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论乡村治理的村庄政治基础

——基于实体主义的政治分析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 次 更新时间:2019-12-05 02:15:06

进入专题: 村庄政治   乡村治理   国家政治   集体制度  

杜鹏  

   内容提要:村庄政治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经由伦理政治、阶级政治到土地政治的演化,村庄政治逐渐达致成熟形态,成为国家制度建构的产物。以集体为制度框架,村庄政治为地方性与国家性的互动融合提供了基础。经由动员机制、平衡机制和分类机制构造的政治过程促进了村庄政治性的生产和内生性秩序的达成。然而,以“农民权利”为导向的国家政治调控弱化了村庄政治的制度基础,压缩了村庄政治的实践空间,导致村庄政治的依附和蜕变,政治系统渐趋失衡,这是近年来乡村治理陷入困境的根源。国家政治应该从战略原则的高度和制度整体的层次调控村庄政治,修复并实现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的良性循环,维持政治系统的均衡。

   关键词:村庄政治;乡村治理;国家政治;集体制度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进入“资源下乡”时代,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发生根本变化。取消农业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世纪之交的农民负担问题,但农村社会治理仍然存在一些困境,例如,村民选举形式化、项目落地困难、农民“上访”失控、农村灰色化治理等。有学者对比税费改革前后的乡村治理,认为资源汲取时代的“基层政权内卷化”转化为资源下乡时代“基层治理的内卷化”[1]。乡村治理场域逐渐形成“分利秩序”[2]和“耗散结构”[3]。农村改革的制度目标与意外后果之间的落差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反思乡村治理的深层基础和乡村治理转型的深层逻辑。为此,笔者试图透过“村庄政治”这一概念,阐释基层“善治”的政治基础,以理解乡村治理困境之根源。

  

   一、被遮蔽的村庄政治

  

   乡村政治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乡村社会的政治学研究虽然开辟了多条研究进路,却始终未能聚焦于“村庄政治”本身。村庄政治被遮蔽在纷繁多样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中,丧失其作为独立研究域的意义。纵观既有研究,村庄政治或显或隐地浮现在以下三种研究路径中,分别是国家政权建设路径、村民自治路径和乡村治理路径。

   第一,国家政权建设的路径。近代来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双轨政治”结构,开启了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杜赞奇从文化的权力网络视角出发考察了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策略与困境。张静[4]基于基层政权研究,认为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形成基于现代公共规则与合乎程序正义的规则之治。国家政权建设旨在消解村庄政治的地方性与自在性,重构乡村的权力结构和治理资源。这样一种鲜明的问题导向湮没了村庄社会的内在特性[5]。在官僚化和理性化的国家理想型映照下,基层政治呈现出“半正式行政”的特征[6]。事实上,“非正规化”“半正式化”的概念隐含了村庄政治在学术话语中的对象化。村庄政治作为非正规治理的源泉,成为监控、规训和改造的对象。

   第二,村民自治的路径。村民自治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逐渐主导了农村基层政治的研究。村民自治包含着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要素,以上四者共同构成村民自治的完整意涵[7]。村民自治关于乡村政治的研究一开始即表现出浓厚的现实关怀,试图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约束国家权力的单向度扩张,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最终建立基层社会的规则之治[8]。因此,村民自治日益化约为村庄选举。然而,突出选举的实践倾向和突出民主的价值倾向导致村民自治内在结构失衡,弱化了村民自治的治理功能,降低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进一步加剧了选举的形式化[9]。来自田野的研究发现,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村庄富人通过组团拉票乃至贿选的方式参与村庄政治,而中西部地区的村庄选举往往流于形式[10]。可见,以选举政治替代村庄政治,偏离了村民自治的原初目标。如何重塑村民自治的实现方式,拓展村民自治的政治基础,是一个紧迫的实践命题。

   第三,乡村治理的路径。乡村治理的路径始于对村民自治研究的反思,倡导立足村庄社会基础理解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基层治理的复杂性[11]。这一路径强调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总体性和全息性,突出了村庄的方法论意义。不过,村治研究侧重于对乡村治理场域中主体的行动及其实践后果的“过程—机制”分析,进而解释政府治理和政策执行在遭遇基层社会时的扭曲和异化[12]。“过程—事件”的分析策略有助于展现“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13],呈现出村庄政治的复杂面向。但是,“过程”的本体论倾向可能导致研究者陷入事件之流,忽视村庄政治的制度基础[14]。村民自治的目标退缩为以权力实践规则为基础的“局部秩序”建构[15],遮蔽了村庄政治的整体性。

   由此可见,国家政权建设路径旨在以国家政治塑造村庄政治,形成国家主导的纵向一体化的行政治理结构。村民自治路径突出了选举政治的实践形态,强调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意义。二者分别展现了村庄政治的国家视野与村庄立场。但是,这两种思路均未能跳出“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难以避免乡村社会的边缘化和村庄政治的形式化。这样的村庄政治研究就其实质而言是非农村的。乡村治理的研究路径虽然体现了对村庄治理的主体性关怀,但其局限在于村庄政治始终是作为治理实践展开的背景,未能在根本层次上揭示治理的制度基础和政治逻辑。因此,如何从乡村治理的实践机制出发,深入乡村治理的村庄政治基础,便构成了提升乡村治理研究理论层次的重要方向。本文主要承接乡村治理的视角,并基于对国家政权建设路径和村民自治路径的反思,阐释乡村治理的村庄政治基础,以揭示乡村治理转型的深层逻辑。

   本文旨在去除对村庄政治的遮蔽,将村庄政治建构为一个直接、独立的研究域,讨论村庄政治之于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意义。村庄政治指的是村庄内部多元主体通过协商、斗争和妥协等方式实现利益再分配和秩序再生产的过程。村庄政治以村庄作为场域,其实践过程既是对村庄资源、关系和规范的动员,同时也再生产了村庄的资源、关系和规范,并赋予村庄以政治性的实体内核。政治性是指一致性规则的自我制定和公共性原则自我实施的能力和状态。政治性的内核镶嵌于其中的村庄政治,即实体性的村庄政治。为了展开本文的分析,笔者有意识地引入实体主义的分析视角。在此,实体主义主要区别于形式主义的政治分析路径,后者往往将政治抽象为基于利益的权力互动过程。村庄政治研究的实体主义视角不仅注意到村庄内部的利益分配和利益斗争的形式,而且关注到这些竞争、冲突等权力互动背后的社会基础。深入村庄政治的实践逻辑,有助于拓展乡村治理研究的视野,进而洞察乡村治理转型的深层基础。

  

   二、村庄政治的历史谱系与制度构成

  

   将村庄政治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域,必然涉及村庄政治的构造。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村庄”不仅是一个空间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富有社会文化底蕴的政治单元。就形式而言,村庄政治是在村庄中展开的政治活动,它体现了村庄的规定性。然而,村庄政治日益深深卷入国家政治体系,在与国家政治互动的过程不断丰富自身的形式和内容。因此,村庄政治是特定的社会基础与制度结构的沉淀。追溯村庄政治的历史谱系,进而探究村庄政治演化的社会基础与制度脉络,有助于揭示村庄政治的实践内涵。

   (一)村庄政治的历史谱系

   传统的中华帝国因基础性权力不足[16],“皇权不下县”的权力分配格局为地方社会发育和地方性规范生成提供了空间。历史进程中的地方秩序源于不同的村庄政治形态。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村庄政治从地方自主转向国家制度建构,并具体呈现为“伦理政治—阶级政治—土地政治”的历史谱系。村庄政治的谱系不仅折射了国家政权建设的演进脉络,表现为村庄政治对村庄公共性和地方性的吸纳和超越,而且沉淀了国家政治调控的历史印迹。

   1. 伦理政治

   梁簌溟将传统中国社会概括为“伦理本位”[17],突出了传统社会浓厚的规范性。这种文化界定植根于作为乡土熟人社会的“村庄”。伦理本位的社会基底塑造了伦理化的村庄政治。因此,“政治的伦理化”[17]不仅体现在大传统层面,而且体现在地方小传统层面。具体来看,地方视野中的伦理主要是生存权的保障和共同体的互助,伦理作为规范性的力量制约了村庄的资源型权力及其运作,村庄内生性精英的权力受到地方性规范的约束,权力的运行因而嵌入文化网络。依靠村社伦理和道义经济的支撑,村庄内部可以实现有序的秩序供给,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庄利益分化对于村庄共同体的撕裂效应。伦理化政治构成了“双轨政治”[18]中相对独立的一个轨道,它充分释放了基层社会的自主性。村落精英内在整合和村社自发合作形成的“实体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直接进入可能对地方秩序的冲击[19]。

   2. 阶级政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权力的组织网络全面重塑基层政治格局,其核心方式是以阶级划分和阶级动员消解村庄内生性精英的权威基础,建构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伦理,并依靠“翻身”的底层形成阶级斗争主导的基层政治秩序。阶级政治依托“人民”与“敌人”的阶级话语激发政治能量,打破了相对保守和自足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且通过强大的动员能力将乡村社会纳入“集体”结构,实现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政治在场。通过阶级动员,村庄的地方性结构和规范被吸纳进阶级政治的运行逻辑,村庄政治的自主性弱化,成为国家政治在村庄的呈现。中国共产党由此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组织重构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培育了农民深厚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观念。在这一阶段,阶级政治成为村庄政治的主要形态,通过阶级动员,村庄政治成为“全能主义”[20]国家政治的直接延伸和具体表达。

   3. 土地政治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阶级话语的退潮,村庄政治重新回归其日常生活的基础,展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一方面,“政社合一”的集体体制瓦解和释放了乡村社会内生伦理规范的政治效应;另一方面,集体土地制度以“两权分离”的形式重构了村庄政治的基础。村庄政治逐渐嵌入土地,呈现为土地政治的形态。土地政治表现为以集体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土地政治化机制,体现了集体的自主性。集体的自主性蕴含了国家政治与村庄政治相对均衡的关系:土地政治既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伦理政治形态,又具有面向国家的开放性,集体因而构成农民与国家互动的政治媒介。可见,经历了阶级政治的洗礼,村庄原有的地方性内容糅合了集体的制度性内容,形成“集体社会关联”[21]。土地政治形态下农民、集体与国家的政治关联是理解转型期乡村治理的基本线索。

   (二)村庄政治的制度构成

   国家政权建设主要关注国家权力和现代规则渗透基层社会的程度,试图从国家自主性出发建立理性的科层治理模式。然而,回顾乡村治理转型过程,“规则下乡”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从伦理政治、阶级政治到土地政治,村庄政治的演化过程是其实践内涵逐渐丰富的过程,因而并非前后相继的否定和替代关系。伦理政治之下的“村庄伦理”经历了阶级政治的重构,在土地政治的形态下获得了重新表达的空间。同理,随着阶级话语的消逝,阶级政治以“利益分化”的形式进入土地政治,并持续推动村庄政治的演进。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是长期以来国家与乡村、中央与基层之间互动与磨合的实践产物。

土地政治是村庄政治演化的成熟形态,体现了地方性与国家性的融合:它既植根于乡村熟人社会的历史社会文化基础,糅合了具体灵活的地方性规范,同时也接纳国家政治的制度调控,服从于国家政治的意志。如潘维所言,“农村集体往往只具有国家的部分特征,却具有社区的全部特征”[22]。相对于具体治理规则自上而下的输入,基于集体土地制度的村庄政治强化了以土地政治为基础的规则自我制定的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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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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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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