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中国外交70年:实践创新和理论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8 次 更新时间:2019-12-05 02:09

进入专题: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外交70年  

杨洁勉  

内容摘要:新中国的70年外交是不断实践创新和理论建设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和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始终把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放在外交首位,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和推进国家利益的同时,自觉地承担起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担当,尤其是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世界多极化、把握发展这一总钥匙、完善全球治理等领域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未来30年,中国外交需要继续努力夯实大国外交的基础,提高大国外交的能力和自觉,发挥大国外交的国际引领作用,深化大国外交的战略思维和运筹,以及加强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建设,从而不断打造和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

关键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外交70年、实践创新、理论建设

作者简介: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的70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外交领域经历了奋发努力、不断实践创新和理论建设的历史进程。值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全面客观地总结中国外交和展望未来,既能为继续砥砺前行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也能为鉴往知来创造重要的条件。


一、不懈努力和辉煌成就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在过去70年里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根据国情和世情的变化,抓住和善用战略机遇,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克服无数的艰难困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始终把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放在外交首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一扫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开启了国家现代化和独立自主外交的新进程。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的总纲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中国从此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此后,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不断提升国际地位和发挥作用,在中国边境和周边地区维护国家安全。此外,中国外交还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发展等国家重大利益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中国对国家的核心利益的界定也与时俱进。2011年,中国政府明确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1] 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在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不久就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2]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上立场历来坚定,态度历来明确,行动历来有力。

(二)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外交

中国外交得益于两大正确理论指导,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后者在结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国情和世情的基础上,还注意发扬光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使之对当代中国外交更加具有指导意义。

1.中国外交思想理论的传承和创新。中国外交思想理论源自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外交实践等。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前的长期革命斗争中首先获得的革命理论,是通过列宁主义阐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外交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70年来,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最高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特色外交思想作出过重要贡献。习近平外交思想则是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的结晶,也是中国外交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外交思想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中国外交的理论是丰富实践的高度总结和理性升华,因而对外交实践具有十分有效的理论指导,使中国外交的实践方向明确和定位准确。70年来,毛泽东外交思想指导了“站起来”的中国外交,为东方社会主义大国赢得了生存空间和奠定了发展基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外交思想指导了中国外交在“富起来”进程中的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当前,习近平外交思想正在指导着“强起来”的中国外交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

3.中国外交倡导进步的国际理念和理论。70年来,中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伸张国际正义,提倡合作共赢,推动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20世纪50—60年代,世界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冷战结束、世纪更替、千年交会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在探讨人类社会前途这一问题时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在当前全球化进程受阻以及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之际,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和完善全球治理,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自由贸易和科技创新,坚持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改革,维护和推进了时代的发展潮流,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中流砥柱。“得道多助”,中国外交理念和理论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呼应。

(三)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外交工作是党和国家全局大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强调指出:“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4]中国外交始终是在党中央最高领导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1.坚持党对外交思想理论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后者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思想和遵循。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精髓是独立自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核心擘划和实施了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战略、政策和机制,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尊严。中国外交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和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维护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外交思想强调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文革”后期主持工作时就十分重视外交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全面主持中央工作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拨乱反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改革开放。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国内国际政治风波中,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和国际大势的深刻洞察,为中国制定内外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赋予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以崭新内容。[5]

江泽民外交思想体现了与时俱进精神。江泽民外交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上回答和应对了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引领中国外交抓住和善用战略机遇期,有效应对重大挑战,妥善处理各种危机问题,在双边关系中首创战略伙伴关系,推进地区和国际合作,领导中国外交冲破激流险滩,胜利走向21世纪。

胡锦涛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平发展。胡锦涛担任中国最高领导后,从对内建设和谐社会与对外倡导和谐世界的高度重申和深化中国外交的和平发展理论,指导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对外关系,冷静处置朝核问题、南海争端和涉台外交,批驳西方污蔑和攻击中国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争取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理解和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坚决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努力为中国的内政外交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是坚持党的领导。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总结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十大方面,其中列为首位的是“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6]在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指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和组织机制等方面的领导。在思想理论方面,就是要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在路线方针方面,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组织机制方面,就是要继续推进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强化统筹协调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落实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使中国繁荣强大。但是,70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首先,中国在长期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建国初期,中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唯一可以效仿和借鉴的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所以在取得苏联支持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来,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斯大林模式”的明显不足和中苏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分歧等最终导致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全面破裂。但是,中国并没有因苏联和中苏关系的变化而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文革”结束后,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和世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最终形成了以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为最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在前所未有的困难前面,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丧失信心,中国依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也不行。”[7]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倒下,而是与时俱进迈入新时代,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同时,也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最后,中国成功地挫败了西方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属性的种种图谋。其一,西方对中国的首波全面围堵始于朝鲜战争,终于尼克松访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围堵和制裁。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解冻表明西方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首轮围堵彻底挫败。其二,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后,美国以为历史已经终结,纠集西方盟国组成了“制裁”中国的“新八国联军”,但此次“制裁”不久就告吹了。中国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同时,也娴熟地运用外交武器,抓住美国在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倡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有求于我的战略机遇,挫败了西方试图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属性的图谋。其三,“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在一些独联体国家发生了政权变更的颜色革命并建立了亲西方的民选政府。从2010年起,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等国爆发了动乱和战乱,中东地区陷入新一轮的危机。对于美国的仇华和反华势力来说,他们曾对“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寄于厚望,试图祸水东引,冲击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但是,他们的企图最终完全落空。其四,当前美国对华的新压力。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国内强硬派重新全面检讨对华战略和政策,认为过去40年对华接触政策彻底失败,把中国定为主要对手,把美中关系定为战略竞争关系,并对华全面施压,目前的事态还在发展,但这一基本趋势恐难以改变。

3.坚持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建国以来,党中央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对中国外交确定重大战略方向,进行战略部署和改善战略环境,不断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在建设时期的最初阶段,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作出“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决定,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后来,党中央又在反对苏联和美国霸权主义、发展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以及善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等重大战略问题上作出正确决策。需要指出的是,十年“文革”导致众多的内政外交困难,严重干扰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方向。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交的战略思维更加成熟,战略方向更加明确,战略内涵更加丰富,战略成就更加伟大。在外交战略思维方面,中国外交战略思维根据党和国家的大战略进行长远考虑、全面规划和逐步推进,确立了外交服务改革开放和全面改善战略环境的基本战略思维。在外交战略方向方面,中国外交始终坚持服务于“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即在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的同时,坚定地服务于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在外交战略内涵方面,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不断调整和丰富外交的战略内涵,邓小平决定了中心任务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战略决定,江泽民提出了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命题,胡锦涛强调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要义,习近平提出了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的战略思维。在外交战略成就方面,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规模上都不断实现了战略期待。中国对美、对苏/俄、对欧、对日、对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等的区域国别战略取得基本成功,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成就捷报频传。


二、历史方位和时代担当


中国的内政外交是在内外环境相互作用下发生和发展的,因此需要将70年的中国外交置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的大框架下予以解读和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温故知新,才能深化对中国外交的理解,才能把握历史规律和顺应时代潮流,在未来的新征程中创造更多的辉煌。

(一)中国外交的历史方位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外交的发展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从历史的视角看待和分析中国外交,就更能深刻理解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国外交70年经历了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变化。70年来,中国外交在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在建设时期,在新中国政权日益巩固的情况下,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是举国一致的奋斗目标。中国的解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与战后广大新独立国家的现代化共同形成国际政治和现代化的新潮流,共同推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这一历史进程一度被严重地迟滞了。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快和提质进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外交始终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视为主要任务。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力量。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是和平发展时代的重要推动力,由此加强了南南合作,推进了南北对话,并正在改变西方和非西方力量的对比。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中国需要在人类社会进步的进程中不断摆正历史方位和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因此,习近平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二)中国外交的时代担当

在过去的70年,中国外交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和推进国家利益的同时,自觉地承担起国际社会共同进步的时代担当,并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外交一直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基本和崇高的事业。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在东西方严重对立的形势下,一方面敢于斗争,先后支持朝鲜和越南,反抗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的武装干涉,用革命战争制止了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又善于斗争,通过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参与日内瓦会议,顺应了当时国内和国际要求和平与致力建设的时代潮流。在20世纪70—80年代,中国逐步认识到国际社会通过努力可以避免世界大战或大规模战争,从而调整了国际战略,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加强了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增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与推进世界和平的力量。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在国际力量对比一度严重失衡的不利形势下,坚决反对美国绕过联合国而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军事干预和武力打击,坚持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力量,从而使国际社会在总体上以和平的方式进入了21世纪。在新世纪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反对西方出兵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维护联合国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核心和权威作用,积极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框架建设。

2.推进世界多极化趋势。中国在战后初期的两极世界中已经看到世界多极化的潜势。中国在与苏联结盟后,还是十分注意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周边的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毛泽东认为,有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8]毛泽东关于亚非国家力量的思想到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为“中间地带”理念,到70年代就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三个世界”理论。第三世界(即后来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严重地冲击了美苏主宰世界的图谋。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历次党代会的文件中都坚持了“多极化”的论述,中国在外交实践中也积极反对霸权主义和努力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

3.把握发展的总钥匙。中国在国内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牢牢把握住了发展这个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主题。邓小平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江泽民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并指出:“(中国)既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9]。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又在国际舞台上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10]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和国际贡献的不断增加,中国在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同国际社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与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中体现了历史担当和时代精神,因而中国的“发展观”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4.完善全球治理。中国外交在完善全球治理问题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孤立于当时的国际体系主流之外时,中国在强调斗争时为加入并改造这一体系作好准备。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全面加入国际体系和参与全球治理。2008年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日益发挥世界大国的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突出,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的体系和效应受到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在国际社会倡导坚持多边主义和完善全球治理。中国还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提出了以下四大重点发展方向:一是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二是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三是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四是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11]


三、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总结过去,为的是不忘初心和牢记使命。中国外交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正在向更加高远和伟大的目标进发。到本世纪中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大庆之时,中国将成为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在未来30年里,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思想和现实准备方面要加强底线思维和危机意识。

(一)努力夯实大国外交的基础

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任务更加繁重和国际形势更加复杂的未来30年里,我们更加需要以前瞻性的眼光来看待和认识中国外交的基础问题。

就主要基础而言,日益强盛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础。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中国未来30年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需要继续齐驾并驱。一方面,中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提高经济质量和能级,发展壮大科技创新力量,完善经济发展体系。另一方面,中国要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续发扬优秀中华文化传统,提高掌控经济命脉的能力,鼓舞人民奋发向上的士气,顺应社会多元多样发展的潮流,加大外交外事机制改革,敢于和善于使用国家力量,从而增进中国外交的实力和后劲。

就大国外交的基本内涵而言,中国外交在全球、地区、国别、领域、议题等方面都要有更大和更多的拓展,思考诸如国际舆论共同造势等以前还不太擅长的问题,参与诸如调停斡旋等以前参与不多的活动,倡导诸如国际军事反恐等以前涉及不深的行动,引领诸如非政府组织等以前较少引领的机制,承担诸如国际救助援助等以前较少资助的项目。为此,对以前不太熟悉的领域,要谦虚谨慎和注意学习;对提升重要性和新增加的外交领域,要有配套的政策举措;对涉及面宽或影响大的问题,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做好试点工作。

(二)提高大国外交的能力和自觉

中国的大国外交能力建设和自觉性提高具有相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大国外交的能力来自于实践,中国要在大国外交上多多实践,特别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要增加参与和发挥作用。例如,当中国国力还不足够强大时,中国就只能作为八国集团峰会的延伸部分(即“8+5”)。但当实力大为提高时,中国不仅成为二十国集团的主体成员,而且还发挥了主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大国外交自觉性的提升需要增强理性认识和主观能动性。中国大国外交是历史的责任,也是时代的召唤,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如此的历史高度、政治意识、丰富实践、奋斗精神,才能具备自觉性,从而打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

(三)提高大国外交的国际引领作用

中国不仅要充分认识到自身在推进国际大格局演变中的历史担当和时代责任,而且还要深刻理解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无论中国怎样强大,它的力量毕竟总是有限的,需要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因此,中国要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形成最大限度的国际共识,在国际社会共同和深切关注的问题上有看法有章法,在国际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有更多和更有效的引领。

(四)深化大国外交的战略思维和运筹

中国外交在未来30年的外交战略思维方面:一是确定战略目标。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是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外交的相应战略目标就是为此营造良好的内外环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使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进行战略部署。中国外交的战略部署就是关于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的整体方案,增强战略定力和避免战略失误,推进双边和多边外交,提升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能力。三是创新战略理念。中国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和战略部署的落实都需要不断创新战略理念。就中国外交而言,最重要的战略理念就是坚持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新型国际关系观源自中国但惠及世界,中国和国际社会需要携手同行,才能在新型国际关系观的指导下,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五)加强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建设

思想理论建设是大国外交区别于其他外交的重要特点之一。而且,在进行理论体系建设时不仅要着眼于狭义的外交领域,而且还要有更宽广的思路和范畴。

一方面,更充分认识总体系和分体系的逻辑关系和辩证关系。中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工程时,已经具有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的集大成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一总体系下,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是重要的分体系。在未来30年中,理论的总体系和分体系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在总结中不断提高和深化。对于涉外领域来说,只有在“总体系”的框架下才能更深地领悟和建设“分体系”,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拥有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应在环境分析、总体思想、战略思维、政策原则等方面加强内在的逻辑关系和体系关系。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外交理论对外交实践的指导,在百年巨变的国际形势中,发现和把握历史规律,顺应和推进时代潮流。

另一方面,还要推进政治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建设性互动。中国外交理论的政治建设和学术研究两者关系密切。没有正确的政治理论的指导,学术研究就会方向不明;没有学术研究,政治理论也难以向纵深发展。中国外交政治建设重点在于解决外交的根本问题,即方向、目标和对象等。政治建设要从理论上认识世界并探索如何改造世界。学术研究的重点是专业建设,重点在于认识和应对外交方面的重大问题——学科建设、学理分析和专业积累等。未来30年中,学术建设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家。此外,中国外交理论还要通过学术研究在智库建设、宣传推广和国际学术交流中走向世界,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


四、结语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内政外交已经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再经过30年左右的努力奋斗,中国将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负有重要而又特殊的任务,需要从顺应历史潮流、维护世界和平和增进人类福祉出发,确定更加明确和可行的中长期外交战略和阶段性目标。

但是,崇高的目标和美好的未来需要通过不懈努力奋斗才能实现。在未来的30年,中国外交的国际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中国外交的内外挑战将更加多元多样,中国外交的任务也将更加繁重艰巨。为此,中国外交在增强实践和理论自觉的同时,要努力塑造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有利环境,有效推进同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友好合作,努力建构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努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此,中国外交需要坚持战略定力和战略底线,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砥砺前行,继续发扬光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迎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上网时间:2019年8月2日)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4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4]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

[5]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1-212页。

[6]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

[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6页。

[8] 北京大学法律系编:《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234页。

[9]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1页。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11-512页。

[11] 施芝鸿:“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的鲜明时代特色”,《人民日报》2018年9月5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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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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