略目标的制定∶"海洋安全战略目标的确定,需要具备可行性,即是指具备一定的实现所制定的海洋安全战略目标的条件,经过努力能完全或一定程度上实现目标,而并非高不可攀。作为实现海洋安全战略目标最基本的依靠,海洋安全力量对目标的确立有一定的制约,即海洋安全战略目标不能超出海洋安全力量的承受范围。因而,海洋安全力量也成为影响国家确立和实现海洋安全战略目标的基础性因素之一。"孙婵和冯梁虽然正确地认为海洋安全力量是国家确立海洋安全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没有提及目标与时间的结合问题。或许他们认为时间维度是战略目标的一个背景性因素,无需专门讨论。

   李少军在《国际战略学》一书中有两处论及目标问题。 该书第二章第一节谈到了国家目标问题,也就是大战略目标问题。该书指出∶"从中国发展战略的'三步走'来看,国家目标在时间上是有长短之分的。"该书第三章第三节谈到了战略目标的评估问题,指出这种评估包括两方面∶一是确定本方的战略目标是否与国家利益、本国的能力与资源相符合;二是评估他国的战略目标,以确定是否与本国的战略目标相冲突。可见,该书并未专门论述战略目标中的时间维度,只是泛泛地提了一句国家目标在时间上有长短之分,对我们深入探讨战略目标的时间问题并无帮助。

   1954 年,英国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首先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大战略"概念及其重要性。他指出大战略的任务就是协调和指导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一切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他率先将战略研究从战场延伸至政治领域,反复强调大战略不仅应当关注如何打赢战争,更应当关注战后的和平安排,包括和平的内容、性质和保障等问题,这就涉及大战略与国家政治目标和军事战略的关系。此后,一批历史学家出身的学者深入研究了西方国家自罗马帝国以来的大战略,他们惯常于叙述某国在某个阶段的大战略执行情况。虽然他们承认大战略是科学与艺术并重的学问,但实际上他们更看重大战略的艺术一面。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论大战略》一书中甚至没有对大战略本身进行任何理论上的分析,而只是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与大战略相关的历史故事。作者希望读者从这些历史故事中自行汲取有益的营养,而不愿用固定的分析框架去束缚其思维。

   通过研究多个国家在多个阶段的大战略执行情况可知,这批大战略研究者普遍认为,大战略的精髓在于目标应与手段相匹配,即领导人不能追求一个超越国家可用手段的大战略目标,否则就会造成国力透支。这是到目前为止大战略研究最大的学术贡献。但是他们与军事战略和国际战略研究者一样,没有关注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著名的大战略学者时殷弘指出,大战略的首要问题是战略目标。而要合理地确定根本战略目标,"就必须合理地界定五项相互影响的要素,即基本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基本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面对的威胁的性质和大小,可供使用的实在和潜在的国家能力及其资源基础,还有追求拟定的根本目标的可能的综合后果和成本效益对比"。显然,这五项要素中没有时间要素。在一篇论及大战略目标及其基本原则的文章中,时殷弘也没有讨论大战略中的时间维度问题,而是再次强调目标要与手段匹配。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学者也参与到大战略讨论中来。他们或是讨论某国的大战略原则,或是讨论影响大战略的国内因素,或是争辩美国应当运用何种国际关系理论制定和执行何种大战略,以维护其冷战后的"一超"地位。但是他们对于大战略理论本身并无太多创意,只是对大战略理论的实际运用,或者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看待。由此,他们也不可能探讨作为大战略内在维度之一的时间维度问题。

   目前笔者能找到的例外是大卫·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在 2017 年出版的专著。该书提出了时间性理论,探讨时间因素如何影响政治领导人的战略判断。埃德尔斯坦认为政治领导人会在长期与短期考量间进行抉择,并提出三个会影响政治领导人决策的因素∶其他国家的威胁、合作带来的短期收益、崛起国的长期意图。国家领导人在应对长期威胁时,往往会拖延时间,而希望从短期合作中获利,不愿意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贸然行动。埃德尔斯坦的时间性理论实际上是把时间因素与威胁、利益和意图相结合,指出决策者的战略判断受到威胁的时间性(长期/短期威胁)、利益的时间性(长期/短期收益)和意图的时间性(不确定性)等三方面影响。埃德尔斯坦有关时间性的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时间在战略分析中的地位,但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时间并不具有独立地位,而是必须与威胁等自变量相结合,它更像是隐藏在这些自变量后面的要素,影响的是它们的取值。而本文旨在确立时间在战略研究中的独立构成要素地位,观察时间如何与其他要素相结合,以及时间作为自变量会产生何种影响。

二、时间与目标的耦合

   在战略规划和执行过程中,战略目标的设定与调整至关重要,它是战略的龙头,并影响到战略步骤、战略操作和战略评估等一系列后续操作问题。一个战略目标的合理性涉及战略行为主体的利益、资源、能力、压力和时间等多个要素,其中利益、资源和能力是行为主体能够较好掌控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知己";压力(或者叫干扰因素)是行为主体无法彻底掌控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知彼";时间是指战略目标在多长时间里达成或维持,它是"知己"与"知彼"之间的一个桥梁,使两者有效沟通,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目标。因此,目标与时间的耦合非常重要,目标应当是有时间限制的目标,没有时间限制的目标将导致执行者难以操作。比如,在作战指挥中,上级给下级下达命令时通常有时间限制,即命令你部何时抵达何地,或命令你部何时达成何种战斗目标。如果没有时间限制,下级将不知如何执行或者将贻误战机。在军事指挥以外的领域,带有时间限制的各类战略目标广泛存在,比如中国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五年计划,等等。

   (一)时间为何必须与战略目标耦合

   时间维度对于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帮助决策者确定合理的战略节奏和制定相应的战略步骤。既定的战略节奏和战略步骤又将影响行为主体动员资源的力度,以及影响外在压力的程度。以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战略和党的十五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例,这两个战略合起来规划了中国从1980年到 2049年长达 69年的国家发展战略,堪称中国的大战略。这个大战略的终极目标是中国要在 2049 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样长的时间段里,中国政府把这一大战略目标又切分成若干阶段性目标,包括解决温饱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对于每一个阶段性目标,中国政府都明确了时间限制,比如党的十三大报告要求中国在 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2000年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在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增加了一个阶段性目标,即在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可以看出,上述每一个阶段的时间跨度都在10年以上,从目前执行的情况来看,战略阶段的划分和阶段性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比较合理,因此战略节奏是比较得当的,既不显得十分紧迫,也不显得时间过于松弛。合理的战略节奏使得中国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具体的政策时既不至于过度动员和运用国家资源,使国家经济和社会进入一种"亢奋"状态;也不至于动员乏力,使国家经济和社会进入一种"惰性"状态。另外,合理的战略节奏也使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不至于上升得过快,没有使有关国家因中国的崛起而过早地形成对华敌意或制衡性 同盟。

   反之,如果一个战略目标的时间限定过紧,则会出现一系列后续问题,包括战略步骤过密、战略节奏过快。而过快的节奏要求行为主体加大资源动员力度,从而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引起人力物力的紧张,最终欲速而不达。在这方面,中国也是有沉重教训的。1957年 11月13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 年 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在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的"超英赶美")。根据这一目标,会上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大跃进"的结果当然可知。仔细分析起来,志在"超英赶美"本身并无错误,错误的是时间设定,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在十年和十五年这两个时间段内实现"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大跃进"运动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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