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武雄:时差与西安事变时间之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3 次 更新时间:2020-12-25 11:07:56

进入专题: 地方时   标准时   西安事变   蒋介石   张学良  

田武雄  

   摘    要:

   1936年前后, 西安地方时、中原标准时与陇蜀标准时在西安当地不同领域和群体中混合使用。这种情况导致不同来源的西安事变史料所记录的具体时间点多存歧异, 对关键时间点的相关表述亦众说纷纭。从时差和不同时间制度的视角, 仔细爬梳和比较各种档案和报刊记录以及不同当事人的回忆材料, 当不难确定西安事变的关键时间点, 并可对此前研究成果的种种歧异加以合理的解释。时差因素对西安事变史料和研究的影响并非孤例。清末民初以来, 中国不同地区和群体渐次经历了从地方时向标准时的转变。这种时间上不同步、不统一的现象应该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时差; 地方时; 标准时; 西安事变; 蒋介石; 张学良;

  

   西安事变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不言而喻, 然而时至今日, 有关事变发生时间及其他关键细节的时间点仍存争议。争议的根源在于有关史料的记述———无论是当时保留的各种记录还是事后不同当事人的回忆———对事变过程中具体时间点的表述多存歧异1。而后来的研究者大多受限于时代和史料本身的局限, 未能全面掌握相关史料并严格辨析史料中的差异, 这就导致相关论著对于事变过程的论述亦众说纷纭2。大致而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 很少有学者能够全面掌握并充分利用十七路军、东北军和蒋介石及其侍从人员三方面的各种史料。杨奎松是最早全面利用三方面史料并对不同史料所存在的差异加以认真辨析比较的学者之一3, 但他尚未意识到时差因素和不同时间制度对于不同当事人记述的影响。笔者注意到, 在1936年前后, 西安当地尚无统一而精确的时间制度, 且西安与南京之间又存在约一个小时的时差, 故拟从时差的角度重新梳理和比较不同来源史料中的时间信息, 以期对不同记述加以合理解释, 进而确定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时间点。

   一

   我们知道, 全球按照经度划分为24个时区, 经度每跨15度为一个时区, 相邻每两个时区之间相差一个小时。早在1919年, 参照国际惯例并结合中国的行政区划, 中央观象台就提出划分全国为五个标准时区, 即长白时区、中原时区、陇蜀时区、回臧时区和昆仑时区。虽然这一方案长期停留在纸面上, 未能施行。但是由于新式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发展, 加上国民政府的努力, 五时区制在不同地区和群体中渐次推广和被接受。4由于中国近几十年来实行统一的“北京时间” (即东八区标准时间) , 很多研究者有意无意之中就忽略了民国时期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其实是存在时差的, 因而在研究中很少从时差的角度去辨析史料中的时间信息, 基本上都默认史料中的时间信息所使用的是统一的时间制度。此前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 就属于这种情况。除了杨奎松、刘东社、罗玉明等个别学者外,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只是选择性地简单排比不同史料中的时间信息5, 而不仔细加以考辨, 更不去考察不同史料参照的是否为同一种时间制度。事实上, 在西安事变前后, 不同领域和群体所表述的时间其实参照的是不同的时间制度。

   由于僻处内陆, 30年代中期以前, 西安当地基本上还是沿用传统的地方时间。1935年前后, 欧亚航空公司在西安开航, 陇海铁路也已西延至西安。由于飞机和铁路时刻表使用的是东经120度标准时 (即东八区标准时, 当时称中原标准时) , 与西安当地时间并不一致, 这就造成了一定混乱,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有鉴于此, 为了统一时间, 西安测候所建议西京建设委员会在西安筹设标准时钟。1936年3月26日, 《西京日报》全文报道了西安测候所的呈文。呈文称:“本市自欧亚航机开航及陇海路通车以来、因其应用东经一百二十度标准时、本市人士每感时间不能一致、迩来本市应用西安真正太阳时者有之、应用西安平均太阳时者有之、而应用东经一百二十度之标准时者亦有之、是以各自为政莫衷一是。”6

   可见, 当时在西安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计时方法, 即“西安真正太阳时” (传统的看太阳高度和角度确定时间的方法) 、“西安平均太阳时” (将每天平均划分为24小时) 和东经120度标准时。因此, 在同一时刻, 询问使用不同计时方法的人“现在是几点”, 得到的答案是不同的, 相互之间可能相差一个小时左右。在上述呈文中, 西安测候所建议, 根据西安所处地理位置 (东经108度左右) , 西安所设标准时钟应采用陇蜀时区标准时间 (即东经105度标准时, 东七区标准时间) , 和南京等东部城市所采用的中原标准时刚好相差一个小时。

   然而, 筹设标准时钟并非一蹴而就, 直至西安事变前, 西安的标准时钟极有可能仍然未能设立7。即便设立起来, 由于长期以来的习惯和观念, 以及当时钟表、手表以及收音机 (用于校对标准时间) 还难以普及, 要想在短时间内统一计时方法和时间制度也是不太可能的。大抵上, 西安当地人大多依然在使用西安地方时 (即“西安真正太阳时”和“西安平均太阳时”) , 而航空、铁路、广播、邮电等新式交通和通信事业则基本采用中原标准时。另外, 某些行政和公教机构可能也逐步采纳了陇蜀标准时间。因此, 直至西安事变发生, 西安尚无统一和精确的时间制度。为免混淆, 当报纸上报道的时刻指的是中原标准时间时, 一般会特别注明, 并说明其与本地时间的时差, 如《西京日报》1936年7月至10月有关西安广播电台播音时间的至少四次报道, 都特别注明所指时间是“东经一百二十度标准时”, “本台所用时间, 以南京中央电台时间为标准, 约较本地时间早一小时”, “按该表所定时间, 系根据南京标准钟, 较西安钟约快五十分”, “此时标准时刻, 较此间早三刻钟”8。以上报道所列时差从45分钟到1小时, 并不一致, 这也从侧面说明所谓西安本地时间并不统一, 可能有时候指东经108度的西安地方时, 有时候指的是东经105度的标准时间 (即陇蜀时区标准时) 。

   二

   由上文论述可知, 西安事变前, 西安当地确实存在着不同的计时方法和制度。在不同领域和群体中, 有的使用西安地方时, 有的使用中原时区标准时, 有的使用陇蜀时区标准时。这种复杂情况自然也会影响到西安事变当事人对于具体时间点的认知、表述与记忆。由于史料的局限, 很难一一论证具体当事人所用的是何种时间制度。不过, 大致可以推断的是, 由于日常在西安当地生活,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官兵基本都使用的是西安地方时或者陇蜀时区标准时 (二者时差约一刻钟, 差别不大) 。而蒋介石及其随员, 由于长期在南京等东部地区生活, 且要时常使用航空、铁路、广播、邮电等新式交通和通讯工具, 因而基本使用的都是中原时区标准时。他们在西安只是短暂停留, 大概也不会把时间调整为西安地方时或者陇蜀时区标准时。简而言之, 对于同一时刻的记述, 双方相差一个小时左右。以上推断可以通过比对事变中不同当事人对于同一时间点的相关记述得到印证9。

   比如, 关于临潼扣蒋行动第一枪打响的时间, 蒋介石的侍卫施文彪、厉国璋、周星环、蒋孝镇、周国成、翁自勉、蒋尧祥等人所记基本上都是晨6时许至6时半左右10, 而十七路军的申伯纯、赵寿山和东北军的应德田、夏时等所述则为晨5时或5点多钟11, 基本符合上述推断;关于蒋介石在骊山被发现的时间, 蒋介石本人及其侍卫施文彪所记为约上午9时许 (至多不超过9点半) 12, 而根据十七路军的赵寿山、宋文梅和东北军的卢广绩、应德田等人所述推算, 大致在上午8时以后、8点半之前13, 也符合上述推断;关于蒋介石被送到西安新城大楼的时间, 以其本人名义发表的《西安半月记》和台湾“国史馆”编印的《事略稿本》记录为上午10时14, 而十七路军的申伯纯、赵寿山和东北军的应德田所述都是上午9时许或9点钟15, 符合上述相差一个小时的推断;关于孙铭九等人奉命请蒋介石移居高桂滋公馆的时间, 据蒋介石日记、《西安半月记》和《事略稿本》, 为13日夜12时半至凌晨2时 (即14日凌晨0时30分至凌晨2时) 16, 而十七路军申伯纯、宋文梅和东北军的孙铭九所述则为13日夜11时许至次日凌晨1点钟17, 这也符合上文的推断 (关于各时间点比对的具体情况, 详见文末附表) 。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张学良等人所用时间为陇蜀标准时或西安地方时。众所周知, 事变当天凌晨, 张学良向中共中央发出了“文寅电”, 告知行动计划。关于“文寅电”发出的具体时间, 存在一定争议。杨奎松经考证后认为, 当为黎明5时18。当天中午12时 (中原标准时间) , 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书记处通报了张学良发来的“文寅电”:“张学良十二日六时电称: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 吾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 不顾一切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 迫其释放爱国分子, 改组联合政府, 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并望红军速集中于环县一带, 以便共同行动防胡敌南进等语。”19已知中共中央所用为中原标准时间, 而电报中称张学良来电时间为“十二日六时”, 故不难推断张学良发电时所署“文寅” (12日凌晨5时) 当为陇蜀时区标准时间或西安地方时, 与中原标准时间恰好相差约一个小时。

   不过, 严格地说, 并非所有事变当事人的记述或回忆都完全符合笔者上述推断。比如, 蒋介石所记临潼行动第一枪打响的时间 (晨5时半) , 似乎更接近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所记的时间 (晨5时) , 却比他的所有侍从的记述早了约一个小时。但是, 这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只有他听到了第一枪, 而所有侍从都没有听到。况且他也不可能在听到枪响后不为所动, 静静地在卧室等待约一个小时, 直到侍卫们觉察到危险后才被紧急护送逃出华清池。因为无论是他的日记还是《西安半月记》, 都清楚地表明听到枪响后, 他很快就被侍卫护送逃离了华清池20。另外, 据蒋介石的卫士队队长陈厚望记述, 他是12月12日上午4时至6时的步哨长, 曾于上午5时半巡视宪兵寝室门口、张部卫队门口 (华清池保卫工作由张学良卫队第1营担任) 、装甲车队门口达数分钟, 未见异常。待他交班后回去沐浴时, 才骤闻枪声。21陈厚望记述的报告曾被蒋介石批示“此可保存”。显然, 陈厚望的报告否定了蒋介石晨5时半听到枪声的说法。如果该报告有误, 蒋介石不可能只批“此可保存”, 至少会像对周国成的报告一样批示“修正保存”等语。因而, 是蒋介石自己记错了时间, 原因则可能是他一时情急加之黑暗之中看错了表, 或者根本未及看表, 事后却估错了大致时间。

还有, 关于临潼行动第一枪的时间, 蒋介石侍从秘书汪日章 (清晨约3点钟光景) 、东北军的汪2) (约3时许) 和王玉瓒 (约在凌晨4时许) 等人各有不同表述22。这些表述比上文笔者推断的时间 (中原标准时上午6时许至6时半之间) 要早两到三个小时。不过, 可以肯定, 这些记述本身都是不太可靠的。杨奎松已指出:“汪2) 当时不在现场, 听说和记忆均不足为凭。”况且三人的记述都是事后几十年的回忆, 可靠性显然要打折扣。23此外, 据汪日章的回忆, 事变前一晚他们侍从室人员受杨虎城邀请去新城大楼赴宴, 宴会后又看戏到很晚才回华清池休息。事变时有机枪向他的房间密集扫射, 他“穿好衣服, 仍假装睡在床上, 子弹由床上飞过, 洞穿了后窗”。24可以想见, 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 他熟睡中突然惊醒, 未必会去看时间, 肯定也不敢开灯看时间。因而所谓“清晨约3点钟光景”, 显然是事后的估计。况且惊惧之下在床上假睡, 必然是一种煎熬, 极有可能大大高估了假睡的时间, 因而倒推回去, 就会极大地提前事变发生的时间。至于王玉瓒的回忆, 完成于事变发生45年后的1981年, 比其他人的回忆都要晚得多, 其可靠性无疑更弱。加之王玉瓒临潼扣捕蒋介石的功劳长期被孙铭九的光环所遮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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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8年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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