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震:大众消费中的实践理性

——兼论社会学理论中的主体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00: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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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震  

   内容提要:在大众的消费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实践的理性。从对西方消费社会学反思和批判的角度来看,这种实践的理性既反对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也反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划分。实践的理性赋予消费实践以能动性的特征,它在分析上介于高度对象化的意识活动和被压抑的无意识之间,就此而言它是前意识的,这个前意识的能动性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有限的主体性,它并不排除与社会暴力和消极偏见的可能联系。

   关 键 词:大众消费  实践理性  主体性  能动性  前意识

  

   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消费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兴起,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迅速发展,大众消费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些西方学者甚至针对传统理论中的生产主导模式提出了所谓的消费转向①,以此来强调消费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众消费研究不可避免地和一系列社会学理论的基础问题纠缠在一起,甚至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大众消费者的主体性问题无疑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而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立场。本文试图从大众消费现象入手,在反思和批判西方消费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以一种非二元论的实践理性为线索来重新思考大众主体性的理论内涵。

   在有关大众消费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消费者大多被描绘为充满非理性冲动的乌合之众,他们对自身的行为缺乏理性的反思和合理的判断,以至于他们的消费活动常常只不过是一种无意识的盲从或社会暴力的工具。正是在这样的论调中,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作家们将大众消费者描绘为被虚假意识所欺骗和操纵的无法独立思考的傻瓜②。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大众仅仅在社会统治机制强加于他们的生活中寻求发展和满足,以至于个人和整个社会直接同一,他们那工具理性化的“虚假意识”反而变成了真实的意识,在普遍的压抑状况中否定性的思维力量或者说理性的批判力量被彻底削弱乃至丧失③。这意味着大众消费者在一种被统治机制灌输的自我欺骗中沦为了统治的工具,人的工具化在一种实质的非理性中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化的现实。同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列斐伏尔也同样给出了消费者的异化和被资本主义官僚统治所控制的答案④,他索性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称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的异化是就一般意义上的人民和整个社会而言的⑤,由于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基础⑥,有关异化消费的批判就不能不将重点指向中产阶级。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所崇尚的符号消费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与资产阶级相比,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更接近于无产阶级,他们不仅以无意识的方式沦为异化战略的走卒,而且正在与无产阶级发生着缓慢的合并⑦。沿着这一思路,列斐伏尔的学生布希亚指出,中产阶级的符号消费所营造的不过是一种民主的幻觉,因为真正的权力并不存在于符号消费中⑧。布希亚以一种后结构主义的方式在一种无主体的历史中谈论符号的编码统治,大众消费者充其量只不过是这一统治的无意识载体,在无意识所生产的误识中随波逐流⑨。而在对待主体概念的态度上比布希亚更为积极的布迪厄则坚持以误识(misrecognition)和倒错信念(allodoxia)来诠释大众的消费。所谓的误识意味着个体无视作为社会历史建构的暴力的实质,并将其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客观事实,从而沦为统治权力的无意识工具。而倒错信念则揭示了消费者对其所推崇的文化的错误判断,就如同推崇资产阶级文化的小资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消费的渴望中错把轻歌剧视为是严肃音乐、把普及视为是科学、把赝品视为是真品⑩,从而暴露了他们对资产阶级文化的认可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假象。在布迪厄的眼中,大众正是在统治话语的摆布中陷入倒错信念和误识之中的(11)。而“实践的理性”就其根本而言是行动者在充满错觉的无意识实践中再生产了场的客观结构,这是充斥着符号暴力的社会结构再生产的理性,而行动者不过是被错觉所纠缠的傀儡(12)。

   上述学者对现代社会大众消费的反思和批判,的确触及了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但是他们的批判是完全建立在对大众消费者的消极判断的基础之上的,这不仅暴露了他们身陷诸如主客体二元论之类的西方式理论预设的陷阱之中(尽管他们对待这些预设的方式不尽相同),更重要的是他们过于消极的判断经不住经验的检验。他们一厢情愿地贬低了大众消费者的主体性存在,用无意识的黑暗、非理性的盲从和客观化机制的还原主义来揭示现实的悲剧性色彩,实质上却陷入一种精英主义的浪漫偏见之中。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放弃对现代大众消费的批判性思考,而是试图将这一思考建立在一个更加切近现实的经验基础之上。

   沿着这些学者的思路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大众消费者的实质性缺场,那个自诩要超越主客体二元论的布迪厄自相矛盾地为我们道出了这一思路的实质:“当同样的历史弥漫于习性和生活环境、倾向性和位置、国王和他的宫廷、老板和他的公司、主教和他的主教管区的时候,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与它自己沟通,将它自己的反省反馈给它自己”(13)。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自然无法在大众的消费实践中发现某种真正属于大众自身的理性特征,无法以一种相对积极的方式来看待大众消费者的社会历史存在。这当然不是出于某种同情的偏好,而是现实本身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那些消极论断的提示。这也并非要像理性行动者理论那样去想象大众,而是要跳出单一理性或者说工具理性的狭隘视角,打破西方传统的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论范式,重新审视大众消费实践中的合理性及其局限。它既不是一种高度反思性的理论理性,也不可能与各种错觉和暴力完全划清界限。这并不是要从大众成员的内在性中寻找某种先天的理性,这个无法证实的先验想象不过是西方二元论思维方式提供的诱惑,它除了助长理智的懒惰之外没有任何用处。我们将不再停留于内在与外在彼此对立的虚构之中,而是从实践本身着手去探究那个本来并非二元论的实践的理性。

  

一、实践的反思性

  

   实践的理性是实践之中的理性,即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赋予其实践的理性特征。然而,为了探究实践是否具有行动者所赋予的某种理性特征,人们却不得不借助于行动者对实践的事后反思,以此来做出推论。尽管这种事后的解释无法替代实践的过程,它有可能因为各种干扰而偏离其所解释的实践状态,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中领会行动者对自身实践的理解程度,在分析上,它既体现了行动者把握和指导自身实践的能力,也体现了行动者从中汲取意义的生活世界的建构。

   我们可以将消费者的这种反思能力简单理解为为自己的行动给出理由的能力,正如吉登斯在界定其所谓的行动的理性化时所说的那样,“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在行事时‘维持通晓’行为根据的能力,即当被问及时能提供自身活动的理由”(14),如果大众在消费时是非理性的,也就是盲目地受制于某些外部力量的摆弄,那么他们所给出的理由将仅仅是一些欺骗性的表象(这是维持盲从的重要保证),从而完全无法洞见事情的本来面貌,后者正是理论理性的目标所在,尽管这并不代表理论理性能够获得绝对的真实(15)。然而经验告诉我们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社会化的力量并不总是或并不完全作为一种无法被意识到的盲目力量在左右消费者的行为,完全使用现象学传统中的自然态度概念来描绘大众消费者对自身消费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恰当的。消费者完全有能力意识到外部的影响和诱惑的存在,当然这种能力往往表现出个体或群体的差异,他们不是理所当然地将这些因素视为人性的自发追求,而是始终存在着将它们准对象化的可能性(16)。这为无意识的生成制造了障碍,无意识所需要的压抑机制难以在一种准对象化的觉醒中顺利接管自我的建构(17)。事实上,大众消费者甚至对生产者的符号化策略也了然于心,符号机制所依赖的差异逻辑不过是许多消费者的常识,当消费者将这一逻辑视为生产者强加于商品的经营策略时,很难想象它是在消费者的无意识中被压抑的观念。由此可见,将大众视为某种统治战略的无意识傀儡的论断的确有待商榷。换句话说,我们似乎应当换一种方式来看待大众消费中的流行和时尚,换一种方式来解读其中的快乐与疯狂,不是简单地用操纵、欺骗、异化、错觉、无意识、压抑之类的概念,来将大众消费者的主体性存在从现象的因果解释中彻底抹去,仿佛大众充其量不过是消费活动中有待填充的载体,是系统或结构自我实现的环节或中介,他们除了盲目地遵循某种自己无法理解也无从知晓的强加于他们的暴力之外别无选择。此种带有精英主义和还原论色彩的逻辑不可避免地贬低了大众消费者的存在,降低了理论的复杂性,虽然能够提供一种简洁而精致的理论逻辑,却在无形中助长了理智的懒惰。

  

二、实践的非逻辑性

  

   以上的讨论当然不是要将大众消费者描绘为以理论理性来指导自身消费实践的理性行动者,我们认为在大众消费实践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一种实践的理性。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实践的逻辑并不遵循客观主义立场中的逻辑主义(18),这是因为实践的法则并不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和绝对性的特征(19),相反,它是模糊和不确定的,不存在一种遵循因果决定论的实践法则。布迪厄认为实践中所有纷繁复杂的对立关系最终都可以还原为少数基本的对立,不确定性正是这样一种经济性所付出的代价(20)。这一思路显然延续了涂尔干和莫斯有关原始分类的研究,只不过布迪厄将其运用于对现代社会的解释。尽管有关分类的思想揭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必须指出的是,分类的核心体系具有时空的差异性,不存在所谓普遍的基本分类),但是从所谓的基本对立到复杂的现实无疑还有很长的距离,对于其中的机制布迪厄语焉不详,他的解释很容易使人们误以为现实正是为了迁就少数的基本对立才使自身陷入模糊和不确定之中。而这就将一种反事实的思路现实化了,仿佛抽象的基本对立是一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它们为现实提供最低限度的规定性。然而,当我们意识到所谓的基本对立不过是在复杂多样的社会历史关系事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建构,或者说一系列空洞的概念对子,意识到基本关系和现实的不确定性之间的联系是源于布迪厄的反事实的推论时,我们就不必拘泥于从所谓的基本对立去想象复杂的现实关系,而是面向现实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各种看似彼此矛盾的倾向之所以在个体的实践中并行不悖,正是因为它们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中获得各自合情合理的存在,从而以不同的甚至看似矛盾的方式来捍卫存在者的利益,一种别样的理性正蕴含于其中。

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是,那些主张实用性消费的消费者可能购买一些他们并不使用的商品,如买了却不穿的衣服、闲置着的家用器具等等(21)。似乎消费者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之中,但这完全是站在理论理性的立场而言的,事实上,对于消费者本人来说,这些看似矛盾的实践活动都有其情境的合理性,例如快乐和收获的满足感有时候比实用更重要。此种高度情境性的解释为我们揭示了现实的无限复杂性,即并没有一以贯之的普遍法则,存在的只是各种实践的可能性,对于实践者而言这种复杂性不成为问题,因为实践的原则本来就是模糊和不确定的,它向各种合乎实践理性的可能性乃至矛盾性敞开。情境的无限多样性和实践的矛盾性是共属一体的,那些合乎理论逻辑的一贯性原则只会在情境的变化中捉襟见肘,因而也就无法成为实践的原则。大众消费实践的非逻辑性向我们揭示了另一种理性的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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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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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天津社会科学》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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