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双全:从洋务派官僚自身素质透视洋务运动的破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3 次 更新时间:2012-02-22 21: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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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双全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10 )

  

  [摘要] 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体西用”理论纲领,说明他们缺乏对西方国家近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新式企业采取“官督商办”企业经营方式,说明他们并不具备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必需的经营管理知识,为特定企业采取借款缓息、减免税厘、提供专利特权等措施,说明他们并不具备举办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必需的经济学知识。洋务运动的破产固然有诸多客观原因,但也与洋务派官僚思想观念与知识结构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缺失密切相关。

  

  [关键词] 洋务派官僚;“中体西用”;现代化规律;“官督商办”;经济自由

  

  Exploration of the Cause of the Failure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from their own Qualities of the Official of the Westernization Faction

  

  CAI Shuang-quan

  

  (School of Politics,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 Yang 62101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Observing from guidelines, the thought of Chinese Culture as system Western Culture as Means showed that the official of the Westernization faction had a poo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Observing from business practice, the managemen enterprises System of Governmental supervision showed that the official of the Westernization faction did not have scientific management knowledge to set up the capitalist enterprise . Observing from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many practical decisions whicht the official of the Westernization faction made to specific business, such as providing loan, reducing interest, tax and Likin, providing the patent privileges showed that they did not have the hold of capitalist industrial economics knowledge. The bankruptcy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se defects existed by the official of the westernization faction including many objective reasons.

  

  Key words: The Official of the Westernization faction; Their own qualities of the Official of the Westernization faction; The earlier period modernization; Making Chinese culture the foundation and western culture the reference;The managemen enterprises System of Governmental supervision; Economic Freedom

  

  

  

  洋务运动实际上是由清朝体制内以奕?、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所发动的一场清王朝自救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客观上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但是,由于洋务派官僚均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而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既缺乏近代化所必需的自由、法制、平等、竞争等核心价值观,又缺乏近代行政、财政、企业管理等知识。因此,无论是在思想观念,还是在知识结构、能力等方面,洋务派官僚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无力承担兴办、壮大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任。

  

  一

  

  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体西用”理论纲领,说明他们缺乏对西方国家近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反映了他们思想观念的保守与落后。

  

  洋务派官僚是在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下被迫举行洋务运动的。恩格斯曾说过:“(世界资本主义)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1](P511)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官僚表现出了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迫于内外力的强烈刺激而不得不搞洋务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对权力的迷恋,完全超过了对于加强帝国防卫以抵御外国侵略的任何关注。”[2](P119)他们的这种具有防御性、保守性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上。所谓“中体西用”,从李鸿章再到张之洞,提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根本旨趣就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说的“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必须“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对此,李鸿章曾作过清晰的阐述:“中国之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3](P112)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通过从西方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以维持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和传统思想文化。

  

  其实,近代化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2](P3)所谓“走向现代化”,从总体上看,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同时必然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新旧结构的更替,呈现出立体型的多元运动趋势。更为重要的是,不管是“中学”还是“西学”,即洋务派官僚所说的“体”与“用”,也就是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与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它们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社会有机论——无论是近代西方的工业社会,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如同生物体一样,都是在长期适应自身面对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一种社会有机组织。

  

  人类社会现代史业已证明,在近代化这一长期、艰难而又曲折的过程中,近代化后起国家要追赶先进发达国家,政治法律制度近代化是一个基础性与关键性的因素。16、17世纪的英国,相对于荷兰而言,是一个落后国家。但由于英国在17世纪成功地仿效了尼德兰(荷兰)的所有权和制度规定,实现了政治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这样,“到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工业管制的衰败和行会权力的下降使劳动力得以流动和经济活动得以创新,稍后又进一步得到了专利法的鼓励。资本的流动受到了合股公司、金首饰商、咖啡馆和英格兰银行的鼓励,它们都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许更重要的是,议会至上和习惯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的手里,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框架。”[4](P192)无疑,1688年“光荣革命”所确立的英国“立宪君主制”及其背后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是英国在随后三个世纪内称雄世界,独步全球的根本原因。再如,美国的崛起也是得益于法律制度的先进性:“美国对人类进步所作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它在技术、经济或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于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法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5](P2)

  

  作为近代化后起国家,中国本应高度重视政治法律制度近代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些位高权重的洋务派官僚的大力推动。布莱克认为,政治法律制度现代化依赖于政治领导个人的重要作用,“他们能在危急关头独立负起整个社会发展选择政策的责任。”[7](P58)但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毕竟属于陈旧而腐朽的封建营垒,其阶级地位和政治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强大的传统政治因素的束缚,在创办、培植与发展现代机器化大工业时,他们却不能同时引进与新生产力相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而且,他们之中并无一人愿意承认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较中国封建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历史进步性,并无一人怀疑清王朝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他们兴办洋务的目的只是为了“补天”!——挽救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而决不是为了“改天”!——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这样一来,洋务派官僚就事实上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要使新式工业能够得到充分与有效的发展,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与法律体系作为支撑,这就必然要求解除中国传统政治与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与羁绊——因为现代化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个过程,“某些社会因素径自被改变,另外一些因素则可能发生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因为新的、甚至表面上看来毫不相干的因素引入,会改变历史因素在其中运作的环境。”[2](P3)而另一方面,为了保住高官厚禄,洋务派官僚不得不小心谨慎、圆滑奸巧,他们既不敢得罪最高当权者慈禧,又不得不同封建顽固派虚与委蛇。如果他们针对中国传统体制提出全面改革的要求,就必然会引起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激发起“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从而触及当权者与既得利益者(包括洋务派官僚自己)的既得利益,最终为当权者拒绝实施。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同光以来地方性的、局部的和技术性的长期改革在甲午战败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即如果没有涉及基本体制的全面改革,则自强运动已陷于停滞不进的困境。”[8](P4)这样,在“中体西用”这种折中、调和传统与现代两种社会性质的思想支配下,洋务派官僚举办资本主义企业举步维艰,乏善可陈。

  

  二

  

  从经营方式看,“官督商办”企业治理制度,说明洋务派官僚并不具备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必需的管理知识。

  

  洋务时期,洋务派官僚创建的工商业企业广泛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经营管理形式:“有资料显示,从19世纪70年代到1903年,先后以这种形式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已有40余家,主要集中在矿业、航运、金融保险等行业,其中尤以煤炭和金属采掘业最为集中。”[9](P33)洋务派官僚之所以采取这种经营方式,是与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息息相关。在中国古代,工商业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官营工商业的发达和各级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严格限制:“历代抑商政策的具体制订者,他们在政治上倡导君主利益高于一切,支配一切,在经济上主张以社会经济服从于中央皇权,主张一切社会财富必须首先满足国家财政的需要”。这种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来达到垄断经济命脉、钳制私营工商、聚敛社会财富目的的一种政治手段而已。”[10](P547)“政府不但干涉私人之事业,其直接有关于国家经济之事业,且由政府经营之。例如采矿一事,历代以来,均归国家经营,至明代犹然。他如盐铁等业,亦为国家所专营。可知历代之经济政策,均以整个国家之利益为前提。”[11](P39)洋务派官僚或为中枢重臣,或为封疆大吏,由于他们的经济思想由于尚未摆脱古代经济思想的束缚,仍然沿袭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传统方式兴办新式企业,“官督商办”正是古代经济思想与官本位思想相结合的一种产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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