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双全:梁启超、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异同析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 次 更新时间:2020-09-07 09: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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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双全  

  

   内容提要: 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在中国最早介绍、研究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他们在对其起源、价值追求、作用及其在当时中国不可实行等方面的思想认识往往不谋而合。由于梁、孙对社会主义观察、研究和思考的角度和侧重点和、落脚点毕竟有所不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也必然存在着一定分歧。梁、孙二人的思想主张集中代表改良派和革命派对社会主义学说判断、吸收和取舍的不同倾向,彰显出他们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思考与认识。

   关键词:孙中山;梁启超;社会主义;自由竞争;国家社会主义

   作者:蔡双全,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

  

   清末,以公平、正义、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后,迅速成为一种广为流行的社会思潮。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在中国最早介绍、研究和传播社会主义的先驱,其思想主张集中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人最高的认识水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无疑,辨析梁、孙二人社会主义思想的异同,不仅有助于从侧面折射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思想观念上既统一又对立的辩证关系,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早期传播史的概貌及其基本特征,而且还会对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某种有益启示。

  

一   梁启超、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相同之处


   梁、孙二人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和利用社会主义思想资源,都是为救国救民的政治服务,因而他们的思想主张必然会呈现出颇多相同之处。

  

   (一)梁、孙都将社会主义视为中国古代所固有的一种思想主张。

  

   虽然社会主义思潮纯粹是西方社会工业化的特有产物,但梁、孙却都将之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简单比附。1902年,梁启超在评价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时指出,康氏哲学属于“社会主义派哲学”,其思想主张“与之暗合者甚多。”[2]1904年,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指出,社会主义“最要之义”不过是“土地归公”和“资本归公”,而“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今译马克思)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所有这些思想都属于“中国固夙有之。”文中,他还认为北宋苏洵抨击田主不劳而富强、耕者却“穷饿而无告”的言论,与1866年万国劳力党同盟的宣言书声气相投;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与社会主义是“同一落脚点”[3]。1918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精神是“不是外来的,原是我固有的。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精神的论据,我并没有丝毫附会。”[4]直到1922年,他仍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最少亦必为率先发明者之一”,断言“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等先秦哲学家的言论“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5]

  

   在构建三民主义思想学说时,孙中山曾大量吸收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元素,明确表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6]1912年,他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发表演讲时说:“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7]在演讲中,他还断定民生主义就是儒家的大同思想,是为了建设“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的“社会主义之国家”。[8]1923年,孙中山在谈到民生主义时又说:“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过了这项主义的。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芥【莽】想行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就是几十年以前,洪秀全在广西起义之后,打十几年仗,无形中便行了一种制度”。[9]1924年8月,他再次指出革命党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社会,而三民主义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这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10]

  

   (二)梁、孙都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竞争和垄断的必然产物。

  

   1902年,梁启超从经济思想史来阐述社会主义兴起的社会根源,认为在西方,“自斯密亚丹(今译亚当?斯密)出,更取自由政策,发挥而光大之。”而经济上自由竞争的必然趋势就是导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于是社会主义遂蓬勃兴起。由此,他预言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11]。1903年,梁启超在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后指出,欧美诸国“小资本家力不克任,相次倒闭,弱肉强食,兼并盛行,于是生计界之秩序破坏,劳力者往往忽失糊口之路,势亦不得不乞怜于彼之能堪剧争之大资本家。故大资本家从而垄断焉。”由于各行各业都形成了这种垄断组织托拉斯,“此近世贫富两级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他断言“社会主义者,自由竞争反动之结果。”[12]同年,梁启超在考察北美时目睹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状况,即占全美1%人口的“富族阶级”竟占有70%的财富,他由此感叹道:“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1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在考察了西欧诸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后,仍坚持认为,西方贫富阶级的“大鸿沟”,固然是“由机器发明,生产力集中”演变而来,但同时也是由于“生计上自由主义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竞争的结果。”[14]

  

   1921年6月,孙中山在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后指出,自大机器发明以来,“有机器则经济上之竞争优胜,而富者愈富;无机器则经济上之竞争劣败,而贫者愈贫。迨至人民贫富相差悬殊,而社会主义遂应势而起。”[15]与梁启超一样,孙中山也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垄断现象,指出在煤油、钢铁、铁路运输、农产等各行业,托拉斯“故意操纵,肆力吞并。小商知力之不敌,惟有拱手退让,所有生产厚利,皆为大资本垄断。”因而,托拉斯一出现,就“几几有左右全世界经济之势力”[16]。他认为,西欧各国社会主义者针对西方社会存在的这种现象,都提倡“均产之说”,希望“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17]

  

   (三)梁、孙都推崇社会主义,但认定它在当时中国却不可行。

  

   素以“流质易变”著称的梁启超却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信徒赞誉有加。1902年,他将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和卢梭的民权说相提并论,推崇它们都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今译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文中,他还称颂马克思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泰斗”。[18]1903年,梁启超在游历北美时曾接触过许多社会主义信徒,感慨道:“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其于麦喀士之著书,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信新旧约然。”[19]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不久就成为了世界上最时髦、最流行的一种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宣传也愈加广泛和深入。1918年,梁启超盛赞“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20]他感叹道,俄国的过激派列宁政府,虽然被各国时髦政治家“报纸上日日诅咒他夭折”,而现在已经存在两年,却已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不倒翁”,苏俄十月革命“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21]对于无产阶级领袖列宁,梁启超刮目相看,推崇他具有“刻苦”和“忠于主义”的伟大精神,其人格“最足以感化人”。[22]

  

   尽管梁启超断定社会主义在欧美诸国固然是一种“救时良药”[23],但在当时中国却万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后。”[24]他始终认为,一个社会要实行某种主义并非仅仅是由其根本宗旨、基本理论和实行方法等等因素所决定,而必须取决于本国所具有的经济社会条件。早1902年,梁启超就指出,若就纯经济理论而言,经济上的干涉主义和放任主义都是一种“颠簸不破”的学理,而在实行时却应“各随其地,各随其时”,实质上主张“干涉主义”的社会主义也不例外。[25]1903年,他再次强调社会主义“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无论是何种派别“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26]直到晚年,他仍坚持“我根本不相信‘万应灵药式’的什么什么主义,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政治原理可以有世界性,政治问题及政策,只是国别的,不会有世界性。”[27]梁启超明确指出,欧美诸国之所以会发生社会主义及其运动,是由于工业革命孕育出来的,而当时中国因为产业极端落后,并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诸如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和劳力集中以及具有组织与训练的无产阶级等等,因而社会主义若悉数搬来,便是“搔不着痒处”[28]。他说:“以社会主义运动之立场而论,欲此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这里,他所谓的“劳动阶级”就是专指“在新式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振兴实业,这是实行“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29]。他说:“我国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国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欧美有业无产之人所处之境遇,在我国一般人视之,已若天堂,其已得有此境遇之人,方且兢兢守之,惟恐失坠,欲其冒险以从事于向上之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引者),闻之将掩耳而走。”[30]他特意提醒人们,社会主义“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31]恩格斯曾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而这种发展到“很高的阶段”的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所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先决条件。”[32]可见,梁启超这种只有无产阶级发展壮大才有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和针对性。

  

一直宣称自己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领袖及其思想学说同样十分赞赏。1905年5月,孙中山曾拜访了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声称他所领导的革命党“要在将来建立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从而使“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33]1912年10月,他又指出,由于欧美当时流行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导致“真正纯粹之社会主义,遂湮没云雾之中”,而自从马克思出现后,他30多年来苦心孤诣地研究资本问题,著有煌煌巨著《资本论》一书,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此,原本“无条理”的社会主义遂成为了一种“有统系”的学说。[34]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孙中山尊称他是俄国革命中的“大成功者”、“圣人”和“最好的模范”。[35]此后,孙中山在开辟系列讲座专门宣讲三民主义时,推崇马克思的学说“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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