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运祜:百年来日本侵华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 次 更新时间:2022-05-14 21: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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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  

  

   日本自1874年入侵台湾到1945年战败投降,侵华历史长达70余年。中国学界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后历经曲折发展,最近30年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有继续深化与提高之必要。

   在曲折中不断发展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陆续入侵中国,迫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日本“后来居上”,对华侵略历时最久、领域最广、范围最大、程度最深。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开始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主题就是日本侵华与中华民族的抵抗史。

   王国维先生曾云,“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按理说,日本每次侵华后,自然应该是中国学界关于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勃兴之时。然而,中国学界对日本侵华史研究反倒呈现了与时代脱节的滞后性。比如,甲午战争后30年间,日本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最为活跃,中国学界却未能跟上时代步伐,不免相形见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沉寂”状态。20世纪初,日本加剧侵华,妄图称霸东亚,中国学界开始关注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侵华史。1911年,刘彦出版《中国近时外交史》,此后多次再版,1927年改名《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对日本侵华史颇多叙述,配合了风起云涌的反帝热潮。

   中国学界对日本侵华史研究的更大高潮始于九一八事变后。1931—1945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妄图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中国人民开始抗日战争。在这一背景下,家国情仇与民族感情形塑了一代中国学人的研究重点与路向。近代以来的日本侵华史,特别是甲午战争史和抗日战争史,成为近代中日关系史最突出的研究重点,大量带有宣传色彩的作品不绝于市,各种学术作品也相继问世。其中,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信忠著《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平,成为研究者的必读之作。

   战后相当长时期,大陆学界未能延续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虽然不可避免地涉及日本侵华史,但侧重美帝侵华史研究,只有甲午战争史受到一定程度的观照。60年代开始的沙俄侵华史研究、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更使得日本侵华史几乎无人问津。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抗日战争史渐成“显学”,研究热潮迭起,日本侵华史研究成为中国学界一大亮点。1984年,刘惠吾、刘学照主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在“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断断续续的过程”之后,作为相关领域第一部专著问世。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编著日本侵华史,历时10年,1992年出版《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作为国家“七五”规划重点课题,该书系统叙述了日本70余年侵华的全部过程,具有奠基和开创的重要意义。

   研究热点不断涌现

   按照张振鵾先生的总结,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界的日本侵华史研究共有三个“大热点”。第一个是甲午战争史研究,学界在已有基础上继续拓展,逐步深入,1994、2004、2014年分别掀起研究高潮。第二个是九一八事变研究,1991年以来,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和《抗日战争研究》创刊,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的日本侵华战争史再次成为中国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在基本确立“十四年抗日战争史”这一观点后,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和日本局部侵华史的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第三个是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史,最近20多年间,在以往成果基础上,随着1995、2005、2015年抗战胜利时间节点的不断到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取得更大成就。中国学术界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起步很晚,但后来居上。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学界的日本侵华史研究起步很晚。但是,最近30年间,在几近白手起家的基础上,中国学术界在强烈的现实感召之下,奋起直追。无论在史料与史实上,还是在史识与史观上,中国学者在日本侵华史研究中,都掌握了更多和更大的学术话语权,并拥有了一定国际地位。

   二是更多地依据第一手资料,更大程度地还原了日本侵华史真相。作为一门实证学科,日本侵华史研究需要大量原始档案史料为支撑,才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真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发掘和利用一手资料,比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藏资料,日本遗留在中国的“满铁”资料、各种经济资料、新发现的各种档案资料,以及中国台湾“国史馆”的资料、战后日本公开或出版的各种档案资料等。在此基础上,对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的日本侵华史实,如日本侵台事件、甲午战争、“二十一条”与侵略山东、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等,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补充与发展;对以往关注不够的日本侵华史实,如日本东方会议与出兵山东、伪“满洲国”与汪伪政权、日本在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日本侵华政策和暴行等研究,有较大程度的加强。对几近空白的一些研究领域,如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三光作战”、战时“和平”工作、伪华北与伪蒙疆政权、“慰安妇”、强制劳工、细菌战与化学战、战后受降与审判、中国抗战时期的损失、日本人对战争的历史认识等,中国学界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三是研究深度不断增强,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学者们既注意探讨日本侵华事件、战争过程及其罪行与暴行等问题,也关注日本大陆政策与侵华政策、军国主义体制与政治因素、侵华思想与理论形态、日本文化心理与战争观、日本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等问题;在内容方面,既研究日本侵华战争与事件,也研究日本政治外交、经济掠夺、思想文化统制与奴化教育等;既研究日本侵华军队与人物,也研究日本的机构、团体等;在地区方面,既研究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和伪“满洲国”,也研究日本对华北、华中、华南等沦陷区的殖民统治,把日本侵华与对朝鲜等地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相联系,并与德国纳粹等进行比较。199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以课题招标方式,资助出版“中日历史研究课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界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状况。

   确立应有的国际学术地位

   在充分肯定上述成就的同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要在更深层次上,提升日本侵华史研究质量。张振鵾先生曾针对国内日本侵华史研究的普及化现象,提出了提高质量、深化研究的建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和部分政客肆意歪曲、否定侵略历史。因此,中国学界的日本侵华史研究,侧重揭露和批判日本侵华战争的暴行、罪行等,取得了重要成就。我们应该在更深层次上,探究日本侵华战争的本源性、根源性以及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等问题。要在“知其然”的基础上,既“知其所以然”,又“知其然后”。比如,日本侵华的政治因素、军国主义战争体制、外交与谋略手段、政略与战略等侵华政策、侵华思想与文化因素、侵略理论及主要人物、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观、战争责任问题、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及其与战前的关联等,均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只有全方位地进行由表及里的深入探究,才能提升我国日本侵华史研究的整体质量。

   第二,在更广视野下拓展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内容。日本侵华史几乎与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史相始终,也是东亚近代史的重要内容。我国学界的既有研究更多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为主,以分散性的研究成果居多。因此,我们必须放宽视野,在更大程度上拓宽日本侵华史研究。纵向方面,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的演化过程及其必然联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华行动、重大侵华事件的来龙去脉(如日本多次出兵山东、在内蒙古不断扩张等)、日本在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行动及其演变等,都值得深入研究。横向方面,日本侵华与侵略琉球、朝鲜、东南亚之间的关联,日本侵华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问题,日本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殖民统治,日本侵华战争总体战之下其他手段及其与军事作战的配合,“一亿玉碎”、“一亿总忏悔”之下的日本民众与战争问题等,也值得中国学界深入探讨。

   第三,在更高水准上确立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学术地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使中国赢得了世界大国地位。迄今为止,中国学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与中国的反法西斯大国地位是不相称的。只有在更高水准上进行创新性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才有望最终确立与世界大国地位相称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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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3日第7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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