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小观念”引发社会风尚深刻变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 次 更新时间:2019-10-22 22: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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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欲望与利益》。

  

   据赫希曼本人说,他这本书的构思,肇端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一句话:“幸运的是人们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利用2014年暑期把赫希曼这本小书重新译过,是因为十几年前便与它有过一点缘分。当时上海的朱学勤兄曾主持一套“不死鸟丛书”,我忝列编委之一,还没来得及做点什么,丛书出过四种之后便无疾而终,不过其中就有赫希曼这本《欲望与利益》。当时出版社曾惠寄一册,我读过之后甚为喜爱,但总觉得译文常有不尽如人意处,对于这么一本构思精巧、文采斐然的著作,未免令人惋惜。当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朋友告知有意出个新译本时,我便爽快地应下了这件事。

  

   此次翻译采用的版本,与十几年前那个译本稍异,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刚出的一个新版本,前面仍有阿马蒂亚·森的序言,正文部分也无多少变化。不过,为了纪念前一年刚去世的作者,书后多了一篇由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写的跋。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史学教授、赫希曼的年轻同事,也是2014年甫一面世便好评如潮的《赫希曼传》(Worldly Philosopher: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的作者。在这篇跋中,阿德尔曼以很文学化的笔调,向这位“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阿马蒂亚·森语)表达敬意,回顾了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写作《欲望与利益》的过程。

  

   马基雅维利在他落魄的晚年,曾给好友圭恰迪尼写过一封著名的信,记述自己伏案写作《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情形。白天他“四处游荡,捉画眉鸟,拾柴火,跟当地的粗人一起打牌,玩十五子棋”。傍晚回家后,他“脱掉脏兮兮的衣服和靴子,穿上宫廷的华服,与宫廷里的古人一起用餐……毫无羞涩地与他们交谈,向他们请教他们的行为动机,他们也友善地回答我。这时我几个时辰都不觉得无聊”。据阿德尔曼说,毕生喜爱阅读马基雅维利的赫希曼,在写作《欲望与利益》的过程中也像马氏一样,将自己沉浸在与古人对话之中。那时的赫希曼,在卡片上记满了古人的名字和箴言,“与古代哲人一起追思旧邦……连他的衣着都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代的服装。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大厅里,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既博学又衣冠楚楚的赫希曼”。

  

   马基雅维利缅怀旧事,是为了让他的同胞重建罗马人的荣誉意识,赫希曼回到古人中间,则是要唤醒今人对早期资本主义的记忆,恢复他们对其诞生的“奇迹感”。因为在他看来,那个时代的道德焦虑推动着对人性的反思,但人们通常都低估了它内生于传统话语的程度。那是一个在既有的人性论内部发生缓慢变化的神奇过程。

  

   其实,赫希曼本人的一生就是个很传奇的故事。2012年底他去世后,《纽约客》专栏作家格莱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曾著长文《怀疑的才能》(“The Gift of Doubt,”New Yorker, June 24, 2013),讲述了他不同寻常的经历。1915年赫希曼出生在柏林一个犹太富商之家,1933年入索邦巴黎大学,然后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后是在意大利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样的教育背景足以使一个人有开阔的知识视野。而在学业之外,他的经历更加不同寻常。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曾投身于共和派反抗佛朗哥的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法国马赛大力营救过数千名犹太人,其中包括画家杜尚、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和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加入美军成了一名文官,在意大利参与过对纳粹战犯的审判。战后他先是供职于美联储,参与过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然后在南美的哥伦比亚为世界银行工作多年。当赫希曼真正转向学术生涯时,已过不惑之年,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几所精英大学和机构。他留下的著述并不很多,却常有独特的创见,以至有人认为,他没有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他的遗憾,而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错误。

  

   确实,赫希曼通常被人视为一个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退出、呼吁与忠诚》,使他在经济学界享有盛誉。但赫希曼同时也是一个喜欢跨学科思考的人,现代森严的学科壁垒可以成为“专家”躲开质疑的避风港,但在赫希曼看来,却是使人眼界狭窄的知识牢笼。所以我们看到,写出《经济发展战略》的赫希曼,同时也是《欲望与利益》的作者,前者是典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著作,后者则是对17和18世纪观念史、甚至是修辞史的精深研究。它的主题虽然涉及经济行为的动机,亦有对斯密和重农学派的讨论,叙事方式却完全回到了古典语境之中,调动的许多知识资源通常不会进入经济学研究视野,例如培根、维柯、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和米勒等。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赫希曼与哈耶克——他自20世纪40年代便喜欢阅读的学者之一——的相似之处。第一,他们两人都是不好归属于任何学科的思想家;其次,与哈耶克的无知理论相似,赫希曼认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给人类的认知能力设定了根本性的限制,但这种限制本身并不是一个不利因素,反而为人类以纠错方式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空间,所谓发现无知要比已知更令人着迷,改进的动力也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思想在他写于1967年的名篇“隐蔽之手原理”中有最集中的体现。或许经历过太多人世间的不测,他对那些以理性假设作为前提的理论推衍一向不以为然,更看重计划的失败为创新提供的机会:“创新的出现总是令我们惊奇,在它出现之前我们不可能想到它,甚至难以相信它是真的。换言之,我们不会有意识地从事这样的任务,它所要求的创新我们事先就知道将会发生。我们能让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唯一方式,就是对任务性质的错误判断。”无知确实能酿成恶果,但那多是因为政治领袖们的虚妄。他们宣称拥有自己并不具备的整全知识并强力加以贯彻,结果是扼杀了个人根据变化作出调整的机会。

  

   尽管赫希曼本人宣称,《欲望与利益》一书与他过去的经济学著作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我们从这本著作中仍可以看到以上思想方法的运用。他认为,新的观念并不是从外部对抗旧既有体制中产生的,而是内生性危机因素的意外作用。《欲望与利益》导论中的一段话,可以视为这种认识方法的反映:“人们通常低估了新事物乃是源于旧事物的程度。将漫长的意识形态变化或演变描述为一个内生的过程,较之把它描述为独立形成的反叛性意识形态与占主导地位的旧伦理的衰落同时兴起,当然要更为复杂。”新思想的产生类似于一个应激性的进化过程,而应激源只能从它的机体内部去寻找。为描述这个过程的发生,就需要考察和辨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观念与主张,找出其源头与变异的来龙去脉。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思想史,往往会发现一种新观念的产生并不是来自周密的论证,而是一些存在于原有话语体系中的“小观念”和“局部知识”,它们在意识形态中看似不占核心位置,更不能提供认识社会的整全知识,但是在某种社会变迁——本书中的例子是商业活动的增加——的刺激下,却具有动摇既有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能够引起社会风尚的深刻变革。此外,17和18世纪的思想者,与今天的理论家们最大的不同,大概是他们喜欢讨论的不是“主义”,而是“人性”。翻一翻譬如说洛克、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的著作,我们便会发现,他们很少讨论以“主义”冠名的各种思想,也不会把带有“ism”后缀的词作为核心概念。毕竟那时的西欧尚未进入“意识形态”时代,其世界观仍是以自古典时代便已形成的各种人性论及其相关概念作为基础。当然,这也是赫希曼能够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那个时代商业伦理的前提。

  

   像“欲望”和“利益”这类概念,便是能够引出大见识的小观念。《欲望与利益》的副标题是“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由此可知它是一本有关资本主义早期观念史的著作。为了寻找这些小观念的影响,赫希曼必须冒险步入那个丰富而复杂的思想大厦,重建观念序列而忽略其各种思想体系,这使此书更像是对17、18世纪思想生态的一次田野调查。那个时代发生过一场对商业行为的思想推销运动,采用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对包含在“欲望”(passion)这个古老概念中的某些成分重新给予伦理学解释,使人们从其负面价值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据赫希曼本人说,他这本书的构思,肇端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一句话:“幸运的是人们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由这个表述察觉到,对于人的“欲望”,自17世纪始,一些思想家开始从中区分出一种“利益”的成分,而在过去这样的区分是不存在的。“欲望”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即对财富的贪婪,一向被基督教认定为人类“七宗罪”之一,奥古斯丁将它同权力欲和性欲并列,称为导致人类堕落的三大诱因。不过基督教神学的希腊化因素也给奥古斯丁的思考留下了烙印,他在谴责欲望的同时,还观察到在不同的欲望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比较而言,权力欲也许比另两种欲望要好一些,它包含着追求“荣誉”和“公共美德”的倾向,可以抑制另一些罪恶。这虽然仍是一种古代世界的欲望观,但它提示了欲望的不同成分是可以进行语义学操作的,这就为以后的“欲望制衡说”埋下了伏笔。

  

   比如,就贪财这种欲望而言,如果决定某种行为是否有利可图是来自经济上的考虑,那么它是否应当被人广泛接受,甚至应当得到赞美和推崇。则主要取决道德上的说服力。就像韦伯在解释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的相关性时所说,赚钱的动机,经济上的利己主义,是每个时代都常见的动机。正如中国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一样,它们在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中,过去也仅仅是被人默默接受,而从不给予道德上的张扬。需要一项观念上的重大转变,才能把一种原来被视为人性中恶的因素,变为值得称颂的美德。

  

   一种发生在语言深处的变化,逐渐完成了这一使命。按赫希曼的分析,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基督教力主戴罪之人当以谦卑为上,文艺复兴之际则出现了十分排斥利益考虑的“荣誉观”和“英雄主义”。然而不知起于何时,这两种价值观开始同样受到怀疑,一种为商业行为的新辩护诞生了。它既不像基督教的谦卑观那样压抑欲望,也不像骑士的荣誉意识那样放纵欲望,而是对欲望加以解剖,区别出它的不同功能。在赫希曼看来,最能代表这种思想转变的,便是维柯下面这段话:社会利用使全人类步入邪路的三种罪恶——残暴、贪婪和野心,创造出了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社会利用这三种注定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的大恶,引导出了公民的幸福。这个原理证明了天意的存在:通过它那智慧的律令,专心致力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被转化为公共秩序,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这段话的意义在于,以往被认定为“人性之恶”的欲望,只要为它注入“智慧的律令”,便可以变为有益于人类福祉的力量。人类持有善恶观或是一个常数,但何为善恶却未必是一个常数,人作为一种能反思的动物,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对其进行调整。

  

这一调整的大背景是,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17世纪以后,人们对于用道德教化或宗教戒律来约束人类欲望,已逐渐失去信心,于是他们开始寻找约束欲望的新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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