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孙中山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97 次 更新时间:2019-11-14 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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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意志、奥匈、奥斯曼、保加利亚组成同盟国,英国、法兰西、俄罗斯、美利坚等组成协约国。中国的段祺瑞政府在美国和日本的鼓动下,决定加入协约国,与德绝交,对德宣战,中国社会随之分裂为两派。梁启超等支持段祺瑞政府参战,孙中山等则反对段祺瑞政府参战。德国政府积极找寻并支持反对参战的力量。在俄国,支持主张退出大战的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政党;在中国,则支持反对段祺瑞政府参战的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德国驻华公使辛慈(Paul Von Hintze)在下旗回国前,曾以200万元资助孙中山,孙中山命令时在上海的蒋介石秘密办理,接受此款。当时,在北洋政府的国会中,国民党系统的议员力量较强,孙中山便企图以之为笼子和绊脚石,限制北洋政府通过相关议案,北洋军阀集团则力图解散国会,突破笼子,搬开绊脚石,从而形成维护国会与解散国会的斗争。孙中山在得到德国资助的巨款后,立即运动北洋舰队,南下广州,同时资助在北京的国会议员赴粤,成立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运动与护法战争,反对北洋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中山即派曹亚伯赴德,建议联合德皇退位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共同成立“中德俄三国同盟”。后来,又制订规模宏大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创造性提出“互相为用”“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的伟大设想,企图吸引大战后的外资,振兴中国实业,从而为人类找到一条消除“贸易战争”、进而消灭武力战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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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1937年4月27日,蒋介石批阅日本人石丸藤太所著《蒋介石传》,发现有许多“不确之处,形同小说”,其中关于蒋介石“投机发财,贡献为军费”一事,蒋介石专门在日记中写了一段辨正:

此或在民国六年中德绝交时,德使以大宗款项贡献于本党革命之款所误会,以此款由余经手也。

蒋介石的这一段话语焉不详。同年,蒋介石在《杂录》栏内补充说:

民国六年,中德绝交,中国加入协商国参战,本党竭力反对。当时德国公使下旗回国,以其在华留余之资金约二百万元贡献于本党总理,资助革命。总理命余极秘密经理此事,即以此款运动北洋舰队,由总理交程璧光率领南下,赴粤组织军政府,而留余在沪主持一切。当时唐绍仪暗示陈炯明向总理追问,此运动海军之款从何而来,总理只答其可问介石自明。及余抵粤军时,陈即向余追问。余乃设辞曰:卖却交易所各股票之所得也,陈乃信以为真。今日世人以余在交易所投机百万元所得资金贡献总理,作军费之说,其或亦由此以误传误而来乎?

蒋介石的这段日记涉及近代史和中德关系史上的重大事实,为前人所未知,或知之甚少,需要深入探究、考辨。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孙中山反对中国参战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的一个青年人枪杀,成为第一世界大战的导火线。1个月后,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借口,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德、俄、法、英等国相继投入战争。其中,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王国组成同盟国阵营,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俄罗斯帝国、意大利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塞尔维亚、意大利等国组成协约国阵营。这次战争,是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秩序划分不对等的背景下,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中国即宣布中立。1914年8月6日,袁世凯政府公布《局外中立条規》,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同月23日,日本为了在东亚扩张势力和侵略中国,以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为借口,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迅速出兵山东,攻占青岛及胶济铁路,占领原由德国占有的势力范围。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以大总统身份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中国近代历史进入皖系军阀的统治时期。继起的段祺瑞政府表面上赓续中立政策,实际上逐渐倾向于协约国,准备参战。1917年2月初,德国宣布潜水艇锁海计划,通牒各中立国,于其封锁线内,不准船只往来,美国船只和人员因而受到攻击,美国愤而与德国断交。2月7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约见黎元洪和段祺瑞,游说中国政府与美采取一致行动,声称美国政府将给中国以“资金援助”[1]。同日,段祺瑞政府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征询日本意见,日方劝告“自以与美取同一态度为宜”[2]。2月8日,北京政府国务院决定,抗议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日本对段祺瑞政府的态度感到满意,外务大臣本野一郎于11日面告章宗祥,深望中国与德绝交后,进一步加入战团,日本政府“必以诚意为中国谋其利益”[3]。北京政府觉得是个机会,章宗祥于15日会晤本野,要求在中国与德绝交后,日本能给予财政援助,并请日本及有关各国同意,中国提高关税,延期偿还庚子赔款。17日,本野对章表示,在中国政府对德绝交后,日本方可向各国代为周旋。此时,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派遣其密使西原龟三来华,商谈中国参战条件。24日,署理外交总长曹汝霖会晤西原,希望日本在中国政府公布对德宣战以前保证做到三项:1、延期偿还协约各国的庚子赔款;2、永远撤销对德、奥的赔款;3、提高进口关税。同时,要求贷款2千万日元,作为宣战的预备金。此后,协约国的驻北京共公使们即“多方诱使中国参战”[4]。

3月1日,载有华工900人的法国商船亚多斯号在地中海被德舰击沉,542名华工丧生。3日,在段祺瑞主持下,内阁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同时拟就致章宗祥密电,要求日本政府切实赞助中国参战后希望获得的三项权利。4日,段祺瑞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文件上盖印,同时签署拍发致章宗祥密电。黎认为未经国会同意,就与协约国商议参战条件,有违宪法精神,拒绝拍发致章密电。段与黎发生冲突,愤而辞职,出走天津,北京政府陷入瘫痪。6日,段在得到黎元洪“尊重内阁责任”的保证后才回京继任。10日、11日,北京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均以压倒多数,相继通过对德绝交案,决定加入协约国。14日,北京外交部照会德国公使,宣布对德国绝交。4月25日,段祺瑞召集各省督军在北京举行军事会议。段称:所谓参战,无须出兵,只须派出劳工。参战后,可得到日本借款和军械。段祺瑞的这些话大合督军们的心意,会议于次日通过对德宣战案。5月1日,段祺瑞再次召集国务会议,讨论对德宣战为题,20多个督军及其代表闯进会场施压,会议一致决定对德宣战。会后,段祺瑞偕同国务员们向黎元洪汇报,黎仍表示:须国会同意。

段祺瑞政府的绝交和参战决定立即引起中国政坛的纠纷与冲突,赞成与反对者各持己说,互不相让。梁启超和孙中山分别是两派的代表。梁启超认为“一战”的结果,德国必败,协约国必胜,中国参战,可以借此收回失去的利权,增进国际地位。为此,梁启超不惜加入段祺瑞内阁,以示支持。孙中山主张中国“严守中立”,坚决反对段祺瑞政府参战。

1917年3月,有英国重要人士会晤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劝诱中国加入协约国。孙中山经过“详慎审虑”,于3月8日致电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表示“中国若破弃中立,将于中英两国均有大害”。他以中国“共和肇造,尚在幼稚时代”,经不起纷扰为理由,说明自协约国强迫中国参战后,中国政治家之间已经“争执甚烈”,“今若再生意见,或致引起大乱”,同时说明中国有“排外愚民”和“回教徒”等两种“强固而危险之分子”。倘若因中国对外宣战而激发起他们的“排外心理”和“仇外精神”,就可能出现“戕杀外人”的第二次“拳乱”。这将损害英国在东方的利益,引起协约国之间的内部矛盾。为此,他明确地告诉英国首相,他打这通电报,不仅是为救中国,也是为了维系对英国的友谊。电称:“中国处此地位,自不能望其于严守中立之范围外,别有所行动。仆之所以以此项有害之运动唤起阁下之注意者,不仅因区区之愿望欲救中国于危机,亦因对于贵国素具最恳切之同情。”[5]

对德绝交、宣战的关键步骤是国会的讨论和通过。3月9日,孙中山致电北京的参议院与众议院,认为加入大战,“于国中有纷乱之虞,无改善之效”。他要求议员们阻止政府参战,电称:“诸公代表国民,责无旁贷,务望审察坚持,转圜枢纽,惟在诸公。勿以中国投之不测之渊,庶几不负国民重托。”[6]同月,他发表谈话说:“欧战实一争商场之战争,争殖民之战争,中国不当参加,对于列强之间而有所好恶者,尤为可恶可耻。中国民众非善忘,不应仅记忆侵略胶州之德国而忘其他,在中国此时立场,何不向列强收回一切侵占地与一切权利?”[7]这是孙中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认识最为清醒的一次谈话。孙中山提醒国人:清末,德国海军强占山东胶州湾(青岛)的事实固然不应忘记,但是,侵占中国土地与权利的列强还多着呢,作为协约国的英、日、俄、美不也这样吗!

段祺瑞一心一意参加以英、日、美等协约国为一方,对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主的同盟国为另一方的世界大战。为了通过国会讨论这关键的步骤,段祺瑞于5月3日宴请国会议员,要求议员们认清世界大势,予以赞同。次日,督军团也出面宴请议员,要求议员们“为国民请命”,“务谅政府之方针进而赞助”。面对段祺瑞和督军团的酒宴拉拢,孙中山也力图通过国会,阻遏段祺瑞将参战计划变为实践。5月4日,孙中山致电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组织的民友社,声称“此外交问题,为中国存亡有关,不能稍有迁就。诸公于此能持坚确之态度,百折不回,信所钦佩”。针对前此虽反对而未能奏效的事实,孙中山勉励民友社成员继续奋斗。电称:“惟前途尚属辽远,我辈无武力、金钱之可恃,所恃者国民之同意与爱国之精神而已。愿以百折不回之至诚,处此千钧一发之危局,无任注盼。”[8]同月,孙中山授意,由朱执信执笔,写成特畏文章《中国存亡问题》。首引“兵者凶器,战者危事”的中国古训,全面阐述中国不可轻易参战,而要坚持中立。文章特别批驳段祺瑞的中国参战,“非以谋利,但求免害”的言论,强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最终之决定,当在国民”。文章警告段祺瑞等当权者,绝不能罔顾民意向背,一意孤行,否则“内失群众之心,外无正义之助,恐其败裂,不待国亡”。文末申言:“吾不惮千百反复言之曰:以独立不挠之精神,维持严正之中立。”[9]

段祺瑞在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之后,下一步骤是提交国会众议院讨论。段祺瑞内阁在宴请议员之后,又制造民意,迷惑视听。5月10日,北京街头突然出现各种名目的“公民请愿团”。他们在段祺瑞内阁的陆军部人员指挥下,散发传单,包围众议院,企图以武力一手迫令议员赞成宣战案。当日,田桐、邹鲁等10余位国民党反对宣战的议员被殴,议场被包围,“公民团”们不许议员离开,声称出去则“打死无赦”。结果,议院被包围长达10小时之久。11日,孙中山与岑春煊、唐绍仪、章太炎、温宗尧等联名致电总统黎元洪,指责上述现象,声称“法治之下,而有此象,我公不严加惩办,是推危难于议员,而付国论于群小,何以对全国人民”?孙中山要求黎元洪“讯发严令,将伪公民犯法乱纪之人,捕获锄治”,藉以保护国会尊严,杜绝坏人指使[10]。此前,段祺瑞曾请王宠惠面晤孙中山,邀请其入京共商对德宣战一事。12日,孙中山复函段祺瑞,力陈“中国极弱,无可讳言,既为弱国,自有弱国应有之分”,不应自不量力,勉强参战。16日,孙中山致电国会中的民友会、政学会、政余俱乐部等三个政团及两会议员,说明对德绝交之后,长江两岸米价大涨,将来宣战之后,米价更增,人民痛苦必将百倍,终将酿成巨变,导致“亡国之险”。孙中山认为,否决参战就是“救亡之道”,中国之事,必须由中国自主,力促国会否决内阁的宣战案,使内阁服从国会[11]。当时,社会出现“倒阁”舆论,要求推倒通过参战案的段祺瑞内阁。19日,孙中山致函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强调此时以“避亡国为第一义”,必须将重点放在否定政府的参战案上[12]。

段祺瑞政府主张参战,除了企图乘机废除与德国、奥国订立的条约,停付德国赔款,收回德国租界外,还在于:1、增进与美、英、法、日、俄等协约国的关系,提高中国的外交地位,以便战后能出席和平会议。2、获取日本的借款和武器援助,壮大皖系力量,藉以实现武力统一。当时段祺瑞估计,德国虽强,但在日、美,特别是美国参战之后,寡不敌众,一定失败[13]。孙中山等反对参战,则主要因为战场远在欧洲,与中国无涉,参战会激起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加剧中国内部的矛盾和纠纷,中国是弱国,无力加入战团,担心参战可能导致中国陷入亡国危机,等等。在当时参战和反对参战的两派对立中,时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起了重要作用。据顾自述,在他了解到国内两派分歧的情况后,曾经给段祺瑞政府发电,“列举中国参战可能获得的好处”,段祺瑞回电加以肯定,声称已翻译并分发给内阁成员[14]。


三、德国以巨资帮助孙中山,孙用以资助海军,南下广州护法


孙中山反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迅速引起德国驻华外交使节的注意。

当时德国驻华公使为辛慈(Paul Von Hintze)。1916年元月,段祺瑞通知辛慈,如中国参加欧战,协约国将给予中国援助。辛慈当即表示,只要中国保持中立,德国也可以给予中国同样的条件。他私下以金钱向段祺瑞及其政府要员、国会议员等行贿,以图阻止或延缓中国对德绝交或参战。3月2日,辛慈通过中间人向段祺瑞表示,如段延缓中国参战,德国将给予段本人100万元,段则以笑言相拒。

1917年3月1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宣布与德国断交,令辛慈出境。辛慈过沪时,训令德国驻沪总领事黑尔·克尼平(Her Knipping,一译柯南平)多方联系中国反对参战的各派力量,特别是孙中山。对孙中山,辛慈表示,最多可以给予200万元,以支持其倒段。当时,湖北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曹亚伯正在北京的黎元洪总统府担任顾问,他是孙中山革命时的旧日战友。克尼平遂电请曹亚伯由京返沪,做孙中山的工作,动员孙推倒主张参战的段祺瑞。曹亚伯到上海后,克尼平派翻译西尔穆尔博士(Dr.Schirmer,一译雪麦)与曹一起与孙中山密谈,孙中山对倒段一事极为赞同,但声称为争取海陆军支持,须德方资助200万元。事后,克尼平专案报告德国政府,获得首相同意[15]。克尼平的上司辛慈原为海军上将,深得德皇威廉和德军统帅部的信任,解决资助孙中山200万元这样的事情应该不费多大力气。

海军总长程璧光本来就不赞成中国参加世界大战。1917年4月,他上书黎元洪和段祺瑞内阁,力言对德宣战之不必要和海军参战之困难,提出参战必须“多数阁员之同意”和“国会一致之赞成”,声称“空言宣战,以博美名,璧光至愚,万万不敢出此”[16]。紧接着,发生段祺瑞的亲信陆军部次长傅良佐指使“公民团”包围议会,殴辱议员事件,程璧光与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4人共同愤而辞职。(详下文)

6月9日,程璧光离京赴上海,召集各舰舰长会议,同时联络在上海的孙中山等人,商讨办法。据《程璧光殉国记》一书记载,当时,孙中山要求程璧光率师讨逆,表示愿“担任筹款,嘱公勿以经费为虑”[17]。23日晚,孙中山在哈同花园与程璧光“会商大计”[18]。6月27日,孙中山命人向程璧光送交军费30万元。《程璧光殉国记》称:“时公以海军既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军费无所出,而护法进行不容缓,又不可一日缺饷糈,遂受焉。”[19]上文的“公”,这里的“公”,指的都是程璧光。可见,正是由于有了孙中山提供的30万元资助,海军才有了脱离北京政府,转向孙中山营垒的必要经费。

孙中山提供程璧光的经费从哪里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长期经济困窘,何以在这一时期突然有财力争取海军的拥护和支持?本文开头所引蒋介石日记说得很清楚:德国公使以其“在华留余之资金约二百万元贡献于本党总理”,“即以此款运动北洋舰队,由总理交程璧光率领南下,赴粤组织军政府”,蒋介石的这一段日记很好地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孙中山之所以能向程璧光表示“自任筹款”,显然,其时,他已得到了德国将提供资助的讯息。其后,孙中山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开展护法运动与护法战争,其经费来源,也应该和德国人提供的这笔钱款有关。蒋介石称,这200万元系德国“在华留余之资金”,恐不确,应该是德国为阻止中国参加欧战的专用资金。不过,中国的护法运动和护法战争需款甚钜,孙中山虽有德国的这笔资助,仍然时感困窘。

熟悉革命党人历史的冯自由回忆道:

民六六月,总统黎元洪被督军团逼胁,解散国会,国人大愤,孙总理在上海力图起兵护法,而绌于经费,会有素与曹亚伯相识之美籍某国医生告亚伯曰:如孙公有起兵护法之决心,某国愿资助百万。亚伯以告总理,总理大悦,惟嘱亚伯坚守秘密。亚伯曰:吾乃基督教徒,当指天为誓。自是每当夕阳西下,亚伯恒偕女友吴某乘马车游行各马路兜风,顺道至虹口某医士寓所携去大皮箧一具,其中累累皆各国钞票,外人虽侦伺严密,无疑之者。未几遂有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及广州召集非常国会之事,亚伯之力为多焉。[20]

冯文所称“总统黎元洪被督军团逼胁,解散国会”,是北洋时期军人干政的典型事件,下文将要详述。冯文所称曹亚伯是德国资助孙中山一事的当事人,其所记当得自于曹本人。它与蒋介石日记所载可以互相参证。

孙中山从德国得到巨额资助一事很快就外泄。1917年7月,孙中山到达广州不久,广东督军陈炳焜就告诉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海因策尔曼(P.S.Heintzelman),在上海的德国人补给了孙中山150万马克,其中50万送海军,30万送国会议员,余数通过荷兰银行和台湾银行汇到广州。陈炳焜所得讯息在孙中山如何分配使用德国资助上不会很准确,但透露出,孙中山也曾用这笔款子资助在北京的议员南下。陈想知道,余款存在何处。海因策尔曼因此向孙中山了解此事,孙中山于1918年4月28日回信答称:“我趁此机会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从未从德国取得款项。”[21]后来军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唐绍仪暗示陈炯明查问此款的来历,孙中山不愿直说,答以“问介石自明”。陈炯明再问蒋介石。此时,美国方面已有不少关于孙中山“接受贿赂并准备为出价最高者效劳”的传说[22],蒋介石为维护孙中山的形象,只能谎答:系卖掉自己在上海交易所的各种股票所得。

德国人资助孙中山“护法”一事使我们想起了德国人资助列宁回俄罗斯进行革命活动的相关历史。

列宁反对沙皇政府,尤其反对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主张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的反对沙皇政府的战争。因此,德国政府积极支持列宁。这种支持不仅表现在经费资助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大力协助列宁等革命党人自国外返回俄罗斯方面。当时,列宁等人正流亡瑞士,是德国人用密封的军用列车将列宁等人送回俄国,同时给予了巨额资助。其数额,学界有争论。但是,既然德国人肯于以200万元的巨款资助东方的孙中山,当然,其资助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的数额,肯定会远远超过孙中山。据近年德国方面的资料透露,至1917年底,德国外交部至少向布尔什维克及其他俄国革命者供了2600万马克,大致相当于今天的7500万欧元[23]。

四、解散国会与维护国会,中国参战案的通过与护法战争

由于参议院和众议院迟迟不能通过政府的参战决议,1917年5月18日,督军团代表张怀芝会见黎元洪,要求解散国会。次日,国会议决缓议对德宣战案。同日,督军团以反对“议会专制”为借口,正式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修改宪法。黎元洪不赞成解散国会和修改宪法,召见督军团孟恩远、王占元等,予以告诫。这样,久已存在的黎元洪的总统府和段祺瑞的国务院之间的“府院之争”突然加剧。有人劝段祺瑞辞职,段则以参战案功败垂成为虑,不肯辞职[24]。5月23日,黎元洪下令解除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职务,段祺瑞则通令各省,不承认黎元洪的免职令。在徐州的“辫子军”大帅、督军团团长张勋乘机召集会议,议定由津浦、京津、京汉三路进攻北京。会上,张勋提出请退位的“宣统皇帝”复辟问题,得到各督军赞同。5月29日,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随即通令运兵北上。继而河南督军赵倜、奉天督军张作霖、陕西督军陈树藩、直隶督军曹锟等相继宣布独立,准备派兵进京。6月1日,黎元洪电令张勋迅速来京,企图借助其兵力护卫自己。同日,原清朝陕甘总督、一直梦想复辟的宗社党人升允致函张勋,声称“贼党内乱方剧”,建议张“建立龙骑”,“将共和政体一概铲除”。6月6日,张勋致电独立各省,宣布于7日“挈队入京,共商国是”。一时间,复辟之势已如黑云压城。

6月8日,孙中山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称:“一群叛逆借口对德宣战有利于中国,其真实意图则为复辟帝制,他们力图争取协约国同情和支持,从而获取贷款,名义上作为忠实盟友参加协约国,实则为了达到他们自私的目的。”“彼辈利用现今正在欧洲引起战争灾祸的军国主义压制人民,废弃国会。”第二天,再次致电表示:“只要中国仍为军国主义和民主的敌人所控制,中国绝不可能实现统治与和平。我们准备为消除这些祸因而献出生命。”[25]6月12日,在张勋的武力逼迫下,黎元洪宣布解散国会。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戴废帝溥仪复辟。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共和制度已深入人心。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通电,声讨张勋的复辟行为,宣布率师讨逆。12日,讨逆军收复北京。这时,黎元洪已引咎辞职,国会已经被解散,段祺瑞以“三造共和”的有功大员的身份复任国务总理,获得独断专行的条件。7月19日,国务会议讨论对德宣战案,决议从速宣布。8月6日,原副总统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于14日宣布对德、奥宣战。至此,长期争持的“参战案”遂告一段落。9月28日,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2000万日元的参战借款协议。自1917年1月起至此,段政府总计向日本借款8项,共1.45亿日元,均由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代表西原龟三出面。他不仅料理借款,而且力促中国参战[26]。

张勋复辟后的第3日(7月3日),孙中山与章太炎、唐绍仪、程璧光等会商。7月6日,孙中山与廖仲恺、朱执信、章太炎等乘海琛号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在行抵汕头时,孙中山发表演说,要求人们“认定真共和与假共和”,特别指出:“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27]7月17日,孙中山等抵达广州,发表演说,指责北洋军阀“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他希望广东各界即日联电海军全体舰队来粤,然后在广州召集国会,邀请黎元洪到广州执行大总统职务。19日,孙中山电邀在北京的国会议员南下。8月5日,程璧光率舰队抵达广州黄埔。18日,孙中山在黄埔宴请到粤国会议员120余人,席间讨论,北京政府已宣布对德宣战,西南自主各省应取何种态度。会议决定从速成立非常国会与非常政府。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9月10日,孙中山就任,以勘定内乱、恢复民国元年时的《临时约法》相号召。

鉴于北京政府已经对德宣战,9月18日,孙中山向广州非常国会咨询外交方针,内称:“自对德宣战问题发生以来,国民鲜有表示赞同之意,而揆诸事理,亦未有无故宣战之由。”从这一段文字看,孙中山仍然不赞成对德宣战。但是,咨文又说:自国会被迫解散,张勋复辟,段祺瑞“假窃名号”,擅向德、奥宣战,民国与德、奥两国间的交战状态已经成立。现在,“以理言,此违法之宣战行为,军政府不能容忍;以势言,则交战状态已经成立,非从头再宣布中立,无解决此问题之办法”。咨文要求议员们根据国家利害,在“恢复中立关系”,还是“暂行容认现在之交战状态”这两种方案中择一[28]。9月22日,非常国会议决“容忍现在交战状态”[29]。这时,距世界大战爆发已经3年有余。“容忍”二字,比之此前的坚决反对虽然不同,但其中却充分蕴含着对北京政府决定参战的不满与无奈。

9月28日,冯国璋以代理大总统身份下令通缉孙中山,同时要求各省选派参议员到京另组新国会,重开参议院。在孙中山看来,这自然是假国会,假共和。10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身份宣称:“皇皇国会,为全国人民之代表”,指责段祺瑞“阳托共和,阴行专制”,下令各路司令“一体近剿”,“擒斩以献”[30]。10月6日,南北两军在湘南衡山、宝庆一带鏖战,护法战争开打,并且逐渐发展到了四川、陕西等省。

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后,日本即企图帮助中国组建参战军队。于是,北京政府成立督办参战事务处,以段祺瑞为督办,日本中将坂西利八郎为顾问。自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共编成3个师,1个独立团,约35000人。原拟赴欧参战,但军队练成之日,大战已经结束。北京政府事实上并未派出一兵一卒,只是以“招募”名义,“以工代兵”,向英、法等国派出了大批华工。这批华工,或在兵工厂、军火库,或在与军事密切相关的铁路、公路、船坞劳动,或直接派到前线,挖掘战壕、修筑工事,填补了协约国兵力、人力的严重不足。据统计,这样的华工总数在14万人以上。由于华工参战,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成了战胜国。


五、一战结束,孙中山提出中德俄三国联盟设想


战争加剧了和俄国、德国的社会矛盾。

俄国的经济体系属于农奴制,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国内经济崩溃,工厂倒闭,失业率骤增,军火补给困难,士兵极度厌战。1917年3月8日至12日(俄历2月),二月革命爆发,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长达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俄罗斯出现了两个并立的政权,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4月6日,列宁在德国政府和军方支持下,自瑞士回到俄罗斯。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起义,推翻以克伦斯基为领袖的临时政府,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1918年3月3日,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世界大战。布列斯特和约规定,割让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部分地区,约上百万平方公里,向德国支付赔款60亿马克等。不久,德国战败,苏俄政府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

俄国退出世界大战后,德军集中西线,发动5次大规模攻势,企图在美军到达欧洲之前,打败英法两国。由于美军到达欧洲,协约国兵力大增。9月26日,协约国联军对德军发动总攻,德军防线全面崩溃。9月29日,德皇威廉二世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向协约国提出停战谈判要求。11月初,德国许多城市都发生起义,史称“十一月革命”。威廉二世迫于形势,于9日退位,由社会民主党组成临时政府,宣布成立魏玛共和国。11月11日清晨,德国政府的代表与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签署停战协定,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孙中山迅速注意到俄国和德国政局的变化。俄国“二月革命”时,孙中山发电致贺,预料革命“狂澜”即将来临[31]。“十月革命”爆发,孙中山致电列宁祝贺,声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同样的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在承认俄中两国伟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32]。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孙中山向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德国皇帝之退位、德国之屈服及共和制之宣布,是德国已投入世界思潮中,实可谓武断及军阀之力已为民众力所败”[33]。大约即在此际,孙中山提出了他的中德俄三国同盟设想。

1918年11月,孙中山派大元帅府参议曹亚伯到德国商谈合作。同月7日,曹抵达挪威,向德国驻挪威使馆报告此行目的。11月底,曹抵达柏林。新的德国政府派范柏格中尉(Phanberg)和辛慈接待。12月1日,曹亚伯提交在旅馆中写成的英文建议书,声称是孙中山的计划。建议书的第一部分阐述南方政府的处境及当时中国的形势,内称北方政府的国会是不合法的,徐世昌总统为非法选举产生,北方政府的官员已为协约国金钱收买,中国成了协约国的傀儡。曹认为,要扭转国际形势,拯救中国,只有中德携手合作,驱逐英、日及其他协约国的在华势力。第二部分建议德国与俄共联络,将俄境内的华人及士兵12000人与德军10000人合组为一支中国军队,配以三至五架飞机,及制造军火等机器,打回北京,购买食物及各种物资接济德国。曹亚伯希望,打倒北洋政府后,德人能扶助中国财政,收回海关自主权,支援中国修建公路、铁路,发展中国教育及工业技术,而中国则以各种物资经过俄国援助德国。该计划被称为中俄德联盟计划[34]。当时,德国已经战败,曹亚伯带来的这份计划被德国人认为“近乎狂想”,无法实行。

曹亚伯的柏林之行无效,但孙中山没有放弃他的中德俄三国联盟的设想。1921年7月,孙中山再派朱和中出使德国,和辛慈联系。辛慈长期主张中德俄三国联盟。朱和中到达柏林后,辛慈决意“不问他政,专办此事”。双方决定合组“公事所”,以辛慈为总理员。辛慈并曾准备亲来中国[35]。孙中山认为德国及俄国将能以“对等之条件”对待中国,其政策将最有利于中国,因此,也决定对德国及俄国“更加亲善”。在朱和中归国后,孙中山还曾派邓家彦继续赴德,执行此一任务。1922年,陈炯明兵变,在廖仲恺的保险箱中搜出孙中山及朱和中使德时的3封信,在《香港电讯报》发表,一时成为风波。


六、南北和谈与孙中山起草“实业计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浩大,牺牲惨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性战争。前后历时4年3个月,涉及30多个国家,计死亡战斗人员约850万,非战斗人员约1000万,直接经济损失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1516亿万美元。因此,大战结束后,人们反思,全球反战浪潮因而升温,和平主义思潮蓬勃发展,不少人希望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共同处理纠纷,防止战争再起。

早在一战进行期间,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就提出建立国际联盟,避免战争。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国会演说,提出14点和平原则,要求设立国际联合机构,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通过建立国际联盟的草拟法案,准备筹组国联。为此,他获得1919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金。

一战后的这种和平主义思潮也影响到了中国。1917年10月,南北双方的护法战争在湖南开打后,又发展到四川、陕西等省,时战时和。1918年5月4日,孙中山遭桂系军阀排挤,辞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职,通电指责“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宣称自此立于个人地位,尽扶助民国天职。自此,护法运动和护法战争结束。同年10月,徐世昌就任北京政府大总统,主张南北休战议和,得到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的广州军政府的响应。这时,孙中山虽已离穗,退居上海,以主要精力转入理论著述,但他仍关心南北分裂局面。11月18日,孙中山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肯定他在大战期间所提出的“扑灭武力主义”,要求其出面调停中国内战,“主持正义”,“以拯救欧人者转以拯救中国”[36]。11月30日,孙中山以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唐绍仪、林葆怿等军政府七总裁名义致电徐世昌,提出“欧战终息,强权消灭,我国亦须顺世界大势,恢复和平”。电报盛赞威尔逊当年9月28日的演说,视为“解决国际、国内一切兵争之根据”。电称:“目下世界各国已将尊崇正义,永久停止兵争,岂独我国不能舍兵争以求和平解决耶?”[37]电报提议,仿照辛亥年前例,双方各派代表,在上海谈判。12月11日,北洋政府派出朱启钤,南方军政府派出唐绍仪为总代表,胡汉民作为孙中山代表,于1919年年2月20日,在上海公共租界前德国总会举行和平会议。至4月9日第六次会议后,实际陷于停顿,始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孙中山退居上海期间,鉴于世界大战结束,开始以英文起草《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这份计划分6大部分,其内容有: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建筑10万英里铁路,碎石路100万英里,增设遍及全国的电报线路、电话、无线电,建立冶铁、炼钢,制造水泥的大型工厂,发展矿业、农业,发展蒙古和新疆的灌溉,以及向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移民等。这是一项雄心勃勃,使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庞大计划,需要大量资金。孙中山号召世界各国“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完全组织之人工”转而投入中国实业。既然帮助中国经济取得“突飞猛进之进步”,又帮助过各国解决“战后工人问题”,孙中山认为,战后各国要恢复战前经济状态,必须开发中国“富源”,使中国成为世界的“无尽藏之市场”和“吸收经济之大洋海”,消纳余货,吸收资本,“凡诸工业国其资本有余者,中国能尽数吸收之”。孙中山认为,这样就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消除“商战”(商业竞争)。他说:

近世世界战争,已证明人类之于战争,不论或胜或负,均受其殃,而始祸者受害弥重。此理于以武力战者固真,于以贸易战者尤确也。威尔逊总统今既以国际同盟为防止将来之武力战争,吾更欲以国际共助中国之发展,以免将来之贸易战争。剧将来战争之最大原因,庶可以根本绝去矣。

由孙中山的这段文字可知,孙中山起草《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有着多种目的,其一是为了吸引外资,振兴中国实业,同时也受了美国威尔逊主义的影响,企图为人类找到一条消除商业战争从而消灭武力战争的道路。

孙中山不了解,毁灭生命、财产和人类文明的战争固然必须反对,利用大国地位,实行大国霸权也必须反对,但是,正当的、合理的、平等的商业竞争却可能促进生产、技术以及管理制度的发展,是不会也不应消灭的。孙中山以为中国的实业发张了,“富源”开发了,商业竞争就会消失,武力战争也会随之绝迹,未免脱离实际。

孙中山通过曹亚伯向德国提出的中德俄三国联盟倡议,其中有希望德国帮助中国实业发展的内容,现在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则面向世界,是写给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和实业家看的。他呼吁道:“自美国工商业发达以来,世界已大受其益。此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展工商,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新世界?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计划起草之后,孙中山首先寄给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然后寄给美国商务总长刘飞尔,芮恩施除了称赞“高言伟论”之外,表示“凡命为中国朋友者,应当竭力赞助”外,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有益意见,倒是商务总长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这就是,实行该计划的一小部分,尚须数十万万金元,这些项目中多数在初期若干年间不可能获得巨大利润,“是故,其必要之债所需利息如何清付”?这个问题是孙中山无法回答的。

孙中山很强调,利用外资,必须掌握主权。他说:“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孙中山广州执政期间,多方设法,祈请西方列强承认自己的政府而不可得,现在,退居上海,手上任何权力都没有,谁愿意把巨额资金交给还只是一个空头政治家的手上?

《实业计划》为中国的现代化绘制了一张最初的宏伟蓝图,其更大的价值在于,它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出了新路径和新展望。孙中山说:

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这是前人还从未提出过的观点,具有崭新的开创意义。

资本主义自出生以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巨大变革和进步,但是,也带来了新的种种不幸和灾难,从而引发许多志士仁人的批判和谴责,产生了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孙中山是社会主义的向往者,他在中国革命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摒弃西方老路,企图将中国建成“民生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驾西方而上之,显示出孙中山超出同时代许多中国革命家的高明和伟大之处。但是,孙中山并不完全否定资本主义的成就和历史进步作用,勇敢地承认它是促成“人类进化”的“两种经济能力”中的一种,主张“取那善果,避那恶果”;虽然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断欺负和侵略中国,但是,孙中山并不笼统地、不分青红皂白地仇视、排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而是实行开放政策,力图吸收外国资本、外国人才、外国技术和管理方法,用外国的资本主义来“造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孙中山认为,中国即使到了建设“共产主义”阶段,也还要利用外资,对外开放。他说:“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将来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38]这些地方,都充分显示出孙中山的睿智和辩证精神。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孙中山提出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为用”的见解。一方面,社会主义要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优畏之处,同样,资本主义也应该吸收和利用社会主义的优长之处。孙中山认为,这两种主义“互相为用”,就可以促进将来世界文明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以来的历史,已经有力地证明了,也必将进一步证明,孙中山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可行的,在可见或可预见的未来,历史也许就将这样一步步地发展下去,直到他所设想的“大同”世界,“再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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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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