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董仲舒与儒家思想的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公羊学的探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5 次 更新时间:2019-05-22 11: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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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  

  

   内容提要:徐复观对于儒家的政治观念有一个基本的设定,即民本政治。徐复观认为,董仲舒与一般传经之儒有不同的两大特性:第一个是通过《公羊》来建立当时已经成熟的大一统专制的理论根据;第二个是他要使《公羊》成为其天的哲学的构成因素。董氏春秋学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属辞比事”“辞指”“微言大义”。这些方法主要是为了彰显《春秋》大义。董仲舒之所以着力构建天的哲学,其真实背景是因为认识到,如像先秦儒家那样用人格修养的方式来制约权力无边的皇帝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通过“天”的力量来制约;其次,通过对天道的解释,以儒家的尚德思想来稀释法家的严酷法律的影响。董仲舒通过春秋董氏学和天的哲学,完成了儒家形态和内容的重大转折。但其基本的精神,依旧是先秦儒家的尊民抑君的精神。

   关键词:董仲舒/儒家/公羊学/春秋学/徐复观

  

   现代新儒家,虽然其核心话题是民主政治与中国思想的关系,且均富有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但是其致思方向稍有不同。如果说,唐君毅和牟宗三致力于儒家心性之学的阐扬和超越精神的发掘,那么徐复观和张君劢则更关注政治和制度层面的分析。而其中徐复观尤其关注秦汉的思想和制度之间的关系。陈昭瑛说:“当其他新儒家倾力于发展宋明理学的形上学时,他(徐复观)却把心力放在两汉的史学、政治、社会、经济等思想。他以一生所学,印证了先秦儒家无事不关心的性格以及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也暗示着儒学必须建立自己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人类学及文艺理论,才能使儒学成为对当代社会具有解释力乃至改造力的思想体系。”[1]对此,《中国人性论史》和《汉代思想史》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明证。

   徐复观先生缘何对两汉的思想关注甚多,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汉代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儒家与中国政治结盟的开端。单纯就思想形态而言,孔孟荀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基本形态,但是,在春秋战国纷乱的社会中,这些观念并没有真正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得到落实。而汉代,随着大一统局面的稳定,儒家的“守成”特性,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到。

   就儒学内部而言,儒家思想如何与汉代的政治相结合成为主要的关注点。一部分人侧重于制度建构,例如叔孙通等人制定的朝仪,以及儒生们对于明堂、封禅等制度的讨论,使儒学与实际的政治运行不断地结合。另一部分则想在结合的同时保持儒家对于现实政治的批评性。如陆贾、贾谊、赵绾、王臧、辕固生等一直在强调儒家的德治相对于法家的压力政治的优越性。与此同时,儒家经典系统也在进行有机的调整,在“受命”“改制”等观念的影响下,儒家的经典一一特别是《春秋》——被儒生塑造为“为汉制法”,这样,经典与现实政治之间的依赖关系被重构。

   汉王朝在建立之初,在制度上多是因循秦制,而在汉武帝之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最关键的是董仲舒之“天人三策”,试图以儒家的观念来改变汉初以来奉行的黄老道学,提出“独尊儒术”来确立儒家思想主导性,以“五经博士”来取代秦以来的成分复杂的博士制度,而公羊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一面是革秦之旧,排除了百家,一面是复古之统,专尊了六艺,专尊了古王官学,而同时又是汉代新王之创法,与古王官学性质又不同。但实际这只有孔子《春秋》是新创者,其书才始不是旧官学,而是为汉立制的新官学。因此,汉廷五经博士,无形中便让公羊《春秋》占了主脑与领袖的地位”[2]。

   徐复观先生对于汉代思想的关注是整体性的,但是因为春秋公羊学在汉初思想和政治实践中的特殊性,所以,分析徐复观对于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徐复观对于汉代儒学的理解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一、徐复观论董氏春秋学的形成

   徐复观先生对于儒家的政治观念有一个基本的设定,即民本政治。他认为孟子所提出的“民为贵”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以贯之的立场。因此,无论是君主,还是在君主上面的神,人君所依凭的国,其存在的目的是民,只有民才是政治实体,而其他都是“虚位”。

   因为儒家存有对人的尊重和对人性的依赖,所以儒家否定了政治是一种权力或利益游戏的观念,也否定了国家是一种暴力压迫工具的观点。德治作为一种内发性的政治形态,看重人性之所固有的善的自觉和扩充,这与重视外在制约的刑罚不同,礼才是社会治理的良方[3]245-246。

   在徐复观看来,经过秦代的暴政,儒家的思想受到了空前的压制,一方面是因为焚书坑儒的行为,使“六经离析”,另一方面则是严刑峻法的效率论取代了儒家德治的宏大理想。这样的局面延续到汉代初期。虽然不断有儒家学者强调儒家学说对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但是法家和黄老道学的混合依然是汉武之前的主要的统治观念。所以,董仲舒之《春秋》学所要做的,是在汉代新的政治格局里为儒家寻求一种思想和制度之间的张力,即儒家要成为新的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但又要避免为政治权力所控制。“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4]2526。

   对于众说纷纭的春秋学传承谱系问题,徐复观先生认定汉代公羊家的传承枢纽是董仲舒而不是胡毋生。他说,关于公羊学的传授,《史记》列董仲舒为首,而《汉书》将胡毋生居首。但事实上,董仲舒是真正的儒者宗主。对于有人将董仲舒看作是胡毋生的弟子,徐复观加以明确的驳正。他认为《史记》和《汉书》都认为他们是同辈①,而从西汉公羊重要人物吕步舒、赢公、眭孟等都是董仲舒的弟子或及门弟子,“由此可断定两汉公羊之学乃出于董仲舒而非出于胡毋生,可破千载的迷雾”②。

   要确立董仲舒的首要地位,必然会面对公羊学的重要议题:“口说”。因为在有的传承谱系中认定胡毋生是最先将“口说”着之于竹帛③,也就是说在成书之前,《春秋》的传承主要是靠“口说”,《汉书·艺文志》说:“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

   以前经学家一般认为,《春秋》三传中,《左传》传事不传义,而《公羊》和《谷梁》传义不传事。《公羊传》长期依靠口传心授,其理由是孔子因有所避讳,而将他自己的意思,通过对于史实的整理而表述,而这些表述的内容在字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而是通过“口说”。

   晚清的康有为肯定“口说”,但认定董仲舒是唯一了解《春秋》“口说”的人。康说,《春秋》之义,不在经文而在“口说”,因为刘歆攻击“口说”背离传文,所以导致“口说”的绝灭,孔子之道也因此不再被人了解。而“董子为《春秋》宗,所发新王改制之非常异义及诸微言大义,皆出经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亚圣,犹未传之,而董子乃知之”[5]357。或许康有为的确以传圣人之意自许,所以他在万木草堂给学生讲课的内容称为《万木草堂口说》,甚至认为:“董、孟、荀三子之言,皆孔子大义,口授相传,非三子所能为也。”“《春秋》之意,全在口说,口说莫如《公羊》,《公羊》莫如董子。”[5]151徐复观不认可《公羊传》中的“口说”。针对何休所谓:“言无闻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而汉公羊、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故有所失也。”徐复观反驳道,说孔子预知秦要焚书,那肯定是后儒的编造。而孔子口述之后,他身边的那些弟子无所作为,一直要到汉代才把孔子的“口说”记之于竹帛,也说不通。

   不过,徐复观用以论证他的结论的理由并非完全说得通,比如,他认为《春秋经》一万六千字,《公羊传》两万七千多字,共计四万多字,这么多的文字靠口头上的单传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论证不是基于材料,而是基于推断,并不一定有效。

   徐复观还认为“口说”是公羊家在与《左传》或别的派别竞争时自高身价的办法。他说,如果说孔子编订《春秋》的时候,因要畏时远害而有所隐晦,要采用口授的办法,那么孔子死后,局势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再“口说”便没有必要了[6]197-202。

  

   二、徐复观论董氏春秋学的特点和基本方法

   不断有学者对于《春秋繁露》的作者提出疑问。对此,徐复观先生认定《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作品,不过,徐复观并不认为《春秋繁露》是一部纯粹的“春秋学”著作,而是将《春秋繁露》中关于天人关系的部分和春秋学部分进行了区分,并由此来说明董仲舒与一般传经之儒不同的两大特性:第一个特性是通过《公羊》来建立当时已经成熟的大一统专制的理论根据。第二个特性是他要使《公羊》成为他天的哲学的构成因素[6]203。

   1.春秋董氏学的特点

   基于对董仲舒思想的特点的把握,徐复观将《春秋繁露》一书中的八十二篇文章分为春秋学、天哲学和杂文三个部分。其中“春秋学”部分是引用《公羊传》来发明春秋之义部分,其范围从《楚庄王第一》到《俞序第十七》,再加上《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二》《爵国第二十八》《仁义法第二十九》《必仁且智第三十》《观德第三十三》《奉本第三十四》,共计二十三篇。这样的说法得到了邓红的支持,并补充说:“如真有必要划分出《春秋繁露》的‘春秋学’部分的话,还应该加上引用了十三条之多的《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及引用了九条的《顺命第七十》等篇。”[7]

   传统的春秋公羊学中,并没有对“天”的本原性和超越性的探讨,不过,这些构成了春秋董氏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是董仲舒对于春秋学的发展。因此将《春秋繁露》分开“春秋学”与“天的哲学”,虽然凸显了董氏春秋学与前代春秋学的区别,却可能会对董氏春秋学、对春秋学在汉代的变革和更化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根据徐复观对于董仲舒的总体认识,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徐复观将董仲舒的“春秋学”和“天的哲学”刻意区分,是为了要将董氏思想中理性的成分和信仰的成分加以区分。也就是说他希望把传统春秋学中被人看作虚妄的部分加以区隔。因为,在徐复观的认识中,《公羊传》和《春秋》本身是“谨严质实”,非假天事以言人道。他总结了《春秋学》的五大特点:

   第一,《公羊传》本身是“谨严质实”的,绝无何休所说的“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亦无三科九旨之说[6]202。

   第二,孔子作《春秋》,意在藉批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事实,以立是非的标准,而非建立一门史学[6]202。

   第三,《公羊传》除了把周王称为“天王”以外,没有出现一个宗教性或哲学性“天”字,这便说明它说的都是人道,而人道与天道,并没有直接的关联[6]202。

   第四,《公羊传》中不仅绝无五行观念,全书没有出现一个“阴阳”的名词,即阴阳的思想还未曾介入。

   第五,对于灾异,徐复观说,灾异与君的失德有关,而天是以灾异警诫人君,这是古老的思想。但是总体而言,孔门不凭灾异以言人事,即是不假天道以言人道[6]203。

   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春秋天人之学④,以《春秋》综贯儒家思想,来褒贬现实的政治,从而将《春秋》作为衡断现实政治的法典。这样,在政治思想上就是要把法家为统治者而统治的思想转而儒家为人民而不是为统治者的基本立场。

其次,董仲舒综合战国末期的许多思想资源,特别是阴阳五行的思想,“把阴阳家五德运会的、盲目演进的自然历史观,转移为政治得失上的反应,于是朝代的废兴,依然是决定于人世而不是决定于天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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