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运祜:蒋介石与1935年上半年的中日亲善——以蒋氏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 次 更新时间:2020-05-30 15:44:45

进入专题: 华北事变   中日亲善   蒋介石   汪精卫   广田弘毅  

臧运祜  

   摘    要:

   在与华北事变几乎同时发生的1935年上半年, 以蒋介石发表《敌乎?友乎?》一文为契机, 国民政府在年初确定了对日和缓、化敌为友的方针, 并在内政与外交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呼应日本广田外交的举动。九一八以后持续紧张与僵局的中日关系, 因此呈现出一度“亲善”、甚至达于高潮的奇特局面。本文主要以蒋介石日记为主要载体, 考察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调整、转变与确定对日亲善政策的背景与经过, 着重论述1935年上半年围绕“亲善”问题的中日互动过程, 并指出其迅速陷入顿挫、终归败局的内外原因。华北事变的继续发展, 最终导致中日关系进入战前的“最后关头”。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对日亲善之与虎谋皮、缘木求鱼, 其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关键词:华北事变; 中日亲善; 蒋介石; 汪精卫; 广田弘毅;

  

   从九一八到七七, 由于日本自东北而华北的不断的侵华行动, 带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危机的“国难”, 中日关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乃至一度僵局的时期。但是, 在与华北事变发生相同时期的1935年上半年, 以蒋介石发表《敌乎?友乎?》一文为契机, 国民政府在年初确定了对日和缓、化敌为友的方针, 并采取了一系列呼应日本广田外交的举动;日本政府对此也做出了一定的外交呼应和互动。于是, 中日关系呈现出一度“亲善”、甚至达于高潮的奇特局面。《外交评论》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称“最近中日两国间的空气, 似乎从严冬转到了温和了。” (1)

   对于抗战前夕昙花一现的中日亲善问题, 大陆学界长期以来因为对于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之批判, 相关的研究非但不足、且负面评价较多。1990年代以来, 随着蒋介石档案的开放与利用, 两岸学者对此问题有所论及 (2) ;杨天石、吕芳上两先生, 则分别依据蒋介石日记, 对此问题亦有论述。 (3) 但笔者认为作为一个专门问题的探讨, 迄今仍然是缺乏的。而在日本学界, 伴随着对于“十五年战争史”的长期争论, 不少学者过于强调日中关系“安定化”的日本因素, 但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中方的主动因素与互动的影响。 (4) 有鉴于此, 笔者拟依据蒋介石日记提供的历史线索, 主要从中日互动关系的视角, 对此问题进行一番较为系统的论述。

  

   一、“塘沽协定”以后对日关系的调整与日本的回应(1933年6月———1934年6月)

  

   1933年元旦, 日军挑起山海关事件, 3日攻陷之。这是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 继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 再次发动新的入侵华北的行动。

   如同九一八以后, 预留雪耻遗嘱、乃至准备统兵北上一样 (1) , 蒋介石自1933年1月4日开始, 又在日记中记“雪耻”一则, 并在5日决心北上、与倭一战。 (2) 但实际上, 国民政府仍然奉行的是一二八事变之后所采取的“一面对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 继长城抗战之后, 最终在5月31日与日方签订了《塘沽协定》。

   对于这个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蒋介石自己在6月1日也认为“事实上未有过, 而文字实令人难堪, 代表之无能, 与前方之怯馁, 不胜惭惶。”为此, 蒋介石在6日预定十年雪耻 (3) , 一如他在九一八之后的十年雪耻计划。

   “塘沽协定”之前, 于5月24日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 在6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后政府之对日政策, 大有走上另一途径之趋势。” (4) 张群后来对此总结道:“政府毅然决然, 采取自力更生的政策, 确信攘外必先安内, 故一面尽力‘剿匪’, 巩固统一, 一面努力建设增进国力。” (5) 因此, 国民政府在其后相当长时间里, 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并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开始调整对日政策。

   6月20日, 蒋介石在日记“雪耻”栏中, 关于外交政策, 有如下记述:“倭寇、赤俄、英美三者, 倭寇仇我而惧我, 如顺之则可交也;赤俄敌我而恨我, 其目的不仅倒我, 而且必欲灭亡我国也。英美则欲我为之利用, 以抵倭俄, 但无土地之野心也。以大体论, 英美可为与国, 倭寇仅为仇国, 而赤俄实为中国惟一之敌国也。与国以义待之, 仇国以惠施之, 惟敌国则无法变更易, 惟有自强以敌之而已。” (6) 7月7日的日记又写道:“倭患急而俄祸缓, 但俄祸大而倭患小也。倭寇急谋从黄河为中心, 山东为根据而侵略中华, 祸迫眉睫。彼倭不悟, 美俄即蹑其后, 而为我中华之续, 良可痛也。” (7)

   基于对以上国际形势的分析与大国关系的研判, 7月14日, 蒋介石考虑的内外策略为:“以和日掩护外交;……韬光养晦, 乃为国家与本人惟一政策也。”20日研究的对日策略为:“对倭以不使其扩大范围为第一目的, ……此时惟有以时间为基础, 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再一时也。” (8)

   7月25日, 蒋介石在庐山, 召集由汪精卫等南京政府主要首脑参加的会议。28日, 蒋、汪在牯岭联名发表对于时局的通电 (“俭电”) , 提出:“今日救国方策, 治本莫要于充实民力, 治标莫要于剿除‘赤匪’。……凡此本标兼治, 实为今日救亡图存不易之方针。” (1) 这是南京政府在新形势下确定的以“剿共”为主的“安内”政策。

   8月中旬, 蒋介石与汪精卫、黄郛等人, 再次聚会庐山, 探讨对日政策及华北善后问题。会后, 国民政府进行了有利于推行对日政策的人事调整:16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 汪氏并以其好友且与日本关系良好的唐有壬出任外交部次长, 实际负责对日交涉。时任驻法公使的顾维钧, 在评论汪、唐之出长外交道:“这给我的印象是, 政府可能今后在外交上致力于与日妥协。” (2)

   9月6日, 蒋介石、汪精卫等人, 在牯岭召开谈话会, 会议做出的结论是:“现在国势阽危, 兴亡之机, 间不容发, 对外对内, 皆应委曲求全”;确定的对日方针是:“除割让东省、热河, 承认伪国, 为绝对不可能外, 对其他次要问题如税则等仍应与之作相当之周旋, 谋适宜之处置, 并极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情感之行动及言论。” (3)

   1933年暑期的7—9月间, 蒋介石与汪精卫等人, 通过在庐山召开的上述三次会议, 确定了塘沽协定之后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内外政策, 那就是要在继续“围剿”工农红军的同时, 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继续采取推行对日妥协的政策。

   与此同时, 日本政府也在调整对华关系。9月初, 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因推行“焦土外交”而闻名的内田康哉, 以健康原因辞职, 驻苏大使广田弘毅于14日出任外相。他以外相主导外交作为入阁条件, 并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对于日中关系, “要放弃绝望、旁观的态度, 不能仅仅等待中方的转变, 要准备恢复亲善关系的具体手段。” (4)

   以广田就任外相为契机, 10月3日—20日间, 日本斋藤内阁的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 连续召开了五次“五相会议”, 讨论政府的对外政策。 (5) 在各位大臣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 21日广田外相在“阁议”上公布了“五相会议”决定的《外交方针》。该方针在谈到日本对华政策时, 特别指出了中国方面在庐山会议之后对日政策的变化, 认为“庐山会议决定了打开两国关系的方针, 而且一般而言也并非没有好转的迹象, 但具体而言, 实际上却找不到足以特别证明的现象”, 因此“要经常以严肃的态度面对之, 使其放弃反日政策, 取缔排日运动”, “要避免给中国以急于改善两国关系的印象, 只有在中方实际上表现出诚意时, 我方再相应地采取善意态度。” (6) 这说明日本还是采取对华观望的态度, 而期待中国政府的更大妥协。

   在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期间, 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 曾在东京积极活动, 他与斋藤首相、广田外相、荒木陆相以及前外相芳泽、币原、参谋次长真崎、贵族院议长近卫、元老西元寺秘书原田等日本要人, 举行会晤, 商谈“改善日中邦交”的方针。 (7) 对此, 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的上述《外交方针》也指出:“最近返任的蒋作宾公使向我方提出了某些期待和希望。我方的上策是使其适应东亚大局, 而对于改善将来日中关系的有效办法, 我方亦加以善意的考虑。” (1)

   日方之所以对于中方改善关系的诚意与态度表示怀疑, 并且除了单方面要求中方之外、自身并不主动作为, 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决定的对华政策之实质目标为“在帝国的指导下, 实现日、满、华三国的提携共助。”(2) 其中之“在帝国的指导下”, 乃是其对华政策的核心内涵, 必然隐含了丰富的内涵, 故五相会议同时又决定关于具体方针, 将由主管部门继续协商。而当时担任外务次官的重光葵, 就曾提出日本对华政策的三点方针是:1、“按既定方针建设满洲国, 但不直接要求中方承认之, 等待时机再来解决”;2、“尽可能促进日中之间的经济合作, 实行日中融和合作的方针”;3、“极力排除引起日中纠纷的第三国及第三国人的行动及政策”。上述三点方针当时并未公开, 只是由外务省内部进行掌握;特别是第三点方针, 将考虑时机、方式、措辞等, 加以慎重、巧妙运用。 (3)

   根据上述对华原则与方针, 日本在1933年下半年, 主要由关东军代表伪满洲国, 通过与华北地方当局进行关于塘沽协定的善后谈判, 继续攫取了在华北的更大权益。而对于南京政府的政策以及第三国援华的方针, 则体现在1934年4月17日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的声明 (即“天羽声明”) , 它声称:由于在东亚问题上, “日本的立场与使命, 和其他各国的立场与使命将会有所不同”, 所以, “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的措施, 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 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对于中国欲采取共同行动, 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 必然带有政治意义……因此, 日本在原则上不得不对此表示反对。” (4)

   “天羽声明”的发表, 暴露了日本以广田外相推行“协和外交”的本质, 也是其“在帝国的指导下”的对华方针的最好诠释。不管日本官方作何种解释, 据日本方面收集到的外交资料显示, 它在中、英、美、法、德、苏等国, 虽然反应方式有别, 但均指出这一声明反映了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 (5) 就连当时在中国主张对日低调的胡适, 也发表了《“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的文章, 指出它是“日本东亚门罗主义的最新纲领”(6) 。

   蒋介石曾回顾他在1933年中经过的患难, “第一为倭寇占热河, 攻长城, 扰及平津, 以塘沽协定之耻辱, 得告一段落。然而至今榆关未还, 东北未复, 不可谓已度过难关矣。” (7) 直到1934年4月5日, 虽知日本政府之企图, 但他仍决定采取忍耐之策:“倭寇欲以河北强做昔日之东北, 并欲以一九三六年以前毁灭我政府, 解决中国问题, 是乃痴人说梦, 但此时仍须以忍耐出之。” (8)

蒋介石对于日本的上述态度, 在“天羽声明”之后表现突出。4月18、19日的日记中, 蒋氏虽然认为该声明为“耻辱”、“痛愤益极”, 并于21日致电汪精卫“对彼外务省宣言不能轻视, 请预定以后应付步骤。” (9) 但到了22日、23日, 他在分析了各国反响及日本方案后, 又提出:“倭寇侮辱, 非可以愤激制之, 当知刚以柔克之道也。” (10) 30日, 得知日本外相声明取消17日宣言后, 又表示:“倭寇受此打击, 以后行动, 其必一面引诱, 一面准备, 侵略必加厉也, 当注意运用之策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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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国档案 Republican Archives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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