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琪 吴志成:新中国70年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19-12-05 02:01:14

进入专题: 新中国   国际关系研究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王亚琪   吴志成  

  

内容提要:7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以苏联为师,到翻译引介西方理论,再到运用既有理论解释现实,然后立足中国实践创新研究路径和理论范式,日渐成熟。满足重大战略和现实需要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动力,立足中国视角和实践经验是理论自主创新的必要基础,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互鉴是促进理论发展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依然存在满足重大现实需求的理论创新供给不足、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自主性不强、具有主体和自觉意识的学术共同体建设滞后等问题。面对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紧扣国际关系重大理论与实践需求,坚持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导向,树立充分的理论和学术自信,加强专业化的学术共同体建设,鼓励国际学术交流与争鸣辩论,不断提升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不仅是加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任务,更是新时代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作者简介:王亚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吴志成,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

   新中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世界政治的伟大革命,对国际关系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伴随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走向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也从跟随学习走向自主创新。系统回顾7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经验与不足,探讨理论研究创新发展的路径,不仅有助于增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自觉和理论自信,也将为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谱系、推进全球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对外交往的屈辱历史,也开创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独立自主和主权安全,打破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孤立封锁,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另起炉灶”,“一边倒”地投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与世界各国重新建立联系和交往。对外交往的展开亟需建立专门机构研究对外关系,培养外交人才。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基础上,创办了外交学院,开设部分国际关系专业课程,培养外事人才并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同时,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涉外部门也开始专设研究机构,对苏联、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进行研究。1956年,经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提议,国务院批准建立外交部直属的“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旨在有目的地开展服务于国家外交总体战略布局的科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央外事工作小组撰写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此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中央部委下属的各类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属的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所等也陆续成立。[1]

   在冷战对峙的国际背景下,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受苏联影响较大,主要引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2]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逐步加强对亚洲、非洲、拉美地区部分国家的研究。虽然十年“文革”导致整个学科一度中断、破坏严重,[3]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也缺乏明确而独立的学科意识和理论思维,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然而中国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外交理论出发,探讨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国家主权原则、“三个世界”理论、“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议题,体现了中国观察和审视世界的独特视角。

   从改革开放到冷战结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迈入规范补课、跟随发展的新阶段。伴随改革开放,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日益走向正轨,国际关系研究也迎来了学科建设和学术探索的春天。1979年初,邓小平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研究需要赶快补课,[4]部分专业课程、学术机构和学科建制得以恢复或建立。这一时期,我国转变了对世界局势的根本看法,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未来打不起来的科学研判,在对外关系中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国际国内形势深刻调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互动愈发频繁,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解释和应对的国际问题也愈发庞杂,“政策注释”型和初级对策性研究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中国外交发展的需要。国际问题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社会关注热度不断上升,有关专业期刊陆续创办,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始大量翻译、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并从学理上探讨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由此具备了初步的学科意识和基本的理论阵地,也提出了创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或国际关系理论的倡议。这表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转入理论研究与现实关注并重的阶段,[5]也萌生了自主性的规范理论构建诉求。但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介仍停留于被动接受与模仿学习,尚缺乏有力的辩证批判和独立创新精神。

   从冷战结束到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进入消化融合与多元发展的时期。冷战终结后,美苏两极格局瓦解,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倾向显著增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问题进入世界政治议程,国际权力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海湾战争、美国空袭南联盟、“9·11”恐怖袭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重大国际事件凸显了世界局势的新变化和全球化发展的新特征。世界格局的根本性变革及其理论解释需求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西方主流理论之外,世界体系论、英国学派、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全球治理、世界主义等多元理论范式也得到了系统引介和学习研究,国际学术发展动态受到国内学界关注,出现了许多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规范方法进行经验研究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更加受到重视,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开始使用中国经验验证西方理论,并融入越来越多的中国视角和思想,[6]中国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对话交流频繁,研究差距逐渐缩小,但是自主创新的原创研究依然不够。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开启了自强创新的新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经过长期知识积累和引进消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立足本国传统和国情,面向世界政治现实,彰显理论自信和自强创新的勇气,对外来理论、方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提高,对本国重大外交实践和经验文化进行概括提炼和理论升华。在系统掌握和扬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研究路径与方法规范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以中国文化理念和历史经验为基础,打破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式束缚和西方话语垄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取得许多有价值的重要成果,如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国际社会共生理论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结伴不结盟的新型伙伴关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新型国际关系等外交新理念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意识和学科自觉、学派自觉、学术自觉显著增强,[7]已经从整体上走向自主自信、自强创新的新时代。

  

   二、经验与不足

  

   回顾和总结70年发展历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从思想脉络、思维视角、理论范式到研究方法、研究观点,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

   首先,满足重大战略和现实需要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动力。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任何理论都不仅仅是单纯的思想创造,归根到底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是对那些重要社会现象和行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8]一切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也都应该反映和关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只有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时代问题和现实需要,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才能推动理论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与各个时期的世界局势、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中国外交实践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针对国际环境的研判、中国对外战略的评估、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的把握等具有高度实践导向的现实议题,理论研究必须广泛借鉴吸收国际学术界的有益理论成果,不仅积极利用科学先进的理论工具解读中国对外交往的经验现实,也立足中国实践发现新的理论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框架,促进新的理论进步。由此,理论研究的发展与现实问题的解决相互促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学科建设不断成熟的同时,也为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其次,立足中国视角和实践经验是理论自主创新的必要基础。历经70年的发展建设,中国正从国际体系边缘的革命者转变为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如何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已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将推动对国家主权、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世界秩序的形成与变革等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经典命题的重新阐释,进而也必将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基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概念、新表述,将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传统和当代实践融入国际关系研究,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不仅有助于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将为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最后,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互鉴是促进理论发展的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冷战对峙和意识形态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视角、议题和方法单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对西方的学习借鉴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规范化,而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对话则成为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力、增强研究自主性和创新性的重要因素。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互鉴中,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并没有在引进中迷失方向,而是在对外来成果的自觉反思中,有效鉴察西方理论的局限和不足,[9]积极吸收中国外交实践经验,倡导创造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成果,逐步形成了理论流派多元发展、与国际学术界开放对话、服务大国外交需要的发展局面。

   尽管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取得显著进步,但面对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国际关系研究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研究的功力还不足,学术原创能力总体还不强;国际化高水平专业化人才队伍总体素质有待提高,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明显;学术评价体系也不够完善。

   第一,满足重大现实需求的理论创新供给不足。在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变革、中国实力地位快速提升的全球大势下,国际社会期待有效的理论阐释。但是国内接受过跨学科训练的成熟学者数量不多,以至于很多研究只能止步于表面,难以系统深入。[10]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还没有推出能够独立回应现实需要的高水平创新成果,特别是原创性理论和中国范式明显缺失。[11]这不仅与新世纪以来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理论创新的整体性沉寂[12]有关,也受到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某些功利性、实用化倾向的影响。

第二,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自主性不强。改革开放以来的系统引介学习,加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我国的话语主导权和先入为主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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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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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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