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英民:廿日县令王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6 次 更新时间:2020-02-10 23: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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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英民  

  

   明末的滋阳县令王厈,上任仅二十天,便因办案刚直而得罪王府亲贵,被诬逮系,谪戍睢阳,十年后死在那里,年才34岁(一说29岁)。其人之憨直,其事之悲惨,以及当地百姓之义勇,上层社会之丑恶,四百年后仍足以使人动容,并引起深沉的感喟和思考。

  

   王厈是兰阳人,兰阳即今之河南省兰考县。他初名王泽久,字春脚,后更名王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作王(山厈)。他自幼读书就表现出特殊的天赋,史载他是天启辛酉(元年,1621)举人,以死时34岁计算,其时只有18虚岁,可以想见他确实聪明异于常人。

   同为河南人的周亮工,在《书影》卷一为他写了一篇三百多字的小传,是我们今天了解王厈的重要材料。文中说他“生而敏给,善谐谑,里中人率以为狂士也。”敏给,是说他智商很高;善谐谑,是说他生性幽黙恢谐;率以为狂士,则说明他不同于一般循规蹈矩的酸腐书生,是一个特立独行绝不随波逐流的人物。

   王厈在中举以后,照例要赴京参加会试。奇怪的是别人考试希望金榜题名,而他却想办法名落孙山。那是因为到京后他才知道,这次会试的主考官是阉党,自己如中了进士,就要认他为座师。做阉党的门生,他认为是耻辱!

   周亮工记此事说:

  

   戊辰计谐,度已文必入彀,某公方分校《春秋》,某方与珰涉,公不欲出其门,论中故为诙语,首云“侬窃观天下之事”云云,中间论鬼神处突曰:“如以为无,则慧娘之敲裴生之门也,丽娘之入柳生之室也”。撤棘后,则某果已魁公。及阅所为论,始有“病狂丧心”之评。后某终以珰累,里人始知公非狂者。

  

   (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也记此事,说“厈工为制义。戊辰会试,七艺俱为主司所赏,阅至论,忽见用莺莺、杜丽娘,主司大骇,置之。后每见上公车者,辄戒之曰:后场中慎勿用古人姓名也。”)

   戊辰是崇祯元年(1628),“某方与珰涉”是说某正与太监魏忠贤之流打得火热。此科会试中分校《春秋》经的这个“某公”是谁,笔者没有査出,只知道正副主考官分别是施凤来和张瑞图。这两人一个是榜眼一个是探花,名声很高,却都阿附阉党,人品不佳,很为正人君子所不齿。

   王厈为了落榜,竟在试卷中用了“侬”那样不见于经书的轻薄字眼,还在文字中出现《红梅记》《牡丹亭》之类戏曲中的典故。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制艺文字本是代圣贤立言,岂能容许艳词淫曲出现其中!无怪得到“病狂丧心”的评语了。

   要知道当时魏忠贤尚未倒台,王厈这样做,如果不是有不顾后果的道德洁癖,就是已经料到阉党必将垮台,这是未卜先知般的高度政治敏感。并且还要冒很大的风险。

   --不过,据陈时龙先生的《崇祯元年会试考释——读明人蒋德璟礼闱小记》一文所叙,当时的制度,主考官对二十名同考官进行“分经”,是入闱后才进行的(《春秋》、《礼记》两经惯例不准调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说王厈当时已知道“某公方分校《春秋》”,还有他“度已文必入彀”的那种高度自信,都多少有点令人怀疑是传说中的虛构或夸张。但事实是他在下一科确实成功了,这自信也有一定道理。并且从他的性格看,他本就是这么一个做事不计后果的“狂者”。所以这事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王厈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和操守的人。

   崇祯四年(1631),王厈又进京参加会试。这次毫无悬念,金榜题名,中三甲二三一名进士。此年主考官是周延儒和何如宠。

   王厈有《答座师潘昭度中丞书》,文未见。潘昭度即潘曾纮,乌程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曾任江西巡抚,是著名藏书家。潘曾纮应是分校《春秋》的房师,王厈称他座师,应该是一种尊称。

  

   崇祯五年(1632)四月,王厈得到任命为滋阳知县的通知。他的家兰阳距滋阳并不远,于六月二十八日到任。(注1)

   滋阳县是山东省兖州府的附郭县,而兖州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的封国。到崇祯时,鲁王已经传到第九代。亲王以下的宗室数量很多,遍布城乡。

   按明代的制度,皇族宗室不从事士农工商之业,也不能干预地分行政。但发生刑事案件,还是要由地方政府处理的。而地方政府也很清楚,亲王和宗室有种种特权,处理起来麻烦很大。所以对宗室案件因循推诿,能拖就拖,成为常态。

   王厈甫一上任,就碰上了一个鲁府宗室的案件。光绪《滋阳县志·宦绩列传》载:

  

   王厈,兰阳人。崇祯初由进士知县事。鲁庶宗犯法杀人,厈笞而械之,巡按以擅刑宗室劾奏,帝怒,逮系刑部狱。士民遮路痛哭,盖涖任仅二十日耳。久之,遣戍睢阳。上书自理,不能达,年二十九病卒。(《苏志稿》)

  

   按,县志这段记载,说王厈29岁病卒,恐不可信。如上文所述,他的天启元年举人,如按29岁病卒计算,中举时只有13虚岁。即使早慧,也不太可能。周亮工《书影》说“年三十四愤恚失志死”,庶几近之。县志注明材料来源是《苏志稿》,即乾隆时滋阳人苏茜为编撰《滋阳县志》所搜集的资料,年代要比周亮工晚很多。

   县志只说“鲁庶宗犯法杀人”。明初的谈迁撰《北游录》,其《记闻上》有《王厈》一条,则记有杀人者和被杀者的名字:

  

   王厈……壬申除滋阳令,六月涖事,十八日以鲁宗人寿镕杀以(氵簒),厈承牒治其狱,鞕寿鎔十五,忤鲁王。为巡按御史所劾,逮下法司,谪戍睢州卫……在戍十年,庚辰上书自理……。

  

   壬申是崇祯五年,此可补县志记载的模糊。并且,《北游录》还抄录了王厈上皇帝书的原文,使我们在四百多年后还能大致知道此案的来龙去脉。下边就根据这篇《戍睢自理疏》(下称《自理疏》)(注2),来试图还原当年的情况。

   王厈所得的罪名“擅刑宗室激变地方”,是巡案御史向朝廷奏报时所定。这八个字,其实可以分成两半。先介绍前半:“擅刑宗室”。

   大约王厈到任后会主动“虑囚”--查阅相关记录,了解在押囚犯的情况。这是自古以来地方官员上仼后的必要程序。他看了此案的卷宗,见有关人犯羁押已久,立刻做出决定,要惩治凶手,伸张正义,给死者讨还公道。

   王厈的《自理疏》说:“因简审寿镕谋杀人命事,处置失宜……”

   --值得注意的是,朱寿镕是谋杀人命,即有预谋地杀死了朱以(氵簒),而不是误伤或其他原因的使其死亡。这当然是最严重最恶劣的罪行。

   谋杀人命,是对他所审此案的定性;处置失宜,是对自己案件的定性。

   《自理疏》中叙述了是怎样“擅刑宗室”的:

  

   夫寿镕杀死以(氵簒),乃臣未涖任抚案批滋阳县简审,不敢问经年矣。臣到官,胥吏难臣,臣亦自乐见,命两长史与倶。及期南面设王位。臣西向,左长史东向,右长史比臣肩。简竟,使前受薄责,则皆左右邻株连者。臣颇不能平。呼渠魁,移时乃昂然峨冠博带高趾阔步跛立于前,而左右翔若无人。臣益不能平,是无朝廷三尺矣!笞十五,释株连者械,械之。

  

   文中的抚案,应指山东巡抚。胥吏是衙门里具体办事的人员。胥吏最了解情况,包括案件相关人物的背景,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往的类似案例,等等。新任官员本领再大,也离不开胥吏的配合。新官上任后,胥吏们照例要用各种方式试探官员的脾气禀性,有经验的官员会顺势而为,施以恩惠,和他们处好关系,从而逐渐掌握情况,这样才能各自进入角色,开展工作。但是王厈不懂得这些,他上任后一不去皇城王府参谒亲王,二不去兖州城内的府道各级衙门拜会上司,就急不可待地处理前任久拖未结的杀人旧案。大概也会有胥吏们委婉地劝过他,但他听不进去,终于出现了“处置失宜”的后果。

   事后他也承认,“胥吏难臣,臣亦自乐见”:这是胥吏给我出难题,而我也乐于以此表现自己。这是他一上任就犯的一个大错误,他自己也说:“臣之戆,臣不能自讳也!”

   他详细叙述了审判现场中各人的座次,那是按参加者的品级排列的。鲁王地位最高,坐正位;王厈是主审官,却只能和右长史并排坐在左边;左长史一人坐右边。(据《明史·职官志》,王府左右长史是正五品,知县是正七品。)而且,左右长史都不是地方行政官员,而是专为王府服务的官员。所以,即使不讲品级,单是在人员的比例上,他也处于三比一的绝对劣势了!

   审判开始,王厈喝令带犯人上堂。奇怪的是,带上来的竟只是左邻右舍的证人,而不见杀人主犯朱寿镕的影子。原来是在此之前,朱寿鎔“以五十金贿左长史右长史用医”,办了取保就医!

   杀人凶手长期逍遥法外,而仅仅作为证人的普通百姓却被株连长年关押,这也太不公平了!王厈不禁怒火中烧,连呼赶快叫主犯归案。过了好长时间,朱寿镕才旁若无人地来到大堂上。

   --《自理疏》原文是“昂然峨冠博带高趾阔步跛立于前”。峨冠博带,是说他本应带械具着囚衣,而他却是穿着礼服,这是对法律的公然藐视和嘲讽。

   王厈更加怒不可遏,这还有王法吗!他喝令打了朱寿镕十五大板。而且,当堂释放无辜证人,并把从证人身上取下的枷锁套在了朱寿镕的脖子上。

   这,就是此后王厈获罪的“擅刑宗室”的全过程。

  

   王厈惩治朱寿镕,都是当着鲁王的面进行的。

   这个鲁王叫朱寿鋐。他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袭封,崇祯九年(1636)薨,谥宪王。

   宪王在明晚期的几个鲁亲王中很有名气。首先是他在位时间长,达35年。其次是他与朝廷关系非常密切,《明实录》上多次记载了他向朝廷的贡献。例如万历三十四年八月乙卯,“鲁王以元孙诞生及圣母徽号,进贺礼物各五匣,彩緞各二十疋。”万历三十五年八月戊辰,“鲁王寿鋐以万寿节,进金鞍鞦辔,各色马六匹,以皇太子千秋进名马一匹。”万历四十三年八月癸未,“鲁王差典仪唐宾进贡马十匹,金鞍一副,庆贺万寿,上优诏答之。”万历四十六年八月癸亥,“鲁王寿鋐进马六匹,金鞍一副,贺寿。”万历四十七年四月癸酉,“鲁王捐金一千两助饷。”……并且,在地方上,他也经常做好事,例如他捐出二十年的俸禄即白银十万两,建造了有鲁国石虹之称的兖州泗河大桥。石桥竣工后,山东巡抚黄克缵亲撰碑文表彰,说他“宅心淡泊,栖心深远,居常食不兼味,卧不重裀,蕭然一室,屏去姬侍与白士无异,至语以布德市义,则赴之若渴……”

   但就是这个“宅心淡泊”的鲁王,在有关宗室的问题上却是丝毫不让的。

   王厈对朱寿镕又打又枷,这对一向高高在上言出令随的朱寿鋐来说,无疑会认为是对他的极大轻视和挑战。他岂能容忍?《自理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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