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中国电影中的文革叙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88 次 更新时间:2006-12-03 01: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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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这个题目涉及中国电影中对于文化革命的理解和表述。这些理解及表述同时体现在文革时期(1966-1976)制作的那些影片中,如《春苗》、《战洪图》等。本文将视野限制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电影,主要是有关知青生活的那些影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战争”或权力斗争你死我活

  

  官方宣布文革结束是1977年8月,峨眉电影制片厂制作于该年的影片《十月的风云》,表明自己的制作日期为“1977年9月”,具体到某年的月份,这是很少见到的。与官方的正式宣布仅仅相差一个月。1977年全国一共制作了21部影片,与文革有关的还有《希望》与《震》。

  用当年的术语来讲,《十月的风云》讲述了一个与四人帮“爪牙”斗争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在毛泽东刚刚去世之后不久,人们仍然带着黑纱,年轻姑娘的胸前多了白花。某兵工厂接受了一个紧急任务,要赶制一批机枪部件,从北京来了一个女记者亲自督阵,工厂里不时传出零星的机枪声,它们是武器制作过程中的军事实验。刚从医院回来的老干部何凡发现这批机枪的型号早已经被淘汰,而且下达任务的途径很不正常,开始怀疑并起而反对。造反派出身的现任市委副书记马冲直接插手兵工厂,与这个厂的小爪牙一起,拟定了一份“第一批专政名单”,省委书记、老干部徐健与兵工厂何凡赫然在列,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当对方得知机枪部件的制造已经完全陷于停顿,他们的阴谋就要破产时,采用了一系列极端措施,密谋暗杀周凡,导致徐健开车的儿子牺牲,周凡轻微脑震荡。结尾是从北京来了电话通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徐健、周凡带人前往捉拿这一小撮人。对方正把机枪架在卡车上在工厂里急速行使,有人举着手枪在半空中晃动。徐健、周凡这边的队伍也是十分壮观,工厂的道路两旁站着列队的士兵,头戴钢盔,自动步枪上的刺刀发出寒光;男女民兵们整装肃立,不仅肩挎着枪,腰上的帆布子弹带也装得鼓鼓的。

  这个故事所传达的信息十分丰富:第一、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战争,对峙的双方都处于战争状态,尽管没有大规模的正面战场,对抗被限制在某个小范围之内,但冲突属于你死我活的战争性质.不仅丝毫没有调和的余地,而且要从肉体上将对方消灭、制服或者隔离.影片中机枪、步枪、手枪、刺刀一起出动的场面,在审查制度十分严格的情况下,是被主导意识形态所认可和鼓励的。从战争的角度理解社会中不同力量的对抗,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夺权”。这场“夺权”是从北京方面的高层开始的,影片中女记者是中央“王副主席”派来的,她执行的是来自这个高层“搞第二武装”的指令,那批机枪是为了配合夺权用来武装“民兵”的。与高层的夺权相配合,必然有不同层次的夺权活动。“联络站”的特派员对马冲明确“交底”:“全省夺权先从你们西山市开刀。打他个回马枪,让他们措手不及。”“不抓班子,不坑掉这些大儒、小儒,是不行的。”志在攫取权力,这一点早已经被人识破。徐健的夫人理解丈夫的恶劣处境时说,“还不是那帮人要夺权?”她无可置疑的口气同时表明,“夺权”在她的理解中,是恶中之恶,是万恶中的首恶。

  更能够说明这种战争性质的,是影片中全套的战争语言。这在冲突双方是高度一致的——反方:“用谁、斗谁、抓谁、杀谁,这个工作量太大啊。”

  “何凡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造反派与走资派血战到底。如果让民主派、走资派上台,就是人头落地。”

  “这次如果不成功,咱们就要上断头台啊。”

  “首长什么指示?”“同意干掉,要策略点.”

  正方: “真卑鄙,他们要下手啦。”

  “咱们走,离开这儿,回太行山去。”

  “战场就在这里.作为一个战士,祇要还有一口气,决不能离开战斗岗位。” “你不说,我也明白。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我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

  

  “放下武器!”

  

  运用战争的眼光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立场来描述当时社会矛盾和冲突,在1977、1978乃至1979年的影片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从人数上来说,这场战争是不成比例的,“反方”祇有极少数几个人,但是他们却极有能量,不仅因为他们掌握着实权,而且在于他们与上层的要害人物有着紧密联系.同样制作于1977年的影片《希望》,故事发生在北方地区一个偏僻的海滨油田,但是其中的“反方”代表宫连才却时常被上面来的“联络员”找去谈话,于是他深得秘传:“整顿就是复辟”、“在权的问题上,不必谦虚,就是要夺.像打篮球一样,上场就要抢。”而要夺权,必然与“搞乱”联系在一起:“首先要搞乱,把他们的规章制度搞臭”。除了挑拨工人对于规章制度的不满,搞乱的做法还包括阻挠海边四口油井的开发,倒卖原油、弄假帐等等。斗争到了紧急关头,宫连才想出的阴谋破坏是:“要是井上如果能够起一把大火,那多好啊。油罐爆炸,那就等于原子弹了。”将这个油田“夺权”的斗争与投放“原子弹”联系起来,想像它具有一场世界大战的规模,让人感到咋舌。当然,当火苗四起时,革命群众及时赶到,保住了井场与革命果实。其中有两个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前辈是这样对话的:“前些年我总觉得仗打完了,不对啊。”(宁奶奶,她曾经收养了革命烈士子女)“我们是老了,但还能闻出火药味啊”(萧一强)。

  将破坏生产、阻挠科研作为“夺权”的主要途径,是这个期间涉及文革电影的主要对抗,影片中的“反方”总是不惜一切手段,从事身边的某一桩破坏,尽可能实现天下大乱:有扣押地震警报的(《震》1977),有扣押油轮并绑架夫人的(《不平静的日子》1978)、有企图通过秘密手术令人永久丧失记忆的(失去记忆的人》1978),有点燃油罐车以制造爆炸的(《严峻的历程》1978)、有非法关押并企图烧死工程总指挥的(《峥嵘岁月》1979)等。如果仅仅从这些电影来了解当时中国,会以为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全国性的地下抵抗运动,这些“不拿枪的敌人”如同“拿枪的敌人”一样,甚至还更有威胁.影片中“反方”的出场与表现与过去电影中的敌人如出一辙,这些人总是在缺少光线的地方交头接耳,神情邪恶,讳莫如深或自以为得计,他们的饭桌上往往都有吃不完的丰盛食物,酒肉齐全,烟雾缭绕,个别人脾气很怀,拍桌子、摔板凳,互相扇耳光。这类与四人帮爪牙斗争的影片中比较上乘的是《泪痕》(1979),李仁堂主演,著名女谢芳在文革后第一次出场,装扮成一个疯子,她的丈夫文革期间被迫害至死。影片的结尾“反方”(县办公室主任张伟)拔出手枪,终因罪行败露,以开枪自杀告终.该片获1979年文化部优秀电影奖。

  这批影片还有这样一些共同的重要特点:正面主人公必然是一位老干部,“靠边站”若干年之后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他所执行的是周恩来在1975年四届人大制定的路线.而向他发动“夺权”进攻的人,其矛头从根本上说针对周恩来的,他们在北京的主子视周恩来为自己夺权道路上的障碍,于是“周恩来”的名字经常被提起,“保卫周总理”成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向讳莫如深的中共高层权力之间的矛盾斗争,从未有过地在电影中直接得到呈现,这种情况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1978年戏剧舞台上有两场重要的话剧《于无声处》(1979)以及《丹心谱》(1980),后来都被转拍成电影。这两部作品更是围绕着周恩来与四届人大进行。《于无声处》影片一开始,大街上驶过一辆满载着工人民兵的卡车,车上人人手持梭标,头戴柳条帽,气氛紧张。继而是一对母子流落街头,母亲梅是当年上海地下党老干部,儿子欧阳因编天安门诗抄被追捕。当他们来到老战友的客厅,并不知道老战友本人已经卖身投靠。母亲被查出患有肝癌,儿子成为全国通缉的现行反革命,而负责抓捕儿子的,正是这家人的女儿小芸,她多年来爱着欧阳。小芸的父亲为了保官升官出卖了客人。前来抓捕欧阳的便衣们三三两两,穿着胶皮雨衣在雨地里徘徊等待。儿子离开前,母亲交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是重要的揭发材料及数额不小的党费.儿子问妈妈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妈妈坦诚是从生活费中一点点抠出来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用自己的生命交党费.”儿子不放心她的身体,她回答:“说不定,哪一天我还要回部队打仗呢。”母子俩分享着同样的关于战争的想像,将眼下的斗争看作是昨日的斗争的延续,儿子声称:“当初参加革命,是提着脑袋,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有这个决心吗?”“为了保卫老一辈打下的革命江山,保卫毛主席,保卫周总理,我愿意一滴滴撒尽全身热血。”

  这批文革刚刚结束时所拍摄的影片,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其中的思维逻辑与当年文革如出一辙,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它们保留了当时人们关于文革的鲜活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夺权”的斗争,是战争的延续和它的一种形式,必然伴随着流血和“人头落地”。这符合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但是人们并没有守住政治是不流血的这个界限。

  某种对抗接近战争还在于,当北京传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反方”就像经不起阳光的“鬼魅”一样,顿时原形毕露或者泄了气,作为少数人他们是与一个更大的看不见的战场联系在一起的。但如果是战争,此类电影缺少一个《纽伦堡审判》。

  

  “入侵”和“被占领”

  

  影片中出现1966年那些文革的场面,比人们想像得要晚。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文革重新作出评价,还要等到人们写出剧本、再加上一个拍摄周期,这就到了1980年。

  《巴山夜雨》(1980)肯定是最早涉及1966年文革场面的电影之一。故事发生的年代已经是七十年代,在一艘从重庆沿江而下的轮船上,现行反革命分子诗人秋石被押送往某地,与他同舱的还有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为抵债被迫出嫁的女孩、中学女老师、儿子武斗致死的河南大娘等人。终于,年轻人有机会与被押送者单独说话,向他道出“那年我曾经抄过你们的家。”于是秋石陷入回忆之中。随着打碎玻璃的声音先出现,镜头闪回,诗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一把木棍狠狠砸在书桌玻璃板上,玻璃板被击碎。在书桌的右上角,站着一尊维纳斯石膏像,木棒接着打在它上面,石膏像应声碎裂,碎片洒落一地。石膏碎片与丢弃在地上的书籍混合在一起,有人匆匆在它们上面走来走去,毫无知觉地践踏着地面上的书籍。光线晦暗,一些有力晃动着的骼臂,红袖章闪来闪去,看不见人脸。又有人拿起一本书翻开,用力撕去其中几页。接著书架倒塌,书架上的书籍朝着观众倒落下来。诗人在自己家看到了这一切,气愤无奈的表情。跟随他的视线,玻璃板被打碎的书桌抽屉被打开,一摞诗稿赫然暴露。年轻人的转过来身来的面孔,诗稿躺在抽屉里,他发现了它们。

  不妨做一个这样的假设:若干年之后,有关文革的书面资料不幸全部消失,人们祇能从这些电影画面上来理解文革,那么从中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最有可能的是——这是一场“入侵者的入侵行为”。一些带着“红袖章”的人们如同“天兵天将”,一觉醒来之后来到了这个地方,冲进别人的家里随意翻腾,砸碎和拿走东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止他们。在整个行为发生的过程中,房屋主人与“入侵者”互相之间一句话也没有说,好像他们语言不通,是完全不同的人类。同样,在《带手铐的旅客》(1980,反特类型片)中,进入文革也是“咣当”一声,一只镜框被扔到了地上,镜框中的照片几位是在解放战争中的年轻战士,头上带着杨柳树叶做的伪装.接下来镜头才摇向在屋里转来转去的人们,他们工人模样,带着“红色造反派”袖章,于房间的各个角落四处搜寻,翻开一本杂志,看看里面有没有藏匿什么其他的东西。这期间也是没有对话,“入侵军”身体的语言就是他们的言语.当然,入侵者的权威首先是在大街上建立起来的。在大街上,这支军队是无限喧闹的,当他们突然出现时,外表上非常突出,与众不同:旧军装和军帽、腰扎皮带、肩戴臂章、脚穿胶底鞋,一般至少是一个小分队,学生与工人不等,行色匆匆,神情严肃,在批斗会上则近乎残忍。在高音喇叭、宣传卡车的配合下,他们大声喊叫,七嘴八舌传达的是仿佛同一个意思,无法将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区别开来。即使有某个声音盖过了其他人,语气十分紧迫,那一般是经过喇叭的扩音,并不出现具体的人脸,比如:“(女高音)紧急呼吁,紧急呼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是洛西市红色造反兵团,昨天12点45分,受到了一群暴徒的袭击……”此后声音的被大街上人头攒动的喧闹所淹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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