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震:关系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5 次 更新时间:2019-11-15 07: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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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震  

   内容提要:关系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的新兴视角。人们以之来对抗实在论和实证主义。尽管这一关系的转向是革命性的,并且某些关系主义者也希望去克服主客体二元论,但是西方的关系主义社会学从来也没有能够彻底摆脱二元论的桎梏。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获得克服西方二元论的启发,即没有人能够在本体论上外在于关系,没有人能够独立于关系而存在,在某种意义上,非二元论的关系是最为真实的社会现象,因为任何个体都是从社会关系中获得其存在的意义。一种反二元论的社会学的关系主义主张人的社会历史存在是前理论和前对象的社会历史关系,没有人能够在本体论上先于此种关系而存在,他们的社会存在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本体论上是同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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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就如同任何学科一样,所有社会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方法论这一基本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则是本体论和认识论。其中对本体论维度的阐明对于认识论维度而言无疑又是至关重要的①,这是因为认识者的存在意义无疑在某些重要的方面限定了认识活动的特性,尽管认识活动的产物也可以反身性的方式改变认识者的社会历史存在本身。

   在社会学的历史中,西方社会学以其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二元论逻辑长期支配着社会学的方法论领域,其代表形式就是所谓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种彼此对立的取向为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即便当它们似乎给出同样的判断时,其实质也总是彼此对立的。例如,即使当它们都主张认识活动是客观的,它们对这一客观性的本体论身份的理解也是截然不同的;而当它们都主张所谓的认识的相对性时,这种相对性也同样源自于不同的本体论预设。此种似乎无法化解的对立充分展现了西方二元论世界观在理论上的某种样式,它们所呈现的争论只有在一种关系主义的崛起中才迎来了化解的可能性。但是,西方关系主义社会学并没有能够真正走到这一步。

   在本文中我们将充分揭示和批判西方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所存在的局限性,并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思想资源。这意味着对社会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进行彻底的改造和重建,从而为社会学的方法论引入非二元论的理论逻辑。其意义显然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它同时也是对更广泛意义上的作为现代性之产物的社会学思想的改造。

  

   二、西方社会学的关系转向

  

   在晚近的当代西方社会学中,人们使用关系主义的武器去反对长期统治着西方社会学的实在论和实证主义的主流立场。尽管实在论者和实证主义者在因果说明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②,但是它们还是以其所分享的某些重要的共同点而长期统治着西方社会学的主流话语。实在论者断言,社会世界具有外在的客观性,它是客观给定的事实。而社会学的任务无非就是以一种客观的方式去发现这一事实所固有的本质特性。后者也就是实证主义者所谈论的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性。就此我们可以说,实在论和实证主义在本体论上主张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给定性,在认识论上则共享着一种反映论或符合论的真理观。

   但是在20世纪中后期,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主张以一种关系主义的方式来理解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社会现象并不是完全外在于主观表象的、绝对给定的客观实体,而是具有某种相对性的社会历史建构。而社会学的认识也不是什么有关社会事实的客观反映,而是在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建构。这一关系转向的实质就是主导西方现代性世界观的所谓的绝对主义的衰落和曾经处于边缘状态的相对主义的崛起。这一转向无疑得益于一系列社会历史事件的诱导和推波助澜,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些方面包括:以相对论和量子物理为代表的20世纪的科学革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世界所兴起的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它们凸显了消费文化的多样性和相对性;在同一时期开始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它带来了文化乃至文明的矛盾与冲突;与此同时自然也少不了早已存在于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相对主义思想的影响,诸如尼采的透视主义和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都是重要的思想来源。除此之外,如果没有20世纪60年代末期席卷西方世界的社会运动对于主流社会学的激烈挑战,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些因素能够真正成为颠覆西方主流社会学立场的相对主义动因。正因为如日中天的西方主流社会学无法如其所自诩的那样以发现社会规律的方式来化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所提出的挑战,从而导致实在论和实证主义的立场陷入社会和学术的双重危机之中,其思想权威性的坠落为相对主义的立场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然而关系转向的革命性并没有能够摆脱二元论这一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即便存在着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关系主义企图(毕竟一种真正的关系主义是无法接受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的,这种对立在实质上使主体和客体独立于关系主义的理路,并存在着将它们实体化的嫌疑)③,但也没有能够使得关系主义的西方社会学真正摆脱二元论的困扰。这是因为即使是那些试图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西方关系主义社会学家,也还是不自觉地将二元论的逻辑引入到他们的理论之中,更不要说那些带有明显的二元论偏见的作者了。根深蒂固的二元论偏见使得西方关系主义社会学家无法彻底摆脱还原论的纠缠,在他们的关系主义思想中总是残留着某种隐蔽的实在论气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恐怕当属福柯的权力概念。福柯认为:“权力在实体的意义上不存在。”④他进而指出:“实际上权力意味着关系,一种或多或少有组织的、等级制的、协调的关系丛。”⑤然而福柯以其客观主义的立场完全否定了能动主体的存在。他所谓的权力关系也只是一个消解主体性的客观的关系结构,主体不过是历史的和客观的权力关系的消极产物。尽管福柯强调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是历史性的和关系性的,但是这一权力网络相对于主体所具有的那种本体论的优先性和支配性使之难免具有某种实在论的气息,权力相对于主体仿佛就是一个给定的实体,这恐怕是福柯为其客体主义立场所付出的代价。在福柯那里,并非实体的权力依然还是一个客体。它总是作为一个客观的事实被给予个体存在者,以至于权力的历史性无法诉诸任何人类实践的解释,它只能是不同权力关系之间的神秘游戏,仿佛权力总是荒谬地自己改变自己——一种新的力量关系占据了旧的力量关系的主导地位。但是福柯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种替代会发生,他也没有像许多客体主义者那样使用突生概念来描绘社会客体的生成。即便福柯主张这其实就是一种突生的现象,但是所谓“突生”的说法除了是一种本身还需要解释的借口之外,恐怕并不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

   很显然,像福柯和布希亚这样的关系主义的后结构主义者无一例外的都是还原论者,因为作为客体主义者的他们坚持将主体的存在还原至客体的存在,换句话说,主体仅仅是一个观念的表象,而不是事实本身。但是这种还原论的倾向并不仅仅存在于那种显而易见的二元论立场之中,它同时还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自相矛盾地存在于对二元论的关系主义批判中。例如,尽管埃利亚斯和布迪厄这两位关系主义社会学家对主客体二元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他们的理论却向我们透露出社会关系结构相对于个体最终还是具有一种逻辑的优先性。埃利亚斯认为正是因为人类的心灵对于社会的塑造有着一种天然的依赖,才导致人们只能从个体间的关系结构出发去理解个体的心灵,而不是相反。⑥他断言个体的灵魂不过是“社会”这个具有更高权力的关系单位的一个功能。⑦而个体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在他的眼中无疑是理所当然的问题⑧,我们的研究将表明无论人们如何理解这种关系,这个问题本身都是二元论的。总之在埃利亚斯的理论中,社会相对于个体的逻辑优先性是显而易见的,他对于二元论的批判并没有能够真正根除他灵魂中的二元论。深受埃利亚斯以及法国结构主义传统影响的布迪厄也同样分享了埃利亚斯的此种二元论风格,尽管他也试图以一种关系主义来颠覆实在论的立场,并消除所谓的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的对立。他把社会结构理解为一个社会空间或客观关系的场,这“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⑨。他接受了恩斯特·卡希尔所提出的“实体概念”和“关系的或功能的概念”之间的对立,并反对把那种结构的或关系的分析解读为是实在论的。⑩他同样主张社会行动者具有某种有限的主动性,他写道:“习性是一种创造力的源泉,但仅仅是在特定的限度内。”(11)但也正是这个“习性”被布迪厄理解为是集体性的和超个体的。(12)在他的笔下我们并没有看到习性的创造性如何得以在个体的实践中展现出来,相反布迪厄热衷于揭示习性这个主观结构是如何在不言而喻的实践中再生产社会的客观结构的。事实上,正因为习性是一种集体现象,才导致在布迪厄的理论中缺乏一个和分析性的社会结构概念相对应的个体层面的分析性概念,个体的习性仅仅是一种结构化状态,真正意义上的能动的个体在布迪厄的社会学分析中往往是缺场的。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华康德这位布迪厄的积极的阐发者会认为,在布迪厄那里作为分析环节的客观结构和行动者的性情倾向虽然缺一不可,但却并非完全对等,“客观主义的旁观在认识论上先于主观主义的理解。……原因就在于,行动者的观点会随其在客观的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的不同而发生根本的变化。”(13)事实上,布迪厄这位主客体二元论的积极反对者总是自相矛盾地赋予客观关系结构相对于个人主体性以逻辑的优先性。这就是为什么布迪厄会以这样一种看似不应当被他采纳的口吻写道:“当同样的历史弥漫于习性和生活环境、倾向性和位置、国王和他的宫廷、老板和他的公司、主教和他的主教管区的时候,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与它自己沟通,将它自己的反省反馈给它自己。”(14)这种还原论的逻辑依然在对能动者的颂扬声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因为在布迪厄的眼中:“社会空间实际上是最初和最后的现实,因为它依然支配着社会能动者所拥有的关于它的表象。”(15)

   至此我们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援引更多的案例来说明西方关系主义社会学所面对的二元论问题,二元论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学乃至整个西方近现代思想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之一。尽管我们不应当否认在观念上采取主客体两分方式的分析方法在认识论上具有重要价值,但是一旦人们遗忘了这一划分的人为性和抽象性,它们就将以一种主客体二元论的方式变换成为进一步认识的障碍。任何对主体和客体的现实化举措都将不可避免地制造对社会现象的人为割裂,从而创造出虚假的对立乃至虚假的实体。这一切因为其人为性和观念性而无法改变现实本身的非二元论状态,但是它们对于社会学的研究而言却是巨大的威胁。

  

   三、儒家思想的启发

  

   不可否认的是,关系主义的确是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一条富有启发性的路径。它意味着在本体论上不再预设任何先于社会关系的社会历史存在,不再从某些所谓的社会存在出发去谈论社会关系,而是相反从关系的角度去理解社会存在。因此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关系的社会本体论意义,而西方关系主义社会学恰恰在这一点上错失了对关系主义逻辑的彻底落实。就此而言,中国传统主流思想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以下我们将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在中国传统主流思想中并不存在西方式的主客体二元论,一种非二元论的关系主义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这与农耕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无疑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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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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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沪)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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