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 李永萍:新三代家庭:农民家庭的市场嵌入与转型路径

——兼论中国农村的发展型结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3 次 更新时间:2018-12-26 23: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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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鹏   李永萍  

   内容提要:家庭的现代化理论与理性化理论建构了传统扩大家庭向现代核心家庭转型的路径,但忽视了市场化对农村家庭的复杂影响。市场化打破了农民以“过日子”为核心的家庭再生产路径,并通过城市化目标的注入激活了农民家庭的功能维度。“新三代家庭”中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围绕共同的家庭目标形成了代际整合与功能聚焦,主要表现为“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隔代家庭”的抚育模式和依附子代的竞争模式,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新三代家庭”属于功能性家庭,其内部化机制对家庭结构和伦理的再造改变了传统家庭的运行逻辑,形成了富有弹性的家庭形态。新三代家庭是农民进入和对接市场的媒介,构成了农村发展型社会结构的微观基础。

   关 键 词:新三代家庭  市场化  转型  功能  发展型社会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伟大进程,转型的深刻性和全面性前所未有。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逐渐深入,农民家庭也发生了剧烈转型。逐渐兴起的打工经济导致乡村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形成了“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一方面,打工经济导致农民家庭的离散化,给残缺的农民家庭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婚姻危机、养老缺位、留守儿童、孝道沦落等;另一方面,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之间的合作也进一步增强,农村三代家庭比例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如金一虹发现,“流动的父权”促成了家庭基本功能的维系与家庭结构的弥合;[2]黄宗智将农村三代家庭上升的趋势归因于中国的非正规经济。[3]

   “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家庭转型的某些经验侧面。但是,基于家庭结构的静态分析容易割裂农民家庭内在的关联性,导致“问题化”视角成为理解中国家庭转型的主导倾向,从而忽视农村家庭转型的内在逻辑及其深层意义。更重要的是,“留守家庭”与“流动家庭”的经验现实也汇入了家庭的现代化与理性化理论预设的转型路径,进一步强化了关于农民家庭结构弱化、伦理异化的认识,从而遮蔽了农村市场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家庭转型的复杂过程和家庭形态的功能建构。

   单纯的“问题化”视角无助于理解农民和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迸发出来的活力,也无助于理解市场化过程中农村家庭的演变趋势。事实上,若深入分析农村家庭的内在结构,便可以发现,“流动家庭”对应的是夫妇核心家庭,而“留守家庭”对应的则是由父母和孙代组成的隔代家庭,“流动”与“留守”之差异实际反映了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之差异。本文试图超越“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的经验视野,从当前农村的“新三代家庭”入手,进一步审视市场化背景下农民家庭的转型路径和功能意义。虽然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差异导致了农村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性,[4]但家庭转型的机制仍具有普遍性。市场化作为席卷农村社会的无差别的普遍力量,不仅塑造了当下中国农村家庭的变迁与适应,也赋予了中国农村家庭以全新的功能与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学界已经就中国家庭结构“核心户为主、扩展户为辅”的现状达成了基本共识,[5]争论的焦点仅在于核心家庭的比例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既有研究分别从结构和价值的路径切入,但殊途同归式地共同指出,中国农村家庭存在着离散化趋势。

   (一)结构论与家庭的现代化

   现代化理论是进化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混合物,[6](P36)进化论为现代化提供了方向,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则阐释了家庭现代化的路径。家庭的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家庭结构分化的过程。[7]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家庭会经历一个“去功能化”[8]转型:社会与国家逐渐承担和剥夺家庭原有的生产与教育功能,扩大的血缘组织普遍消亡,扩展家庭将会被现代的、独立的核心家庭所取代。[9]家庭的现代化理论不仅设定了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转变的必然性,而且赋予了这种转变本身以“有益”的价值特性。[10]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恢复社会学以来,西方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被逐渐引入中国,中国的家庭研究也越来越突出了结构论倾向,认为中国城乡家庭变迁的总体趋势是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关系民主化以及家庭结构核心化;[11-12]纵向家庭关系逐渐解体,[13]核心家庭将成为当代中国最普遍的家庭类型。[14]但是,家庭结构论的研究视角也存在一个重要局限,就是忽视了中国文化语境中家庭的丰富内涵与外延:首先,“家庭户”往往被作为家庭的代表和指标,[5]忽视了空间分离对家庭的影响以及家庭能动适应的实践形态;其次,当前关于家庭核心化趋势的讨论过于注重核心家庭的结构层面,忽视了核心家庭维度①。

   (二)价值论与家庭的理性化

   价值论视家庭为德性伦理之载体,并衍生出“家本位”的中国社会性质判断。价值论视野下的家庭转型主要表现为家庭的理性化过程。工业化和市场化逐渐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均衡,开启了中国家庭理性化的“祛魅”[15]过程:家庭“圣凡一体”[16]的特性逐渐消解,农民本体性的生命价值也逐步失去稳固的实现载体,进而导致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失去有效规约,农村出现普遍的伦理危机。[17]事实上,理性化涉及整个生活秩序的重新定向。与现代化理论所设想的安宁平和的理想世界不同,理性化首先就是各种“冲突”、“紧张”,甚至是“危机”。[18]传统扩大家庭的解体和分化恰恰是工具理性发展的结果。[1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理性化推动了中国家庭迈向核心家庭本位,赋予了“核心家庭”以完满的内涵。②基于对传统家庭理想型的设定,家庭转型被视为去伦理化的过程,家庭转型的结果因而被化约为家庭伦理危机。总体来看,价值论的研究视角虽然深入到中国家庭的本质,但线性变迁路径的设定仅展现了当代中国农民家庭变迁的消极面向,而并未能直面当下家庭形态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的活力。

   (三)功能主义视野

   家庭的现代化理论与理性化理论分别从结构和伦理层面提出了中国农民家庭转型的可能路径。在这两种视野之下,核心化是中国农民家庭市场化转型的必然归宿。事实上,结构论与价值论所呈现的中国家庭转型视野,虽然关注了工业化、市场化、理性化等力量的影响,但具体到这些力量之于家庭性质影响的判定时,却往往又局限于家庭内部,呈现出的是一种中国家庭结构与伦理双重弱化的变迁趋势。

   但是,结构与伦理的弱化仅反映了中国农村家庭转型的某些侧面,中国农民家庭的功能并没有随着家庭现代化和理性化而走向衰落。[20]在“传统—现代”的二元框架下,传统家庭成为理解转型家庭性质的基本参照,但是这种二元框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体现为就家庭而言家庭,忽视了家庭与外部社会系统之间的嵌入关系以及家庭的功能适应。具体以农村的分家研究为例。分家是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意味着农村家庭结构的裂解,而且也蕴含着家庭伦理要素的差异。[21]在这个意义上,分家提供了识别农村家庭性质的常用操作化方式与透视家庭变迁、揭示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重要窗口。[22-23]但是,分家视角的有效性须以家庭“同居共爨”的形态为基础。随着农村的市场化和农村人口的流动,“同居共爨”的家庭形态逐渐瓦解,家庭继替已不再是一个人口繁衍、财产传递与生命价值绵延的自主过程。农民家庭日益卷入并依附于市场,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渐趋丧失。家庭的空间分离改变了家庭再生产的方式和家庭日常生活的模式,从而弱化了分家的意义:一方面,分家作为大家庭内部的矛盾调试机制渐趋失效;另一方面,农业的副业化、财产权利显化以及婚姻市场的彩礼竞争消解了分家之于家产分割的意义,从而导致了“分家的不分家”与“不分家的分家”等悖论现象。在分家实践与分家原初意涵错位的情况下,对原有分家视野的过分倚重可能会遮蔽中国家庭的真实形态。因此,我们还需要超越已有的分家研究视野,去理解农民家庭的市场化适应机制。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试图引入功能主义视角,并基于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田野经验,提出“新三代家庭”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一套理解中国农村家庭市场化转型的框架。“新三代家庭”指的是父母核心家庭与成婚子代家庭共同构成的家庭形态。与传统三代直系家庭不同,“新三代家庭”超越了家庭生命周期的规定,突破了“同居共爨”的家庭结构形式。功能主义通常视家庭为农村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个功能性要素,并尝试从农民与市场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市场化背景下农民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主义主要从客观地位去看一项行为对于个人和社会所发生的作用,强调的是行为或现象的功能合理性与功能适应性。[24]但是,市场化打破了农民“过日子”的“自然状态”,进而凸显了家庭的功能维度。在“伦理—结构—功能”的传统“三位一体”家庭制度结构中居于从属地位的“功能”受到市场化作用的激活与强化,并反过来再造了家庭的结构与伦理。

   “新三代家庭”是市场化背景下农民家庭功能性适应的实践形态,以服务于向上社会流动的家庭整体目标。笔者试图透过新三代家庭理解市场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家庭转型的微观机制,理解家庭转型实践的复杂性和转型路径的现实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无论是个人自主基础上的“家庭策略”,[25-26]还是“流动的父权”,[27]这些研究视角均忽视了农村家庭所嵌入的更为宽广而又深厚的结构性力量,不足以充分解释“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的合作形态。新三代家庭是农民对接市场并实现城市化的功能性媒介,局限于家庭内部的研究视野显然难以捕捉家庭功能演化的生动状态。只有通过强调当代中国家庭的功能性维度,才有助于释放结构论与价值论的理论重负,开放和拓展当前中国农村家庭研究的视域。

  

三、农民的市场化路径与新三代家庭的特征

  

   (一)农民市场化的实践路径

   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个人是理想的市场主体,有助于形成平等参与基础上的完全竞争格局。但是,市场中的风险与成本的非均衡分布则导致了以城市为中心和节点的市场层级制:首先,农村地区因为所处区位以及资源条件的差异,其在对接市场的能力上存在较大的劣势;其次,市场的层级制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主体的竞争和分化,农民作为市场中的弱势主体,面临着资源稀缺和机会不足等问题。

   就目前而言,除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农村外,我国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基本上处于有市场经济而缺少市场机会的困境之中。[28]一方面,这些农村深度卷入市场化浪潮,农村人财物的流动打破了村庄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当地资源稀缺和区位优势不足,绝大部分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式是劳动力的要素化和家庭经济的外向化,即主要体现为农民外出务工这一方式。

   如此一来,农民的市场化必然产生城市化诉求,能否“体面”进城将会是农民市场化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对农民与农村而言,市场的吸纳效应主要体现为农民将自身要素化,脱离村庄社会原有的生产生活轨道,以自由劳动力的形态参与市场。

农民通过上述市场化路径虽然可以获得远高于农业生产的收益,但同时也存在较大的风险和代价。相对于农业社会的稳态结构而言,城市社会与市场社会具有“风险社会”[29]的特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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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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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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