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双全 王正相:梁启超“开明专制论”之学理辩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7 次 更新时间:2017-08-10 14: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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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双全   王正相  

  

   内容提要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是希望由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中国民主化,以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他的这种思想主张既考虑了人们维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良好愿望,又兼顾了中国国民素质低下、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落后等特殊国情,在学理上具有许多合理的因素。然而,就当时的实际而言,梁启超寄希望于腐朽、没落而又自私自利的清政府来推行开明专制,不啻是与虎谋皮。梁启超所倡导的开明专制论,曲折地反映了中国早期民主化的艰难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 梁启超  清政府  开明专制  暴力革命  国民素质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且还在日后不断地以各种新名目被重新提起——孙中山的“训政”思想、30年代傅斯年等所主张的“新式独裁”,以及80年代末萧功秦等所倡导的“新权威主义”,它们在思想认识上都多少与其有一些历史渊源。由于梁启超的这种思想主张实际上涉及到在近代中国能否避免暴力革命、革命与改革的关系以及建立民主共和所必需的社会条件等等一系列重大、复杂问题而不断地吸引着许多中外学者的兴趣,相关研究可谓硕果累累。[①]然而,纵观以往研究,或过于简略而未切中要害,或过于为其辩护而失之偏颇,或一味对其批判而有欠公允。我们认为,倘若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从政治学角度去重新考察,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无疑,对此进行一番鞭辟入里的学理辩析,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国早期民主转型的艰难性和复杂性,而且还会对当代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

  

   1905年,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指出,当时中国在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现实条件下,必须先经过一个“开明专制”的过渡阶段。在文中,他把专制政体分为“野蛮”、“开明”二种,即若是它能“以所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则是一种“野蛮专制”;而若是它能“以所专制之客体利益”为标准,则是一种“开明专制”。他举例道:“法王路易十四曰:‘朕即国家也。’此语也,有代表野蛮专制之精神者也。普王腓力特列(今译为腓特烈大帝)曰:‘国王者,国家公仆之首长也。’此语也,则代表开明专制之精神者也。”[②]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尽管实行的都是专制政体,但倘若它能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则仍不失为一种优良而有效的制度。随后,他又从学理和事实的双重维度来论证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先哲除了道家外,“儒、墨、法三家,皆主张开明专制主义。”[③]而在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意大利马基雅维利、法国让?布丹、英国霍布士等也都主张开明专制主义。随后,梁启超又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古今中外推行开明专制的史实,断定这些国家都起到了很明显的效果。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管子、子产、勾践、武灵王、商君、诸葛亮、王猛、王安石等开明专制者,他们通过内修政务,外抗强敌,极迅速地改变了他们各自所在国的落后面貌;而在世界近代史上,法国拿破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德国宰相脾斯麦、俄国彼得大帝等等都是“开明君主”。[④]显然,梁启超所援引的学理和事例尽管存在着诸多牵强之处,但他倡导开明专制却是清晰的。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是在与革命派辩论时提出来的,他坚决反对用暴力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的主张。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当时中国虽然号称是专制主义,但欲要建立起一种共和制就必先爆发革命,而“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他坦言,这种论断直接来源于德国思想家波伦哈克的学说。波氏认为,一个国家若要推行共和制,则必须要求人民富有自治能力和公共精神,能够自行调和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必无使甲之利害,能强压乙之利害,而诸种之关系,常克相互平等”。象这种情形,唯有“富于自治性质”的盎格鲁?撒逊人种“能行之而绰绰有余。”据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民由于长期深受专制主义的毒害,他们“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只知结党营私而无法调和自身的冲突,如贸然推行共和,则势必造成社会秩序的大破坏。他大胆地预测和分析道,一旦革命爆发,率先发难的团体往往是一群“无资产之下等社会”,他们势力最猖獗,必将趁革命之机剥夺上流人士的利益。而众多“从梦中惊起”的富豪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必将奋起反抗。而此时,由于政局动荡,各社会群体都迫切盼望有一位强有力的“非常之豪杰”来收拾残局,结束无政府状态。而这些应运而生的豪杰之士首先必然利用军队力量来建立起一种军事独裁统治。由于渴望社会的稳定,人们不得不把“政治上之自由”托付给这种军事强人而自己终于重新沦为“奴隶。”[⑤]与以往神圣君主相比,这些掌控着国权的篡夺者由于其统治根底很不稳固,大多会假借国民投票的选举去寻找和巩固其合法性。因此,这些新式独裁者——无论是以“帝王”,还是以“大统领”的名义,都会披上各式各样的现代性外衣——诸如设有“国民大会”、“议院”等机构,但其本质却仍然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专制统治。

  

   很明显,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是希望由一个强大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民主化。他指出,“强制的组织”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都是须臾不可缺少的,而“必有所谓国家者,乃得行完全之强制的组织。”[⑥]平心而论,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他的这种思想主张在学理上具有一定的根据。众所周知,象中国这种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凌辱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冲击下艰难起步的,它往往是以最高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为先导。换言之,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它首先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构建起一种强大巩固的中央政权。罗荣渠在论述中国早期现代化延误的原因时曾指出:“东方后进国家的现代化是外源性现代化,在启动阶段,国家政权的强弱是引导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因素十分薄弱,经济自组织能力尚待培育。”[⑦]马敏在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后指出,象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要启动现代化,它“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实现现代型经济增长和国家现代转型的必要的制度前提。”[⑧]第二次世界大之后,许多经济不发达的亚非拉国家先后仿照西方逐步走上了民主化之路;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同样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与一系列的变革,所有这一切都为研究世界政治思想史的学者提供了宽广的视野,使他们更容易运用丰富、新鲜而又独特的资料来进行研究。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化之路,它们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最缺乏的是一种高效、权威的合法政府。他在援引美国联邦党人麦迪逊的观点时指出,组建一个政府的最大困难在于首先必须要使政府能控制住广大臣民,其次才是使政府能控制住其自身,而在许多进行现代化的落后国家,“其政府还不能完成第一种功能,第二种功能更无从谈起”。这些国家必须首先创立一个能维护公共秩序的、有权威的合法政府,它们“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⑨]亨廷顿的高足福山也认为,在东方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是国家构建的第一要务。他指出,在土耳其、韩国、中国台湾、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在构建一种现代政治秩序时必须遵循 “威权式过渡”的发展策略,应该“先在威权统治下实现经济现代化,再在政治制度上开放民主竞争。”[⑩]由此可见,许多中外学者都在客观上呼应了梁启超的这种思想主张。再从古今中外的史实看,梁启超所揭示的暴力革命必然导致专制、专制又会引发暴力革命的历史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英国克伦威尔、法国拿破仑及其侄子路易?波拿巴、土耳其凯末尔、韩国朴正熙、印尼苏哈托、中国袁世凯……,所有这些人都是挟民意而行独裁的新式专制者。

  

   但必须看到,纵观西方诸国从专制向宪政的演变史,暴力通常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关于“暴力是绝对的坏事”的谬论时曾指出:“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1]摩尔在其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详细考察 了暴力在英、美、法等国走向民主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他指出,在英国,暴力革命摧毁了君主专制制度,从而使得“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地主”能够在日后“一举消灭了农民阶级。”在法国,暴力革命也同样“打破了尚未进入商品经济领域的土地贵族的权力”,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法国革命建立了另一条路线,开创了一个逐渐趋向民主的社会。”而在美国,美国内战消灭了障碍民主进一步发展的种植园主的力量。[12]在论及暴力革命时,布莱克指出:“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大不列颠、法兰西、美利坚、德意志、意大利都饱受大革命和内战的重创,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后来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将能够避免暴力。暴力或暴力的威慑是一切政治关系所固有的,但是在现时代,暴力则成了特色。”[13]在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之路上,暴力革命是一股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自由、民主之花必定要由无数仁人志士的热血来浇灌。诚然,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在当时难免引发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导致了政治失范的短期阵痛,但从长远来看无疑具有除旧布新的重大意义:它不仅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为民主化扫清了前进中的障碍,而且还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搭建了民主共和所必需的基本制度架构,诸如总统制、国会制、三权分立等等。可见,梁启超囿于其一贯的改良主义立场,一味否认、诋毁暴力革命,未免失之偏颇。

  

   二

  

   从实践层面看,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是把实现民主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清政府身上。他强调指出:“劝告现政府之开明专制,实今日独一无二之法门也。”[14]而就当时清政府的实际而言,这种思想主张是不合时宜的。

  

经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惨败,清政府对外已无法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内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立宪运动风生水起,民主革命如火如荼。更严峻的是,此时,其统治集团内部已腐化堕落,呈现出一种政治衰败的倾向。满洲贵族作为主导改革成败得失的当权派,他们却“穷尽了骄奢淫逸、招权纳贿、贪渎好货之能事,积累起严重的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人民的愤懑不满。”[15]诚然,为谋求自救之道,清政府在最后十年间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然而,从历史上看,中国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无一例外地视国家为私产,他们推行的所有改革,其最终目的无非在于维系皇位的永固。严复曾悲愤地指出,中国自秦以来历代君主为维护自身利益所制定的法令,“其什八九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16]清政府的各项新政改革(尤其是预备立宪),往往意味着满清贵族被迫放弃自己的特权而不得不与其他社会阶层分享,而当改革一旦进入深层阶段,就必将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对此,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看得十分清晰。1905年,宋教仁在《醒狮》上发表了《清太后之宪政谈》一文,针对慈禧太后所谓的预备立宪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的言语评论道:“西太后纵发大慈悲,其能舍己从人,而行此上背祖宗成法,下削子孙权利之非常举动耶。且西太后纵能行之,而此二百万之通古斯人,其皆能降心相从以让人耶。”[17]马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晚清皇族虽然在清末一系列改革中始终积极主动,但改革一旦损害到他们的特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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