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中国与转变中的世界秩序——儒家思想与杜威及实用主义的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8 次 更新时间:2018-05-05 23: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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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哲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西方媒体的多重解读

  

   2013年末,中国正式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亦即BRI或OBOR)。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大胆的倡议对调节改善世界秩序不无裨益。中国已在理论上提出了包容“共赢”的构想,我们姑且称之为“天下内关系”原则。该主张认为,中国提出的新型投资关系倡议有其深厚的传统思想根源。它体现的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易经》中的宇宙观与政治观。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至少有来自两个方面的动因正在驱使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展开更加深入的探讨。中国国内及国际社会均要求,对这一远见卓识的倡议进行严格的考察。

   在全球范围内,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着“中国冲击说”的看法。尤其是美国媒体不断宣扬着:“中国没有能力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中国所做的一切都被一概加以否定,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不久前,共和党正是通过不断重复粗俗的辞藻,在美国选民心中成功地树立了“被歪曲的希拉里”形象,引发了随之而来的政治后果。如今,以至于出现这种怪状,谁一旦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正面评价,便会受到攻击。诚然,我们应该对所有政府都抱有审慎的乃至批判的评价态度,并对其政策提出公允的意见。但是,只有在批评的声音不足以占据绝对优势,且该批评乃是建立在知情与反思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条件反射的时候,恰当的批判态度才能真正实现其积极的意义。

   诚然,中国自身并非无可指摘,有人认为,中国在快速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抛弃了一部分至关重要的文化价值。这些人认为,其一,中国正在竭力遏制环境恶化的进一步蔓延以及由此产生的有毒污染超标。其二,为根除此前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中国正在开展一场引人注目的反腐运动。这实际说明,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难以承受的、不可持续发展的代价。对此,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纠正以往的弊病。

   引用媒体近期的相关报道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在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之庞大规模的同时也对该倡议提出了疑虑。《经济学人》曾指出:“首先,那些工程项目巨大。依据官方给出的数据,有900个交易正在进行,价值8900亿美元,譬如,从孟加拉湾穿过缅甸进入中国西南部的一条天然气管道,以及连接北京和德国交通枢纽杜伊斯堡的一条铁路。中国宣称,将向‘一带一路’成员国累计投资4万亿美元,尽管没有明确具体的期限。”在相关国家领导人齐聚北京2017春季论坛,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一致意见后不久,《经济学人》再度刊登批评性报道:“‘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的未来规划。中国每年将向已签署计划的68个国家投资1500亿美元。此次峰会(即论坛)吸引了众多外国政要前去参加。人数之多,自北京2008年奥运会以来,尚属首次。然而,鲜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他们大多忽略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该倡议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西方国家应该继续保持乐观吗?”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西方媒体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动机所做的解释和报道呢?首先,在国内经济经历了多年的飞速增长之后,中国方面需要将其过剩的产能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高铁、海港、高速公路、机场等第一世界民族国家拥有的一切装备。中国自身的经济也将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一总体战略目标背后,存在着大量的次要动机。正是这些次要动机的数量及多样性使人们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一致性与实用性产生了怀疑。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基建投资,为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谋取更多的利润。在此之前,中国大多数外汇储备均为低利率的美国国债。中国政府同时还希望借此机会,为中国公司开辟新市场,将国内生产过剩的水泥、钢铁及其他金属制品出口海外。”然而,报道继续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内部缺乏共识,并且人们对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在政治、经济上可能取得的成功抱有审慎的怀疑态度,“一带一路”倡议在进展过程中不乏阻碍:“问题在于,这个雄心勃勃的倡议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与美国国债相比,中亚地区风险颇高的建设项目果真是更好的投资选择吗?”

   文章最后总结道:一方面,“欧洲人”有充分的理由“选择置身事外”;另一方面,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很多问题”,但中国政府继续向前推进的决心不会动摇。随着身处困境的美国慢慢陷入自我孤立主义的旋涡、欧洲在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的循环中日益分裂,中国任何关于发起国际倡议的意图都会被解读为,“中国正公然企图单方面宣告自己是另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当然,欧美对中国崛起的解读自有其一系列假设作为前提,而这些假设已经先行地将欧美在现有世界秩序中的统治地位认作理所当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欧美在过去一个时代所营造的地缘政治稳定局面,使得中国能够在经济上、政治上迅速崛起。

   显而易见,《经济学人》以及西方一些媒体的“中国冲击说”有不少是夸大其辞或片面的,甚至是误读。但是这也从另一角度提醒中国,除了要对“中国冲击说”进行回击外,中国自身亦亟需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出澄清。实施“一带一路”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化发展。在落实这一倡议的过程中,中国要想坚持走好自己的发展道路,就必须深入、透彻地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思想背后的文化历史以及阐述其背后的思想。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历史语境进行阐述,中国学界将帮助人们对该倡议正当且高远的目的形成更加清晰的认识。这样一来,评价及认可“一带一路”成就的标准也会随之确立。从典籍中取义、全面认识文化中国的价值观,可以为经济中国、政治中国实现其宏伟蓝图提供思想资源。

  

消除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杜威思想与儒家价值观的共鸣


   显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一带一路”、什么不是“一带一路”,对于西方国家及中国均有裨益。“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共赢”与“多样性”乃是“一带一路”倡议所奉行的两大基本价值观。

   饶有趣味的是,毕生倡导“民主”的哲学家约翰·杜威,依据他本人对这一政治“思想”的理解认为,“民主”可立即与儒家两大基本价值观产生共鸣:一是在多样性中实现共赢;二是包容的“大社群”。在杜威看来,民主以及经由民主产生的社群,倡导的是具有包容性、道德完美的精神生活方式,该方式将帮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进一步完善生命体验。那么,我们能否借由富于变化的杜威价值观与儒家价值观在提倡共赢与多样性方面达成的共鸣,消除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进而帮助人们共同深入理解其中的理想呢?

   杜威知道,形式是顽固的,它不会自发地进行改革。正如杜威需要对作为民主之基础的“思想”进行阐释,并且需要借由“思想”对民主的稳定形式不断加以评估一样,我们在此也有必要展开一番区分: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及其背后的思想捕捉到了中国正在传承和发扬儒家有价值的理论和学说;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儒家学说和思想借鉴到“一带一路”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在美国,杜威在其所在的时代被称为“美国的哲人”。在美国公众看来,杜威就是他们最好价值观的体现。他享有极高的公共声望,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在就任何高深的话题做出决策之前,必须征求他的意见。对于杜威,中国人也并不陌生,杜威曾被德高望重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蔡元培称为“孔子第二”。或许是杜威所倡导的“民主”观念与儒家关于培养和维持社会、政治及宇宙秩序的包容性,即“和”这一基本原则所产生的共鸣,为杜威赢得了如此高的赞誉。这两种模式——杜威的民主与儒家的“和”的目的均在于,充分利用差异,追求最为卓越的成果。对于杜威而言,民主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互来互往的社群。在其特定成员的共享“共赢”与不断展开的多样性中,这个社群具体地、逐步地成型。杜威将这些特定成员称为完成了的“个性”。

   杜威发展了对民主“思想”的宇宙论解读,并以此作为检验标准,对抗美国在推进自由民主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不幸倾向:民主偏离了作为其安全港湾的定义前提。为此,杜威开创性地区分了民主“思想”(有时是“理想”)与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民主。在《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杜威就“一般社会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做出如下定义:“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民主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个体依照组织与指导其所处团体之活动的能力而定之职分;个体根据维系团体价值观的需要来参与。从团体的角度而言,它要求激发大家的潜能,并使大家在共同的兴趣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协调。”

   我们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假如误解杜威的语言——一直以来它常常被误解——我们可能背离他更为深邃的含义。对杜威来说,“个体”与“团体”不是已然分离的,更不是可以分离的实体。相反,既然杜威视经验全体为所有思考的出发点,那么情境必然先于抽象主体,关系性必然先于抽象个体。他的要点很简单:我们不是进入关系,而是我们自始至终完全植根于关系之中,并且由关系构成。对杜威来说,民主是对这个问题的宇宙论解答:我们如何壮大这些初创的、建构性的、“社群中个人”间的关系,以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杜威认为,这样的发展将会带来道德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宗教的红利。

   虽然,从实现“个性”的角度而言,杜威的民主“思想”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彻底的、完美的、终级的关系性理想,但是,正如杜威所言,“民主的思想”是“社群生活的思想本身”。在杜威看来,它是这一“大社群”中每个人及所有人的“行动和经历”,而这对于杜威来说,正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来源和实质——当每一“个体”独一无二地、相互协作地建构其所属社群并同时被其所属的新兴社群所塑造时,所体现出来的焦点式的、全息性的“个体”间的优化关系性。

   这里的逻辑很简单。我们既然由我们的关系所建构,那么,如果我们的邻人做得更好,我们也应相应改善。因此,杜威认为,民主的“思想”在根本上是一个道德的、审美的和宗教的企望。从正面讲,这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发挥建构社群之关系的基本审美策略;从反面讲,它可以说是这样一种共识:这些关系蕴含的任何强制力都是对社会创造性的一种削弱。塑造一个人的社群关系以充分利用其独特的个性,正是杜威将体制化的宗教施于其追随者的强制暴力与真正“宗教性”相区别开来的意义所在。

   (一)杜威民主“思想”的宇宙论基础

   杜威为什么会将经验全体作为以审美为基本原则的民主“思想”的基础呢?在其漫长学术生涯的早期,杜威曾在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中明确说明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展开路径。在《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一文中,受其智识导师威廉·詹姆斯启发,杜威列举了一个明显的例证。他通过孤立与排除各种相关因素,对持续不断的经验展开回顾性分析,说明了“旧心理学”如何对詹姆斯所说的“心理谬论”负有罪责。自笛卡尔提出二元论以来,在心理学的基本准则中,反射弧的神经回路就一直处于被曲解的状态。“刺激”、“思想”与“反应”被分割为同一链条中相互分立的各个环节,并由此将“刺激”作为“思想”与“反应”的“原因”与“解释”。对此,杜威针对其中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如下意见:其一,“不同于其在感官运动系统中的位置及功能来解读感觉、思想及行为的特征,我们仍然倾向于借由我们对感觉、思想及行为所做的严格区分的预设思想来解读后者。感官刺激是一个方面。其二,中枢行为代表思想。其三,运动反应代表适当的行为。需要看到的是,感官刺激、中枢联系及运动反应将被视为单一的、具体的全体,即现在所指的反射弧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与功能因素,而非相互分立的、自身完整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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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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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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