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卫民:实证研究是中国法学的一场范式革命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19-11-15 2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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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卫民  

  

   摘 要:法律实证研究是一种基于数据的经验研究,因关联于社科法学而具备社科法学的某些“血缘特征”,然而在研究对象选取、数据运用、法律现象阐释等方面已显著不同于社科法学。在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已经在法学研究格局中开始崛起并扮演一定角色,其所具备的独特优势也必将为其赢得更大的致用空间。未来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要在充分关注和有效回应有关法律实证研究质疑的基础上,利用定量研究的比较优势,挖掘并利用各种数据,改变目前以描述性统计为主的初步量化研究,走出一条量化程度和规范化程度更高的实证研究路径,从而开拓中国法律实证研究,打造“定量法学”更广阔的前景。

  

   经验,往往只是数据的残缺形式。法学,不是一门难以精确的科学。——题记

  

01 引言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一场新的范式革命?


   2016年11月,在风景如画的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笔者循例参加美国实证法律研究年会时,不禁再次暗暗比较与思考当下法学研究的新趋势,最大的感悟便是:当代世界与中国的法学研究在方法范式上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只不过身处其中的人们不一定均有体认。特别是,笔者深刻地认知到:很多年后,当我们回顾1978至2010年中国法学的发展与嬗变时,也许会发现一个重要现象: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突破,其中,法律实证研究当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所谓法律实证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以数据分析为中心的经验性法学研究。详言之,就是以法律实践的经验现象作为关注点,通过收集、整理、分析和运用数据,特别是尝试应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相关研究的范式。与传统的法教义学以及不断崛起的社科法学相比,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基本上还是“新事物”,一种不太成熟也不太普遍运用的研究范式,但它已显著不同于前两者——特别是区别于社科法学以案例作为阐述或“深描”对象的范式。具体而言,这种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验的掌握,这涉及对数据的收集(data collection);二是对经验的分析,即对所收集数据的进一步量化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这又涉及一般法律学者较为陌生的计量(econometrics)或统计(statistics)。尽管近十多年来,法律实证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是较高程度的青睐,法律实证研究的一些成果也开始在主流学术刊物上出现。但客观来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或者说作为一个学派,法律实证研究还没有完全成形,也没有得到充分认同。作为一个学派的外形,法律实证研究的建制性机构、学术刊物等均没有出现,也没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交流和探讨。尽管这种法学研究范式已在欧美法学院兴起,例如美国实证法律研究年会至今已举办11年,但在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往往还被视作社科法学的一部分,人们对实证研究的内涵也存在理解偏差,如有一些学者将研究个案的社科法学方式也视作实证研究。同时,即或认同这种研究,也往往视其为社科法学有意义却意义有限的分支,“法律实证研究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弱,接受度不太高”。

  

   与上述认识相应,法律实证研究是否为一独立、独特的方法论流派,其理论基础、价值意义乃至功过得失何在,现在的展开状态与未来的发展等议题,直到最近都缺乏专门从事实证研究者对此之系统深入论析。具体而言,目前已有诸多学者对实证研究有所论述甚至是专文论述,如苏力探讨了“实证研究”如何成为“好的研究”的问题,强调实证研究“不能迷信方法、需要想象力并需不断拓宽自身发展空间”;侯猛提出“实证是社科法学立足的根本,实证研究是社科法学寻求更大突破的基本方向”;程金华分析了法律实证研究的实践特征,讨论了“法律实证研究的兴起(及其泡沫)的市场机制”,强调“推动开放的学术共同体建设”;赵骏提出“拓展实证研究的空间布局和具体路径”,并指出了法律实证研究面临的挑战;唐应茂探讨了“如何扩大法律实证研究的受众、选择受众关注的话题以及选择研究方法”;徐昕则讨论了“司法实证研究存在的方向性误区”,提出了“提升实证研究的技术与策略”。可以看到,上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伦理、研究重要性以及研究的受众等一般性问题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研究者本身大多未直接展开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所以其讨论多为外部性论述,可能不够系统和深入,尤其是对实证研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与挑战可能体察不够。当然也有研究者展开了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专文甚至专著论述如何展开实证研究,如白建军提出“五种类型”的实证分析;赵骏提出“利用交叉学科推进法律实证研究发展,将个案研究、访谈调查与统计数据分析结合起来”;唐应茂提出“细节描述、定性分析在定量研究中是必须的”,“要把握定量研究的接受度”;何挺提出“司法实证研究数据运用的基本原则:寻找最佳数据、量力而行、组合运用数据、不迷信数据”等,不一而足。但是,如何在比较法和国际视野下认知中国的实证研究还是一个有待展开的命题。事实上,基于种种原因,中国实证法律研究者对最近10多年域外法律实证发展的认知并不具体、深刻,这使得很难在比较视野下认识中国实证法律研究的独特性与局限。同时,实证研究的一些本体性问题如基本特征及其成因也研究不足。整体上,中国法律实证研究之路需要长期研究者在观瞻他者的同时省思自己,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便注重于在国际视野下探讨中国实证法律研究的一些本体性重要问题,以就教于同仁。

  

02 如何兴起、独特何在?


   21世纪之初,我国学者朱苏力在概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法学研究范式转换时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的法学研究经历了从“政法法学”到“诠释法学”,再到“社科法学”的发展历程,并形成了三种法学研究流派共存的基本格局。但苏力也只是认为社科法学会在法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不断彰显其在关注现实、注重实证研究方面的优势,并未提出实证研究独立于社科法学之外的观点。当然,其他学者对新世纪晚近开始兴起的基于数据的法律实证研究似乎也未充分关注,即或偶有涉及,也视为社科法学的一个侧面。从时间维度上看,以数据分析为主要研究手段的法律实证研究的兴起大致发生在21世纪的初期,并且首先兴起于刑事法学研究领域,如从事刑法学研究的白建军教授自1999年发表《刑事学体系的一个侧面:定量分析》以来,一直坚持实证研究方法,形成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从研究群体上看,更多的法律实证研究出现在刑事诉讼领域,诸多在刑诉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主流学者,纷纷加入实证研究的队伍中,并初步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可能是因为刑诉法研究更讲究掌握具体运行现状与程序制度实施的效果。

  

   随着中国法学研究的不断繁荣,实证研究方法的辐射效应开始显现,民商法、宪法、行政法乃至法理学等部门法研究中也开始出现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但是,与刑事诉讼领域相比,其他部门法的实证研究还不是那么普遍与主流。其中原因,在笔者看来,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更容易在实体法取得成功,整体上也能得到较好地贯彻运用,因而缺乏强烈的现实动机来开展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即使实体法出现立法与执法、司法的出入,也一般是要求执法、司法向立法靠拢,这同程序法的研究路径相当不同。

  

   纵观既有的法律实证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的法律实证研究整体上表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以数据为中心的法学研究范式,其主要内容在于收集、分析数据并据此进行理论阐析。在此意义上,法律实证研究可以认为是一种“定量法学”。尽管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中基于数据的研究范式屡见不鲜,但如上所述,法学长期以法教义学为基本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科法学方才兴起。在这两种当下最为主流的研究范式中,规范或案例甚至经验成为中心,但我们均难以见到数据,即或偶尔有之,数据也往往只是一个论证理论主张的理据,远非论理的核心。与此不同,实证法律研究中数据的收集、分析与应用是关键与核心所在。纵观近十来年中国实证研究的成果,可以发现一批以数据分析为中心或重要内容且以实证研究冠名的研究成果。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对数据的应用差异颇大。如白建军这样的接近统计学的法律实证研究,也有如笔者这样的以描述性统计实证分析为主的法律实证研究。另外,也有一些以实证研究自诩但并未将数据分析贯穿始终,可以称之为有一定数据式实证色彩的研究。还有的作品虽然冠名实证研究却未有数据,当然这属于少数情形,可以实质上排除在外。不过,虽然数据应用的方式、程度各异甚至大异,但整体上均以数据的收集、分析为主要或重要内容,这是普遍的现象,也是中国当下乃至于世界实证法律研究的共同特征。事实上,我们今天之所以可能探讨中国实证法律研究的现状与未来,便是与晚近十多年来相关法律作品在中国的批量化涌现直接相关,尽管这些实证研究自身也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之中。

  

   第二,既有中国法律实证研究所利用的数据主要是“小数据”,即一些局部性与抽样性的数据。此种“小数据”是某一或若干区域性司法机关生产或研究者自行收集的某一时段之整体性或部分数据,而不是长时段的全国性大数据,只有个别情况才有大数据的搜集与分析。这与域外学者惯常使用大数据或中数据的情形不同,域外研究的数据样本常常是全国性的抽样数据甚至是全数据,至少也是较大区域内的局部性大数据或大样本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通常是官方所收集与公开发布的。对此,合理的解释是:一方面尽管我国司法的公开性不断加强,但整体上还是不够;另一方面,这也与官方“数目字管理”能力有限有关,此外,官方统计口径的变动、不统一使得部分数据之间容易出现冲突,很难满足学术研究对数据客观性、全面性、严谨性、多样性、具体性的需要。

  

   当然,官方数据的生成标准与学术数据的标准之异,也是造成其实用性有限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官方数据的收集、统计、分类、发布,更多的是从政治、社会治理与司法管理需要的角度出发,而实证研究所需数据更多与学者的学术兴趣与问题意识相关。所以,官方标准往往与学术标准不一样。例如,官方对刑事错案的界定即包括无罪错定有罪,也包括有罪错定无罪,但没有专门统计无罪的冤案。但在学界,更为关注冤案,却拿不到冤案的有关官方统计数据。

  

   总之,小数据的普遍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大数据的缺乏与价值有限,使得研究者往往只能挖掘小数据。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小数据本身在某些方面的价值并不逊于大数据,其细致性、有用性使得挖掘和分析得以达到极致。特别是,小数据时常是学者及其团队基于研究需要,主动在原始材料中所创造性发掘、使用的,其功能往往是大数据所未具的,因而更具学术价值。但只有小数据用于实证研究,同样会引发一系列问题,笔者将在后文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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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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