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对蒋介石“放水长征路”一说若干史实的考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96 次 更新时间:2020-04-22 18:21:58

进入专题: 蒋介石   红军   第五次“围剿”   长征   “放水”  

杨奎松 (进入专栏)  

   摘    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围西征, 是不是蒋介石有计划有预谋的“放水”的结果, 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需要从史实上详加研究、考析和再做说明的问题了。本文有针对性地讨论了“放水”说的由来、主张, 在第五次“围剿”过程中蒋介石是否有压迫红军“西窜”的预谋, 是否有意削弱和空洞西南的防御, 以及蒋介石在中央红军突围前夕突然离开前线是否有意迟滞中央军的军事行动, 以便利红军突围等问题, 从史料出发, 分别做了较详细的考析。

   关键词:蒋介石; 红军; 第五次“围剿”; 长征; “放水”;

  

   有关蒋介石“放水长征路”的说法近年来影响颇广。此说原本只是当年反蒋的地方实力派的一种缺少根据的猜测, 并不值得史家当作未定史实来研究考察。不意, 时至今日, 不仅不少历史爱好者, 就连一些严肃的历史学者也相继相信其说未必为假。如此一来, 所谓“放水”说也就变成了一个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学术问题, 并需要依据史料, 用史学的方法, 从学术的角度进行一些辨析和讨论了。

   严格说来, 所谓蒋介石“放水长征路”之说, 至少包含有三重涵义:一是就其第五次“围剿”的具体成败而言, 一反国共史以往的正统说法, 转而强调中央红军1934年10月能够突围, 主要是蒋介石在军事和政治上精心密谋、巧妙安排、暗中诱导和武力逼迫的结果;一是就其“追剿”红军长征的具体成败而言, 一改传统说法, 强调红军长征所以能够由闽赣而西南再西北, 主要是蒋介石为谋统一西南, 巧妙运用中央军之力, 一路追逼, 迫使红军按照其意图, 引导中央军成功进入西南各省的结果;一是就蒋当年政略战略的评价而言, 相信蒋至少在第五次“围剿”期间就已形成要将四川建成为中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的战略设想, “放水”红军就是为逼引红军入川, 以便于中央军和中央势力名正言顺地跟追入川, 从而达到一统黔、川的目的。限于篇幅, 本文仅就上述第一层涵义略做考察, 且主要只着眼于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过程中是否存在和实施过“放水”计谋问题, 有针对性地做若干史实上的考析。 (1)

  

   一“放水”说是怎么来的?

  

   近两年, 对于传统的红军“长征”研究, 出现了一种看起来较新的说法, 即红军长征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放水”的结果。但严格说来, 此说其实并不很新, 甚至由来颇久。

   1934年, 中共江西苏区反“围剿”作战失利, 中共中央率主力红军于当年10月中下旬出人意料地跳出国民党南路军的封锁线, 进而突破西路军封堵, 转进到湘桂黔滇川边。这件事当时就让西南地方实力派中人颇多怀疑, 认为这是蒋介石消除异己的一种阴谋。当年12月, 胡汉民就公开刊文, 指责蒋介石是刻意让红军西去以加重西南方面之困难, “进而平定西南之异己者”。 (1) 曾做过“剿匪”西路军总司令部参议、时任贵州省府驻湖南省府代表的胡羽高, 依据他搜集掌握的大量各方电报及地方文献, 于1937年编撰出版了《“共匪”西窜记》一书, 其中更是大量记述和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还分析认为, 蒋介石是“明知匪将突围西窜”, 却专挑这个时候飞去北方巡视, 有意“不做任何部署, 听任主匪流窜 (西南) ”。 (2) 直到20世纪60年代唐德刚为李宗仁做口述时, 这位当年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在忆及这段历史时, 仍旧对蒋介石不在赣南就地消灭红军, 而在西南开一缺口, “压迫共军西窜”一事耿耿于怀。在他看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能突围西去, 要么是中央军根本没有能力消灭红军, 要么就是蒋介石“有意为之”。 (3)

   不过, 同样对于这段历史, 国共抑或两岸史家的叙述, 长期以来却并无多少分歧。中共方面自不必说, 多数谈及中央红军得以突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四面合围西去的著述, 都强调这是中共决策高度机密和巧妙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矛盾, 促使国民党“剿匪”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所部“让路”的结果。 (4) 国民党官私史书迄今为止仍多认定五次“围剿”, “九仞之功, 亏于一篑”, “这是我们的失败, 实属无可讳言”。这一方面是军事上“过分稳健”, 一方面是当年“情报得到的太慢”, 以致“未达成作战方针所示‘歼灭赣南匪军主力’的目的”。再加上“南路军有网开一面之嫌”, 致使江西苏区红军“以其一部 (约三万七千) 残置江西, 牵制国军, 主力 (约10万) 从国军间隙突围, 未经激烈战斗, 即脱离包围进入湖南”。 (5)

   多半是从90年代末以来, 一方面受到两岸学界对蒋介石抗战准备高度肯定的研究进展的启发, 一方面也是缘于不满前述台湾官方的历史解读, 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于去世前将此前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怀疑, 与学界对蒋介石抗战准备的研究成果, 两相结合, 对传统所说的五次“围剿”及其“追剿”红军作战的失败, 提出了突出强调蒋介石战略谋略能力的新观点, 即所谓“放水”说。

   依据蒋纬国的说法, 这一灵感最初来自一位老飞行员的回忆。他说, 当年这个飞行员奉命从空中勘查江西红军突围时部队所走路线的过程中发现, 中央军并没有努力尾追或超越追击红军。这位飞行员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国军再怎么穷, 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 装载一部分部队, 哪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 都能够先追到前面, 将中共军队堵住, 再加以围剿, 中共的退兵也不致于能打得过国军。”当时红军南北边各有一支中央军部队, 为什么“红军走多远, 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 也没有超越他们?”给人印象是“这哪里是追击, 简直是护航”。蒋纬国因此“恍然大悟”, 意识到这恰恰是蒋介石战略指导的“独到之处”。他的解释是, 蒋介石非常清楚“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 也早就想到“要建立大后方, 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但如何才能统一当时鞭长莫及的西南以及西北各省, 同时又不让蒋介石非常尊重的那些地方实力派自相残杀, 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呢?最理想的办法自然是把江西的红军赶去西南乃至于西北, 然后中央的力量在“剿匪”的名义下一路跟进, 为避免地方受损, 也不去打红军, 而只是逼着他们经过西南, 再去西北, “要逼他们到陕西后就范”。据此, 他提出:“当时与其说是 (对江西红军) 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 不如说是我们放水”, “我们确实是压迫他们进入四川, 经过广西、贵州、云南, 绕了一大圈, 再折回来到四川”。我们也正是因为“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 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 (1)

   凡比较了解和熟悉当年这一段历史情形的人, 想来都能够注意到蒋纬国的说法中存在着颇多不准确、不严谨的信口之言。他提出此说, 却从未做过具体的史实研究。而后来不少相信其“放水”说者也并未严格依据史料就此在史实上做过系统的研究考析。其实, 别的不说, 蒋纬国对当时一些最基本的历史背景, 就既缺了解, 也少经验。

   如蒋纬国所称蒋介石压迫江西红军进入四川, 是为便利中央军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兵四川云云, 明显是不了解在江西红军进军西南之前, 先后早有三路红军分别挺进到西南, 包括进到四川的情况。其中仅红四方面军四五万人, 就已经把四川地方实力派扰得不得安宁。1933年至1934年, 该部攻城掠地, 所向披靡, 不仅在川北建立起较巩固的根据地, 而且曾沿嘉陵江南下, 威逼重庆, 一度震动全川乃至全国。1934年9月,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因接连兵败通电辞职, 四川绅耆名流即已联名请求南京派兵入川。蒋介石一年前就开始亲自督导川军各主要将领进行“剿共”作战, 眼看川军节节失利, 南京中央军政高层这时也已在磋商派中央军入川的问题了。只是蒋介石因顾虑“川军内部复杂, 对于中央军入川亦意见分歧”, 且“江西共军尚未解决”, 因此还强调“准备”, 未能马上派兵入川。 (2) 但两个月后, 刘湘代表四川地方实力派晋京正式请求中央派兵, (3)江西方面作战业已告一段落, 蒋介石即决定派胡宗南部由陕甘入川, 并任命贺国光统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驻四川。 (4) 可知, 中央军西进, 包括入川, 原本并不需要“放水”江西红军突围, “经过广西、贵州、云南, 绕了一大圈, 再折回来到四川”那样周折和麻烦。中央军如不受到江西红军的牵制, 早就可以出兵西南和四川了。

   又如蒋纬国解释某飞行员当时空中所见, 即中央军只是跟着红军后面走, 而不用卡车运兵赶到红军前面去堵截, 是蒋介石有计划地逼着红军往四川去云云, 其实也是对红军突围后中央军“追剿”作战各种复杂情况, 缺少了解的一种主观想象。

   蒋纬国在这里显然没有在意该飞行员空中所见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就简单地理解为突围红军西去一路都大体如此。其实, 该飞行员所讲的情况, 在王多年主编的《国民革命军战史》中就有过具体说明。文称:由于北、南、西三路封堵红军的部署过迟, 且西路军布防于万安、遂川、大汾、资兴、郴县之线, 北路军所属第六路军还在兴国、宁都之间, 及高兴墟至泰和之线集结, 只有南路军一部“尾匪追击”。因此, 红军突围后行进正面宽广, “空军在飞机上向下侦察数十公里正面, 只见国军在匪军后方与其两侧前进, 未见国军超越堵击”。 (5)

   如果具体说到中央军派定的“追剿”部队上路“追剿”, 那就更没有乘汽车去超越堵截的条件了。对此, 只要读一下最早受命参加“追剿”行动的北路第三路军第八纵队第13师师长万耀煌的日记与时人的电报, 即可了解一二。

   受命“追剿”之初, 部队由遂川西至左安, 或许还修有可通车之路, 进入湖南桂东寨前开始走山路后, 情况就全变了。万耀煌部所在的这支“追剿”大军多达4个师, 恰好又遭遇连续数天大雨滂沱, 山路原本就狭窄崎岖, 马走都困难, 人行更险。再加上大雨中成千上万人都挤在只能单人行进的崎岖山路上, 动辄三四小时不能行进一步, 哪里还谈得上乘汽车?

   据万耀煌记, 仅11月8日到13日, 因大雨不止, 各师山路行军“途中跌毙人马”即均在数十以上, 落伍者更不知凡几。之后进至湖南境内, 一度不用登山, 但一连几天还是阴雨不断, “所经道路均曲折小道, 路滑如油, 输卒无草鞋难以行走, 马不能骑, 饲料不能补充”, 仍鲜有公路可行。至进入广西、贵州后, 就更是山路绵绵, 经常登高攀壁, 上二三十里, 下二三十里, 部队补给无望, 经常连饭都吃不上, 电讯联络也常因大山阻隔而中断。

   蒋介石一度也十分不满“追剿”部队总是跟在红军后面跑, 因而再三告诫和要求部队要运用游击战术, 创造截击、腰击、“兜剿”“堵剿”的条件, 要能埋伏袭击和正面迎击等。但在万耀煌看来, 这都只是纸上谈兵。由于完全不了解红军行动方向, 中央军能追得上已属不易, 哪里还谈得到游击战术的运用呢?万耀煌多次在日记中写道:“匪步行, 我亦步行”, “追剿”过程“都是委座亲自指挥, 我们受命无不昼夜奔驰, 力求达成任务, 然结果无不落空”, “以步行不能快速, 又走小道, 不仅不能超越, 且有时赶不上”。足以见, 中央军的“追剿”总是陷于被动, 几乎不可避免。 (1)

由上不难看出, 蒋纬国的说法也是一种纸上谈兵。和当年西南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意图的种种怀疑猜测一样, 未必那么可信。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对于蒋介石具体是如何应对江西中央苏区红军突围的, 红军西去到底是不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计谋等, 还是需要做一些较系统的史实梳理与考察, 以及相关史料的研究考析工作。限于篇幅, 本文虽不能深入考察这段史实的具体经过, 但会针对今人较多提到的几个问题, 依据史料做一些史实的考察与辨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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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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