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唐磬:母女对话八十年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80 次 更新时间:2018-06-23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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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唐磬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母亲

唐   磐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学生 女儿


崔:你小时候有一次对我说:“妈妈,我们谈点不懂的事情吧。”眼下正是这样一个机会,你1985年出生,80年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不懂的事情”的年代。

唐:实际上我的记事基本要从1990年之后算起。而对于这之前的事情记得非常模糊。比如,我自己出生时的事儿,都是后来听你们说,像听另一个人的故事似的。

崔: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期,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与你就像一个人。1984年底我离开南京大学来北京电影学院报到,我怀你四个月。系主任设想了三件我可以做的工作.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我怀孕了,我至今记得他失望的表情。很长时间在电影学院,人们提到我时就说“那个刚来就怀孕的人”。

唐:当时大学毕业来北京,是你自己报的志愿?

崔:是研究生毕业。当时研究生很少,我本科是七七级的,接着读了三年研究生。来北京只是在分配表填上你想去的地点就行,比如“北京”、“上海”、“成都”,其余就都不用你管了。记得“毕业去向”一栏我就填了“北京”。

唐:我知道现在的毕业生留京都不是很容易.你们那时候只要填上就可以来?

崔:当时的政策好像是,研究生的分配如同部队转业一样,爱人的工作地点在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你爸爸本科毕业来了北京.这样我就“随军”了。

唐:当时电影学院给解决房子问题么?

崔:一直到上火车来北京,我都没有想过房子的事情。当时电影学院在北郊朱辛庄,不方便,所以暂时栖居在你爸爸的单位诗刊社,最早是挤在办公室一个单元的厨房里,大约三四平方米吧。

唐:我听爸爸说,当时做饭也是在办公室里。

崔:不仅做饭自己吃,还能请客呢,用电炉、火锅,许多人都去过我们在诗刊社的“家”,就像中国新诗的一个接头地点,“51号兵站”、“永不消逝的电波”什么的。杨炼、刘东、唐亚平都在那里被招待过。这回我们在杭州见到的诗人南野,他说在你还是婴儿的时候见过你,应该是1985年的那个夏天。

唐:是用白天的办公桌当餐桌?

崔:就着全国各地来的诗歌稿件吃饭,那才叫香喷喷呢。你这一说,我倒想起当时办公室里连脸盆都有,那种白瓷盆有好多呢。办公室就像一个大家庭。你快要落地时,我们的房子还没有解决,当时刚上任的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把诗刊管后勤的小龙叫去,对他发脾气:“共产党员能让人家把孩子生在大街上吗?!”于是我们得到了一间十四五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是那种套式结构,我在里面坐月子,人家在外面上班、接待作者。

唐:十四五平方米?那才和我现在的卧室一样大……

崔:我们是从四楼的厨房搬到五楼那个真正的房间,那才叫“漫卷诗书喜欲狂”啊。刚安顿下来,你就闹着出世啦。你爸爸在家把“奶证”弄丢了,还是唐达成和他的夫人马中行帮了我们的忙,他们当时住在诗刊社后面的单元,把自己家的“奶证”送给我们,才让你没有饿肚子。那时候共产党员什么都管。

唐:“奶证”是怎么个用法?

崔:“奶证”就是定牛奶的证。一张纸卡片,上面写着一个月的所有日期,送完一天就画一下。在三月份就要买好四月份的“奶证”。你是4月26日出生,离5月份还有几天,“奶证”丢了就不好补办,只有喝人家的奶了。

唐:那你坐月子的时候都吃什么?

崔:我老说,你出生的1985年是最好的年份。我进医院前每天下午在大街上逛,就像现在这样暖熏熏的季节,试图找到一点蔬菜,南方人不吃蔬菜不行,但是每天只是拎几棵“巨型”芹菜回来,北方的芹菜啊,没法吃。但是我从医院出来没过几天,即5月1日,北京首次开放自由市场,一眨眼间天南海北的东西都有,你爸爸可以在红桥市场买鲫鱼烧汤给我喝。

唐:我记得搬到“劲松”之后,每天早上好像还有早市。现在已经很少了。

崔:有自由市场之后就有早市。那时候早市什么都有,花鸟鱼虫,蔬菜,大米、小米以及其他谷类。许多早市就在马路边上,等人们上班时也就散去了。现在就是有早市人们也起不来。那时候电视也不像现在这样晚,只有几个台,晚上11点就都“飘雪花”了。

接着刚才说,后来我们就从虎坊桥诗刊社搬到了建国门内的小羊宜宾胡同。那时候没有搬家公司,是请朋友帮忙。那天我的任务是给大家买吃的,当我买了一大堆馒头和肠回家,竟然迷路跑到陶然亭去了。小羊宜宾胡同是和别人合住的小三居室,朝阳的一个大间是人家的,我们就在朝北两间住着。那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的房子,来往走动的人就更多了。

唐:我对小羊宜宾胡同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当时恐怕还是一团糨糊呢。

崔:那时候人们来往,一方面是为了谈诗歌,另一方面就是想把自己喝醉。主要目的是把自己喝醉。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愤怒和慷慨激昂。我给你断奶是因为一次聚会中我和朋友喝了酒,避免让酒精影响你。那天还不是在我们家,是在杨炼家,在那种老式的筒子楼里。大家都喝醉了,有甘阳、刘东,还有风入松的王炜。有人喝醉了还哭:“我是个博士生,孩子却找不到幼儿园。”这叫“酒后吐真言”。

唐:好像你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倒,只有一亿在思考;十亿人民九亿捞,还有一亿正弯腰;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

崔:这是编的顺口溜,为了琅琅上口,你别信。哪有“一亿人民在思考”?有一万人就不错了。朋友中也有下海的,有一位诗人下海以后来我们家发表高论:“没有欲望的人是可耻的!”人们好像才刚接触自己的欲望。

唐:那你们对下海怎么看?

崔:妈妈从来没动过心,觉得那是不属于我的事儿。

唐:你们那时的工资是多少?

崔:100块钱多一点点,120块左右吧。而请客一次需要四五十块钱,有点吃不消。经常是来客人以后,做好红烧肉,我先盛半碗起来,滚烫的就放进了冰箱里,留给你第二天吃。这叫“护食”,老虎的妈妈才干的事情。那时候你爸爸编书、诗刊社在办函授,也有点收入。

唐:你“杀张弛”那个段子是怎么回事?

崔:(笑)有一年春天,家里连续来人,走了一拨又一拨,有的还住在我们家,不打招呼半夜就来了。终于把最后一拨人送走的那天下午,张弛、李大卫、大仙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我说“拿什么吃晚饭啊,谁胖杀谁”。如果付诸实施的话,那就少了一个害人的人,多了一个吃人的人。

唐:张弛去蹭饭的时候已经毕业啦?

崔:应该是毕业一阵子。他是最早游荡的一族,这些人都当自己是波德莱尔呢。

唐:可是胖子不适合波西米亚的服装呀。原来“波西米亚”一直很流行,只不过你们当时流行波西米亚的作风,我们现在流行波西米亚的做派。当时大学毕业的大龄文学青年都游荡去了?

崔:开始都是有工作的。李大卫开始在一所中学教书,不记得是被辞退还是自己辞职了。“北漂”也是那时候出现的,有人开始丢掉户口、单位,在北京做艺术梦。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就是拍这些人。

唐:那时候“北漂”和现在的“北漂”相比,心态是不是要平和一些?

崔:那是因为你没看见。我还觉得现在的“北漂”心平气和呢,因为我很少看见他们。

唐:我在学校和许多大四的师兄师姐接触,还是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们身上的压力,无论考研还是找工作。有个考研的师兄每天只说两句话,早上到卖鸡蛋灌饼的大爷那儿说:“大爷,来个鸡蛋灌饼!”然后回去上自习;晚上再到大爷那儿:“大爷,再来个鸡蛋灌饼!”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崔:我们那时候考研并不紧张,最好的国家单位都在等着这届首批大学生。在全班同学当中,考研是一件很不起眼的事儿,考上了也没什么成就感。

唐:昨天看《SOHU小报》,80年代的大学生还经常在食堂讨论美学和诗歌?

崔:我记得刘晓庆有一张照片,是她在拍古装戏的间隙抓紧时间看书,依稀能够辨认出那本书的书名,叫《论美》,应该是西北学者高尔泰写的。我们南京大学中文系老师第一次在全校开公开课“美学”,第一节课教室爆满,人们认为美学是教他们如何学习生活美。到那儿一看,原来是从亚里士多德谈起,很快人就走光了。

唐:我们现在可不会上这种当了,顶多栽在小聪明上。有一门课叫“批判性思维”,老师头一节课就说,是“批判性——思维”,不是“批判——性思维”。

崔:你们老师够逗的。我们老师就不愿意把他的美学说成丑学,越学越丑,从中不会得到什么实际的美感。

唐:不过你到电影学院教书之后,可就满眼都是“美感”了。

崔:我讲萨特。我在电影学院开课,第一个完整的班级是85班,就是后来所谓的“第六代”。我给他们讲“存在先于本质”,讲“人不是一把裁纸刀”。第一学期是“艺术本体论”,都是那些深刻激愤的东西;第二学期是“形式论”,有些同学变得不适应了。记得有一个录音系的学生,经常迟到,穿着拖鞋,好像是要引起我的注意。他期末考试时在考卷上写道,你这个老师打开了“铁窗子”,却不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走。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当老师的责任重大。

唐:除了萨特,当时还都流行些什么呢?

崔:加缪、卡夫卡、黑塞、T.S.艾略特,西班牙人乌纳穆诺的一本小书《人生的悲剧意识》,我们也传来传去地看。我曾经买过不止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送给我的学生。我自己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读陀斯妥也夫斯基,我觉得陀斯妥也夫斯基属于我个人的阅读史,并不是当时人人都在读他的书。

唐:昆德拉现在还比较流行,其他人可能就没那么热门了。总之,这是一种从把自己绕晕了当中得到的乐趣。我第一次接触萨特“你是你所不是”以及“自欺”这些概念时,整整两天转不过脑子,在宿舍楼下的小花园里,盯着柳树发呆。

崔:哲学的确有种符咒的功能。但是,经过一个艰苦过程得到的乐趣,比只经过简单过程得到的乐趣要多得多吧。


唐:这种阅读会伴随读书笔记么?

崔:我写了多年的日记,整个80年代都在写,所以读书的心得也就流进了日记。一些偶发的思想、临时的灵感都写在日记里,这个优点现在没有坚持下来,现在很少随手往纸上写点什么东西了,而那正是思想酝酿的土壤。

唐:这点和我们非常不一样。现在除了“博客”,还有“播客”、“拍客”,有像“豆瓣”、“大众点评网”这样开放给所有人的表达意见的网站,自己录歌,自己拍DV、拍照片,玩LOMO、DIY各种小玩意儿,我们在找各种办法表达自己。

崔:不过好像现在学生中抽烟的没有以前多了,是不是?

唐:我不知道以前是怎么回事。现在好像男生抽烟的少了,女生抽烟的多了。

崔:那时候抽烟对许多男生来说算是一种成年,是某种渴求叛逆、成人的标志,好像抽烟就老成了似的。

唐:是不是会抽烟会喝酒的男生比较容易交到女朋友?

崔:好像是会喝酒的女生比较容易吸引男生吧。(作沉思状,唐大笑)很可能抽烟的男生比较吸引女生。

唐:你们跳舞吗?

崔:我们有的同学交谊舞跳得很好的。我基本上不会,我只跳DISCO。经常是一场舞会,我坐板凳从头坐到尾,就等结束之前的那首DISCO。别人请我跳舞都不跳。

唐:是学校学生会定期举办的舞会?

崔:基本上是,每周末都有。

唐:免费的?

崔:当然是免费的,没有人想过要收钱和付费。不过一般来说,舞会上的顶尖人物并不是生活中的顶尖人物。那时候人们还是比较看重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而不是外表有多潇洒。你们现在没有舞会么?

唐:平时很少,元旦的时候有,以前在食堂里面,后来因为有人在食堂里放鞭炮,就改成露天了。

崔:你们有篝火晚会么?

唐:我们每个班会组织秋游或春游,一般是到风景区或农家院,自己班搞篝火晚会。

崔:篝火晚会上有人拉手风琴么?有人集体唱歌么?

唐:这个倒很少。不过在KTV里面会集体唱歌呀,新歌也有,老歌也有。

崔:假如没有CD里的伴奏,你们会自己唱么?比如说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唐:也会。歌曲接龙什么的,或者把小时候的儿歌、民歌,改编的儿歌和民歌都唱一遍。这时候一般也会顺便历数一下小时候的拍洋片儿、过家家、特殊部队玩具、软糖、冰棍儿、魔鬼糖、《新白娘子传奇》等。

崔:我们的儿歌就是毛主席语录歌。有些毛主席语录你让我背,我背不出来,你让我唱倒可以。前几天徐友渔让我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一时卡壳,后来我在心里把它全唱出来了,一字不差。

唐:我曾经用了一个比喻。如果用“在路上”形容60年代那一代的话,那么我们这代人可以用“在凳上”来形容。信息的丰富或者说爆炸使得坐享其成成为可能。等待多于寻找。“在凳上”和“在路上”相比,或许要更加早熟,更加独立,但也更加孤独,更加缺少一种生机勃勃的激情。我不知道对于别人来说是不是如此,至少就我自己而言,我对80年代的生活还是比较憧憬的,它似乎更符合我对于青春的理解。有着更多的勇敢与挑战、单纯或真挚。当然这也只是我根据许多后来的描述拼凑出来的想象,真正完整而真实地还原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可能的。甚至现在让我描述自己正在经历的每一天的模样,即使把一切都写到BLOG上,也依然不能消除偏颇和缺失。与60年代、70年代生人相比,我会感伤自己什么大事件也没赶上,浑浑噩噩地就到了浑浑噩噩的20岁。更伤感的是,由于自己的记忆在变化飞快的90年代基本成型,因此原来脑海里有的也早已拆的拆、搬的搬,或者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就零零散散了。一边是现实的飘忽,一边是网络的虚拟,用现在的话说便是:“这事儿实在有点不靠谱。”

崔: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生活在别处。”我小时候还遗憾自己没生活在战争年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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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书摘》2007年0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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