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震:论实证主义与解释学的方法论争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5 次 更新时间:2016-06-26 22: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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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震  

   [摘要]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论争论揭示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事实与价值、理解与规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方法论问题,由此,应采用一种超 越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论立场,反对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反对实证主义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社会科学的知识应当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基于理解的或然性的因 果规则,社会科学尽管并不拒斥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但它与自然科学依然有着重大的差异。

   [关键词]社会科学的方法   实证主义   解释学

  

   实证主义与解释学的方法论争论由来已久,这一争论构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的重要事件。虽然实证主义和解释学并非两个各自完全统一的整体,它们各自的内部 依然存在不同的取向和声音,不过此种历史的多样性并不妨碍我们关注两者之间最具影响力的主要争论,甚至在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意义上为这些取向勾勒出一些普遍存在的基本对立(在实际的情况中不同的方法论立场完全可能在同一研究者那里彼此交汇,从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混 合、妥协乃至变样的状态)。以下我们将从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争、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之争、理解(understanding)与因果说明之争,以及社会科 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不难看出,这些方面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在实质上构成了一个争论的整体。我们试图通过揭示这一争论整体所包含 的主要矛盾与偏见,来寻求一种超越的道路。

  

一、认识论的主客观二元论

  

   在近现代的意义上,认识论上的主客观二元论无疑滥觞于笛卡尔的二元论思维模式。笛卡尔所倡导的以科学理性来认识机械的客观世界的主张为后来实证主义所标榜 的客观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奠定了基础(尽管笛卡尔的认识论因为诉诸理性的天赋观念而带有先验论和唯心论的色彩①)。而深受笛卡尔二元论思想和经验主义怀疑论 倾向影响的康德的哲学人类学则为解释学的主观主义认识论立场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坐标。尽管如此,试图在这些早期的滥觞中寻找20世纪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认识 论争论的具体观点的做法显然并不妥当,然而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在我们所探讨的问题中依然以各种方式发挥着不可否认的作用。

   我们即将探讨的实证主义和解释学在认识论立场上的争论为我们超越主客观二元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因为正是此种争论为我们揭示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各自 所存在的问题和偏见,使我们可以从这些问题入手去追问事情本身更接近一种怎样的图景。应当肯定的是,解释学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领域中形成对实证 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解释学揭露了实证主义的诸多弊病,并针对这些弊端发展出自身独特并颇有教益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强调认识活动有其不 可彻底消除的先入之见(assumption)。海德格尔写道:“任何解释工作中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先入之见,它是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理所当然的’东西被 先行给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在我们的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被先行给出的东西。”②这一先行给出的先入之见强调了解释 (interpretation)所具有的不可彻底消除的前提,这是由人的存在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无论海德格尔以及他的后继者伽达默尔等人如何具体地去理 解这里的先入之见③,总之这一论断(它暗示了著名的“解释学的循环”)是对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立场的毁灭性一击,它彻底打破了客观主义无前提的幻觉,使人 们得以正视我们自身存在的不可彻底消除的历史性和局限性。但解释学的立场在有力地击碎了客观主义的梦幻的同时,却矫枉过正地落入主观主义的取向之中。海德 格尔与伽达默尔那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语言本体论充分揭示了他们思想中的人类主义倾向,其思想中的先验论残余则使他们无法看到理解并不是对存在的先验可能性 的领会,而是一种排除了任何先验论倾向的由人类的实践所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历史性现象。此种历史性与海德格尔等人所谈论的此在存在的历史性无疑有着重大的 区别,后者所谓的历史性不过是意指存在的先验可能性是不可穷尽的,存在总是在历史之中不断地在场化着。不过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解释学的影响要早于海德格尔 与伽达默尔对解释学的重要发展,就社会学而言,受到狄尔泰等人影响的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即是一例。主观理解的重要性和先入之见的不可彻底排除性这两个重要的 解释学立场不同程度地在韦伯的思想中有所呈现。但正如韦伯对价值中立的有条件的主张所表明的,反实证主义的解释学的精髓并没有被他的解释社会学彻底坚持, 韦伯对实证主义的部分妥协使其解释社会学失去了方法论争论的典型价值。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更加乐于使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观点来展开研究,他们的 观点不仅更加系统和深入,而且与在理解问题上过分强调行动者的主观动机的韦伯相比,他们的“理解”概念对反思性和对象化的意识层面的拒斥使之具有更加广泛 的影响,当代社会理论热衷于在无意识层面探讨理解问题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们的启发。

   强调基于先入之见的主观理解的解释学立场显然与强调绝对客观的方法论立场相对立,但认识本身并无所谓的主观和客观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分化,主观与客观不过是 理论性的分析建构而已,二元论思维的误区就在于将理论的分析逻辑强加于前理论的现实本身。因此,认识既不是实证主义者所设想的镜像式的客观反映,也不只是 解释学者所主张的主观理解的结果。认识总已经是关于某个对象的认识,它的人类学特征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认识只能是一种与客观事实相对立的主观虚构,仿佛认识 不过只是一种彻底相对主义的虚无主义游戏。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拒绝了此种不可知论的相对主义,他们保留了一种相对温和的相对主义倾向,但他们解决 问题的方式却无法令人满意,其实质只能是自相矛盾地将先验与经验、普遍与特殊奇怪地结合在此在个体的实践中,最终不能摆脱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视角。

   我们对世界的社会历史性的阐释总是呈现与对象的一种认识关系(解释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这种对象化的关系无疑是奠基于前对象的理解之上的,因此认识主体和认 识客体之间对象化的二元状态仅仅是一个派生的现象,因为理解本身就不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④),我们那有限的理性在其有限的视域中为我们传达出对象之所是, 作为这一传达之基础的社会历史性的先入之见使我们的认识活动即便在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各种人为的失误之后,也还是一种有限的认识。但社会历史性的先入之见并 不总是扮演着一种消极的角色,它与现实之间的前对象的关联既会带来我们认知的局限性,同样也可能导致对此种局限性的不断超越,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以更为合理 的局限性去取代旧的局限性,使我们的认识更加逼近对象的真实,尽管绝对的真理仅仅只是一个理想⑤。因此有限的认识已然是有所认识,已然以某种社会历史性的 方式为我们传达出对象之所是,只不过这一认识与客观主义者所想象的绝对认识相去甚远⑥。

  

二、事实与价值

  

   实证主义者主张必须严格地区分事实与价值。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家用实证主义方法所收集的经验资料就是社会事实本身,而社会科学家对经验资料的研究和解释 也必须排除一切价值观念,以期达到绝对客观的认识。而解释学者对人之存在的局限性和不可彻底消除的先入之见的肯定已经在根本上否定了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的 可能性。事实上,这里所涉及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本身就包含在客观和主观的二元争论之中(在本文的最后一节我们将看到,事实与价值的问题还有其另一 面)。简而言之,客观主义立场主张严格地区分事实与价值,而主观主义的立场则反对有所谓的外在于价值的对事实的描述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事实本身就 是具有价值因素的,这使之在根本上区别于自然现象,它之所以被纳入客观事实的范畴,就在于其价值因素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而存在的,而在事实与价值的 争论中的价值一方则是专指研究者的价值立场而言。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一旦我们的心灵不只是一个消极的镜子或实体——这也许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因为甚至 客观的知觉也只能来源于估价——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的世界之中,这一价值的世界在一种自主的秩序中安排了实在的内容。”⑦在齐美尔看来,一方面价值具有主 观性,它是对作为物质实体的对象的判断,是固有地内在于主体的,因而从来就不是物质实体的一个属性;另一方面,齐美尔认为这个主观性仅仅是暂时的,实际上 它并不是非常关键,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否定价值是物质对象的属性,一旦完成了这一任务,它就要让位于一种社会的客观性,此种客观性表明了非自然的主观性的价 值对于个人主体而言依然可能是客观的,它能够独立于个体对它的认可而存在⑧。如果我们抛开齐美尔的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倾向,那么齐美尔的观点无疑是具有启 发性的。价值尽管是一种非自然的人类文化现象,但除去那个自然的基础不谈(没有自然的基础文化便无从谈起,但文化并不因此而能够被自然所还原),价值可能 既不只是一种个人主体的内在性构成,也不是一种完全外在于个体的所谓自主的集体或结构的因素(或者说客观的主观性因素);价值在分析上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 的,个体的价值同时也就是社会的价值,而后者也不可能独立于行动者们共同的实践活动而被生产或再生产,既没有绝对的个体也没有绝对的社会,二元论所宣扬的 彼此对立的个体与社会其实质不过是理论分析的抽象建构罢了。

   我们认为,价值是一种奠基于自然物质基础之上的非二元论的社会历史性的现象。换句话说,它正是人的社会历史存在的局限性本身,说我们不可能不有限地存在, 也就等于说我们不可能不采取某种价值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家所描述的经验事实并非绝对的事实本身,它总是隐含了某种价值的判断(各种经验资料的收集方法 显然已经十分隐蔽地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实证主义方法和解释学方法便是两个彼此对立的大的方面)。它是一种超越了主客观二元论的社会历史性建构,体现了 特定认识立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正是特定的价值使此种关系得以可能,尽管这些价值本身也为我们的认识带来了局限性。而作为对此种经验事实的解释的社会 科学理论自然也不可能排除价值的存在,它在经验描述的价值取向之上又增加了理论阐释的价值特征,这种双重的建构并非只是来自于某个研究者个人的主观价值, 也并非只是客观的社会价值的产物,它超越了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虚构。

  

三、理解与规律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把握可用于预测的规律,而是在对象的独特的和历史的具体性中去理解对象⑨。他写道:“无论包含多么普遍的经验,目标也 不是去证实和扩展这些普遍的经验以获取有关一个规律的知识,例如人类、民族和国家是如何演进的规律,而是去理解这个人、这个民族或这个国家如何是其所已经 成为的样子的——更概括地说,其成为这样是如何发生的。”⑩此种观点明确地将解释学的理论抱负与实证主义的理论目标区别开来,解释学所强调的是理解而不是 因果说明(causal explanation),后者所依赖的归纳程序在伽达默尔看来并不能够使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human sciences)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11)。如果人们在伽达默尔的意义上将解释的逻辑前提设定为人的主观意义(或先入之见),那么实证主义者所 遵循的归纳程序的确也就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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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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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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