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昶:回归国家:重新思考大分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8 次 更新时间:2019-10-26 22:17

进入专题: 大分流   国家   工业革命  

刘昶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回归国家”学术思潮,影响到近年来东西历史大分流的讨论,推动其重新审视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三本较有影响的关于大分流讨论的近著(《强权与富足》《大分流之外》《国家、经济与大分流》)都强调近代中国和欧洲在国家能力上的差异是导致东西方历史大分流的重要原因。以国家为中心议题带来了值得关注的新研究动向。首先,重新强调从长时段看东西方历史的大分流;其次,重新从东西方历史的内部寻找大分流的原因;再次,强调国家的能力和作用是中西历史大分流的主要原因;最后,更加重视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关于大分流这一多层面、大尺度的历史现象的讨论,拓展和深化了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理解。


“回归国家”,或者说“找回国家”,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强大的学术潮流,其主要的学术主张是要在宏观社会科学研究中重新把国家放在中心的位置,反对各种各样的还原论、机械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国家观,而主张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在社会生活中相对自主自律的行为主体,有自己独立的行动议程和利益诉求,而非简单的阶级统治工具或社会集团竞逐利益的舞台。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更多地关注和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影响和形塑,而不是相反。


这场学术运动影响巨大,整个社会科学各领域都受到其冲击,并且在近年来溢出了社会科学的边界,影响到历史学特别是宏观历史议题的研究。比如,在近年来东西历史大分流的讨论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新动向。


东西历史大分流的讨论主要是由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在2000年出版的历史比较著作《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引起的。彭慕兰挑战了史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这种观点主张东西方历史在近代分流是由于西方(欧洲)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长时段积累的优势造成的。彭慕兰不认同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与同时期的西欧相比毫不逊色,特别是中国的江南,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前夕,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欧最发达的英国旗鼓相当甚至表现更优。如果说,18世纪中国经济因为资源和生态约束而陷入“内卷化”无法自拔的话,那么,英国和西欧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使英国摆脱生态约束的困境并率先实现向近代工业社会成功转型的主要原因是海外殖民掠夺和易于开采运输的煤矿。也就是说,使英国和西欧在1800年前后出人意外地超越中国、造成东西方历史大分流的不是其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内部因素,而是由于某种外部的和偶然的原因。


彭慕兰的著作在国际历史学界立刻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关于东西历史大分流的讨论。这场讨论规模之大,参与之广,堪称新千年以来史学论战之最(没有之一),其影响则远远溢出历史学界,而且至今为止这场讨论还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


大分流的讨论一开始基本围绕彭慕兰及加州学派提出的观点,集中在经济层面,特别是生产力的层面,对于生产关系和国家等制度层面的讨论相对忽略。随着大分流讨论的深入,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作为政治制度的国家及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显然是受到了“回归国家”的学术潮流的影响。本文打算介绍近年来出版的三本关于大分流讨论影响较大的新著,并对这些著作中反映出来的新的学术动向做一些讨论。


第一本著作是芬德利(Ronald Findlay,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与奥罗克(Kevin H. O’Rourke,牛津大学教授)合著的《强权与富足:第二个千年的贸易、战争和世界经济》。该书英文原著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这是一本讨论公元第二个千年世界贸易史的著作,甫一出版就得到了学界和读者很高的评价。作者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为什么从1500年开始西方国家逐渐走向富足和强大,而其他地区则停滞不前,甚至走向相反。


作者在导言中说该书的目的是讨论“上一千年世界贸易格局和结构的演化”。要做这样的研究,以单个国家为单位来分析显然不合适,因为在这个千年的长时段里,国家兴亡分合、变动不居,无法把握。作者认为合理的做法是把世界分为不同的区域来进行研究。他们结合地理、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把世界划分为七个不同的区域,分别是西欧、东欧、北非和西南亚(伊斯兰世界)、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全书共分十章,除了第一章导言外,其余九章基本上是按年代来论述这千年中这些地区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史,只有第六章是讨论工业革命。而这一章按作者的话来说,是全书的轴心。作者指出:“工业革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事件”,一方面,它启动了那些决定国际贸易未来进程的经济力量,另一方面,它又是之前各种政治和经济走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作者反对将工业革命看作仅仅是英国和西欧内部发展的产物,而是强调,世界上所有的区域都通过贸易、技术转移以及武力相互影响,“参与了这一进程”。


从全球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及由贸易引起的冲突和战争来讨论这一千年的世界历史是本书的一个基本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作者要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为什么是英国?为什么是西欧?学术界关于工业革命的起源有很多解释,作者指出 ,要回答工业革命的起源,最关键的问题是理解国际贸易对当时科技突破的影响。而他们对此的回答是:一、如果工业革命没有在全球框架中运行,即从世界市场获得原材料,通过世界市场销售最终产品,工业革命中的科技革新可能不会产生这么持久深远的影响。二、如果没有贸易,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发明家们发明的成果也就没有这么显著的作用。因为与工业革命相联系的技术突破不是以纯知识的名义被发明出来的,而是经济人追逐利润的结果。在工业革命前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英国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英国的出口在国内总产出的份额一直保持增长。当时英国的工业扩张和技术革新强烈地依赖海外贸易和海外市场。而在“一个信奉重商主义、国家之间纷纷排除竞争者以保护本国市场的时代”,要维持不断扩张的海外贸易,就必须保持强大的海上力量。在这一时期,英国通过多次贸易战争,击败荷兰与法国成为最强大的海上霸权,从而保护和扩张了英国的海外贸易和海外市场。可以说,贸易和海军两者相辅相成,为英国带来了“强权与富足”。而英国之所以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就是建立在这种强权与富足之上的。作者总结说,如果“承认贸易在工业革命中的重要性,以及军事力量在贸易市场拓展中的重要性,我们能合理地推出以下结论:英国海外军事的成功能解释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法国率先变身为成功的工业化国家”。


那为什么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欧洲而不是亚洲呢?作者认为除了海外贸易和扩张外,欧洲成功的另一个可能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是欧洲竞争激烈的“国家系统”。“欧洲的政治分裂使相互竞争的欧洲各国不受单一中心的控制。”这种激烈竞争的国家系统是欧洲长期成功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它为个人的思想自由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障,因为人们可以用脚投票,移居到更自由的国家。这样的“退出选择权”使欧洲出现了一个活跃的“思想市场”。而共同的欧洲文化使各种思想可以在不同国家间顺利传播。另一方面,欧洲的国家系统使欧洲各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不断进行激烈的竞争,从而迫使各国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不断改进和提高以争取优势、压倒对手。这方面,中国恰恰是一个反例。国内的统一与和平使得清代中国在军事技术上停滞不前。


除了上述制度上的优势外,西欧优越的地理位置也是其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作者说,地处欧亚大陆西陲,西欧在13—14世纪得以免受蒙古兵锋的扫荡和破坏。而当伊斯兰势力控制了中东和东方贸易时,辽阔的大西洋又便利了西欧人向西从事海上探索和海外扩张。美洲新大陆则恰恰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与欧洲大陆一洋之隔,距离最近,而且风向和气候有利于跨洋的航行。这些地理优势是世界其他地区不具备的。


最后,作者总结说,“欧洲相对于亚洲的优势显然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慢慢积累而成的”。“自第一个千年之交,西欧内部确实存在着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利的外部影响”,而贸易则在支持中世纪和现代社会早期的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者再次强调,贸易加上海外扩张是欧洲率先起飞和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


第二本要介绍的著作是王国斌(Bing Wong)和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合著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本书英文原著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王国斌是加州学派的重要成员,在彭慕兰发表《大分流》之前,他就在1997年出版了比较中西历史的专著《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在这本著作中他挑战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反对以近代欧洲的历史经验为标准来解释和评判中国历史,强调要立足中西历史本身来理解其各自的变迁,并主张在比较研究中要以中国和欧洲互为主体,即用欧洲的经验来观照中国,也要以中国的经验来观照欧洲。该书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方面比较了中国和欧洲的历史经验,认为明清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并无明显的优劣高下之分。而中国国家在某些能力上,比如对农业人口的征税和人口清查登记方面,表现要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国家。通过比较,王国斌认为在工业革命前,中国与欧洲存在着相似的经济发展动力,这种动力本身并不必然会推动中国和欧洲走向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可能只是一种偶发性联系,而不是因果性关系”。王国斌的这一观点与彭慕兰《大分流》中的观点非常契合,因此得到彭慕兰著作的很多呼应,成为加州学派大分流讨论中的一个基本论点。而王国斌和罗森塔尔的这本新作则反映了他们对这一场学术讨论的进一步思考。


在这本新著中,王国斌和罗森塔尔对中西历史大分流的看法与彭慕兰的《大分流》相比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并且在研究上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推进。彭慕兰称赞此书对大分流问题“提出了清晰、原创和挑战性的论点。无论在实际内容上还是方法论上,本书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两位作者认为中西历史大分流发生的时间要大大早于1800年。他们说:“我们相信在1750年以前,也就是能源和新大陆资源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之前,中国和欧洲就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于19世纪欧洲和中国经济发展影响至深的许多关键性差异,其实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尤其是1650年至1800年间的政治架构,其实早已成为定局。”其次,他们不再像彭慕兰那样,强调新大陆和英国煤矿的分布这样的偶然因素对大分流的决定性作用,而是力图为中西历史大分流寻找内在的、制度性的原因。


两位作者一开始就强调要比较中西历史大分流,首先必须确定适宜比较的“分析单位”,这个适宜的分析单位不是欧洲的民族国家,因为中国在疆域的空间规模上要大大超过任何一个欧洲民族国家,拿欧洲的民族国家与中国相比显然存在巨大的错位。所以他们提出中西比较“不应拘泥于特定的民族国家”,“而应将规模相似、各自发展的政治单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如欧洲和中国”。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必须从长时段的历史演变来理解中西历史的大分流,并寻找经济变迁背后的原因。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们对中国和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的经济政治变迁做了长时段的比较。


从政治上看,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中国和欧洲最显著的差别是,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帝国,除了短暂的改朝换代时期,中国长期享受着内部和平。而欧洲则分裂为许多国家和较小的政治单位,相互间不断冲突和竞争,经常处于战争状态。长时段不同的政治环境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后果。在欧洲,为了躲避战争的破坏,制造业逐渐向城市集中,以求在城墙之内获得保护。而在中国,和平安定的环境允许制造业分散在乡村,以利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就近获得原材料。中国和欧洲在制造业空间布局上的差别又进一步影响了要素成本的价格。因为与乡村相比,城市中的资本相对丰裕而劳动力则相对稀缺,因此城市中的资本成本相对便宜,而劳动力成本则会相应较高。这种相对要素成本的变化经长期积累会使得城市的制造业越来越倾向于用资本来取代劳动力,也即用资本来发展技术以节省劳力。长此以往,欧洲城市制造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就越来越高。


工业革命的发生就是这个漫长历史过程一个结果,遵循的是相同的经济逻辑。“这个历史过程发生在整个欧洲,并不仅仅局限于英国”。所以作者多次引述当代英国著名经济史家艾伦(Robert C. Allen)的观点,强调工业革命的突破,相对价格是“最重要的幕后推手”,“工业革命的一系列奇迹般的发明,很多都可以用相对价格来解释”。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中国和欧洲在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及要素构成和技术路线上的差别更加扩大,使得工业革命这样的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更有可能发生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而不是中国的任何地方”。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中国和欧洲因制造业空间分布不同造成的“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差异,是造成中西历史这种长时段渐行渐远、分道扬镳的最关键原因。


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对中国和欧洲的另一个重要政治经济影响表现在国家财政方面。在中国,当国家处于和平时期,通常能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并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如水利、交通、教育、救荒、慈善等等)。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各个国家为了应对频繁的外部战争不得不增加税收,改革财政制度来提高效率,并想方设法开辟新的财源。结果,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税率大大高于中国的税率,而且通过大量增加间接税(如关税、消费税和印花税)及借贷和发行国债来满足日益扩张的财政需求。


虽然欧洲各国的税率比中国高很多,但政府的收入基本上用于军事开支,通常会占到政府收入的70%至90%,提供的公共物品却大大不如中国。不过,中国的制度虽然更有利于当时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斯密型增长”,“这种增长并不一定会将整个经济带入工业化轨道”。相比之下,虽然欧洲各国的财政制度对当时的经济汲取多于投入,但它“也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正面效应,使欧洲拥有了一些中国不具备的优势”。比如,不断增税的压力引发了统治者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从长远的视角来看,形成了一种有益的刺激,“促成了未来的政治和经济转型”。另一方面,政府对武器的需求和对军事技术的热心支持,促进了技术的变革,并使与战争无关的领域也因此受益。


纵览全书,两位作者对明清中国的观感和评价更为积极和正面,他们在比较中反复强调统一和平的中国在十九世纪前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比饱受分裂和战乱困扰的欧洲在经济和公共福利等方面表现更为出色。他们认为:“在近代早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比欧洲的政治经济更有可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另外,中国的行政官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更为成功。因为他们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中维持了长久的政治和平与社会安定,这对于欧洲人而言不仅是难以做到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在他们看来,欧洲后来通过工业革命超越中国并非必然,所以他们反复用“意外”“歪打正着”这样的字眼来说明欧洲各国间的政治经济竞争带来的正面作用和影响,力图表明这种正面效应并非出于欧洲各国统治者的直接意图,而只是意料之外的长期后果。这显然是要坚守加州学派一贯的立场,避免欧洲中心论和决定论的批评。


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本著作是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的《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本书英文原著由 Bloomsbury Academic于2015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18年出版。弗里斯教授是荷兰籍的世界经济史学家,现为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他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研究,近年来特别关注大分流的讨论。《国家、经济与大分流》英文原著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


弗里斯在书名上清楚地表明他要讨论的是国家在中国和英国经济大分流上的作用。作者在“导言”里就批评“加州学派”把东西方19世纪历史大分流归之于“偶然”“意外”和“运气”,他强调:“本书的基本目的在于,阐明某一特定的重大区别极有可能是导致历史大分流的主要原因。”而这一“真正重大的区别就是国家的重要性、角色与功能”。为了要说明中英两国国家在大分流中的作用,作者把研究的时段聚焦于“漫长的18世纪”,对英国而言指的是1688年至1849年,对中国而言则是1680年代至1840年代,即从“三藩之乱”结束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段时间。也即是要研究大分流之前一个半世纪的时段里,中国和英国的国家在各自的经济社会变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作者说在关于历史大分流的讨论中,明确赞同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观点并不多见,“本书首开先河”,系统地讨论和比较在这段时间里中英两国的国家做了什么,使英国出现了现代经济增长,而中国却没有。


作者根据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观点,把国家的权力区分为“专制权力”和“基础性权力”。迈克尔·曼认为专制权力是统治者“所享有的、不必与市民社会团体进行日常的制度化磋商的行动范围”,而基础性权力则指的是“国家能实际穿透市民社会并依靠后勤支持在其统治的疆域内实施其政治决策的能力”。弗里斯援引一些政治学者的研究把基础性权力进一步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渗透能力”,即国家深入社会直接与民众互动的能力;二是“攫取能力”,即国家从社会攫取资源的能力;三是“谈判能力”,要使国家的攫取能力稳定、持久和有效,国家必须与其他社会集团进行谈判。这些能力的发展会加强国家与社会主体之间的互惠关系,使得国家权力的渗透激发出更多的经济与社会能力,并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因此作者认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具有协调经济并使经济实现完全转型的能力,并指明在对中国与英国及西欧其他国家的比较中,这种区分“关系重大”。


除了长篇导言外,全书共分八章,分别比较了中英两国在这一时段的政府收入、支出、财政与货币、人事、军事与经济、经济政策、帝国与经济、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然后是简短的结论。作者强调他在书中力图摆脱“宏大叙事”的风格,尽量用事实来说话,因此全书的内容主要是描述性的,并尽可能地给出量化分析,目的是准确地说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实际差异。


以政府税收来看,在18世纪后期,英国的人均税收是当时中国的20倍。在19世纪初,英国的人均年税收是550克白银,而同期的中国人均年税收仅为30克,英国是中国的18倍。英国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在18世纪为9%—16%之间,而在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时期上升到20%以上,甚至36%。而清代中国的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在18世纪为4%—8%,到19世纪30年代,也只有8%。以人均负担和GDP比重来看英国的税收不仅比中国高很多,而且税收的增长速度也很快。1680年至1815年间,英国中央政府税收从200万英镑增至6000万英镑。剔除通胀因素,增长了9倍。而同时期中国政府的税收总量的增长微乎其微,人均税负甚至下降了。除了数量上的差别,中国当时的税收主要来自田赋,而英国的税收主要而且越来越依靠关税和消费税。关税和消费税的增长潜力远远超过田赋,而且征收更容易。


在政府支出方面,中英两国政府支出的大项都是军事开支,但从人均负担来讲,英国的军事支出要大大高于当时的中国。1760年代至1820年代中国的人口是英国的20倍,而军事总支出在扣除物价因素后仅为英国的1.8倍。折合成人均军事负担,英国是中国的10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清政府如加州学派所宣称的那样,把更多的政府支出投入到社会福利方面。弗里斯的比较发现,18世纪清朝中国的官仓给民众提供的谷物,用货币价值衡量不会超过当时中国GDP的0.5%,而在1688年至1850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贫困救济支出占英国GDP的1%~2.66%之间,明显高于中国。所以把清代中国看作是相对高福利的国家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英国征收了高比例的税收,但还是满足不了政府不断增长的开支,需要靠巨额的借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在整个18世纪,英国政府30%的开支来自借债。在19世纪初,英国的国债如果摊到人均,相当于中国人均年收入的11倍!而中国直到19世纪中对国家债务还一无所知。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巨额财政需求,英国在这一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在历史上这些改革被称为“财政革命”。主要的制度创新包括:创建国家银行,发行国债,改进债券和股票的使用,改进保险系统,公司法的改善,等等。这些制度创新大大增强了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弗里斯说,“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调动如此多的资金,并且还能将这种能力保持如此长时间”。虽然弗里斯不像许多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家那样,把这些制度变革与英国后来的工业革命直接联系起来,但他承认:“若要理解英国国家与经济极强的灵活性,以及它实现强权与富足的潜力,与光荣革命和财政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变革可谓至关重要。”与英国比较,同时期的中国财政体系就相形见绌。中国没有国家银行,没有“正式的、制度化的途径”,使经济精英可以参与政府财政和国家事务。英国财政革命中创建的各项制度,中国一项也没有。


清朝政府不仅在财政规模和管理上远逊于英国,在官员和军队的相对规模和质量上也无法与当时的英国相比拟。弗里斯比较发现,18世纪英国和当时清朝的正式官员人数相当,如果按人口比例来计算,英国公务员的数量是清朝的30倍。?英国的军队相对规模也大大超过中国。不仅如此,英国官员的专业水准和军队的训练与装备也远超中国,而英国官员和军人的收入和待遇也比清代中国的要优渥得多。在1750年内至1850年间,英国官员和军队的数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而中国则急剧减少。


通过这样系统的比较,弗里斯总结说,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的效率和基础权力日益增强,而中国则在清朝全盛以后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弗里斯从国家基础权力的三个方面分析了清代中国。首先,清代中国国家在社会中的渗透能力是羸弱的,而且越来越弱。统治者与民众直接接触和互动的能力很差,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其次,它的攫取能力也相对较弱。与英国相比,它只从社会上攫取了很少的资源和财富,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再次,为使这样的“攫取能力”可以稳定、规范、持续和有效,国家需要有充分的能力与主要社会权力集团进行谈判。清代国家在这方面的能力与英国相比也非常薄弱。清代中国不存在这种谈判程序,也没有全国性的自治团体能够在一种“制度化的”常规框架下与政府谈判。由此,清代中国国家的基础权力很弱,从整体上看,“中国缺乏相应的战略来协调整个经济,使之实现结构变革乃至走上增长之路,随着帝国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经济越来越多样化,这样的战略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即使在最辉煌的时候,清王朝在国家能力方面也是一个羸弱的国家。”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中英两国在国家能力上如此巨大的差别呢?弗里斯的答案是,“两国政府运作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清朝统治者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基本上是安全的,因此他们关心的就是维持现状。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中国都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对外部世界缺少交流与了解。以当时的情况来讲,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能说是不理性的”。而同时期的英国则面临着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求生存,成为英国政府时刻萦绕心头的最大焦虑。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英国政府必须时刻思考如何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如何筹措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军队和经常发生的战争,如何获得各个社会集团的服从、合作和支持来确保日益增长的税收和借贷,如何促进本国的经济和贸易来不断增加税收和开辟财源。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他们就无法维持现状,而必须不断追求制度上和技术上的创新,以保持经济和军事上领先或至少不败的地位。当然不仅仅是英国,当时所有欧洲国家都面临同样的压力,也在做大致同样的努力,英国只是其中的优胜者。


在这样一种多国竞争、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欧洲各国在近代早期的经济政策都是重商主义的,而重商主义的起源地恰恰是英国,英国在这方面也做得“最为成功”。对于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政策,弗里斯做了如下概括:英国政府“在积极引导经济向某一特定方向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它是一个十足的干预主义政府,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其经济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重商主义政策,这意味着政府表现出两面性。对于与国内市场有关的事务,……英国政府明显日益倾向于自由放任。至于与国际竞争和‘国家利益’直接有关的事务,在进入19世纪几十年之前它并没有采取干预主义的政策,但此后干预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厚。英国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占GDP的比重都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如税收、补贴、关税和禁令等,支持和促进制造部门和贸易部门的发展,它认为这些部门对本国经济至关重要。它与企业家和商人‘谈判’,经常扶持他们,为了帮助他们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弗里斯认为,英国实现经济起飞,进入自我维持的增长阶段,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工业社会,主要是发生在重商主义体制的背景下的。重商主义毫无疑问推动和促进了英国现代经济的崛起,除了其他的条件外,正是重商主义使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最后,弗里斯强调,不能简单地在重商主义与现代经济转型和增长之间画等号,重商主义不是导致英国现代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是从英国经济起飞时的具体情形来看,他认为可以肯定重商主义是第一个现代工业经济体兴起的“必要条件”。


以上是三本著作的基本观点。国际学术界近年来关于大分流的论著很多,这三本是影响较大,并有中译本出版的。从三本著作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大分流讨论中国家的“回归”。这三本著作关注、讨论和争辩的主角都是国家,都强调国家/政治制度应是讨论东西方历史大分流的中心议题,并认为国家能力与大分流密切相关。这一点弗里斯的观点特别具有代表性。尽管王国斌和罗森塔尔认为近代欧洲国家的能力不见得比清帝国的国家能力强,但他们也承认近代欧洲国家在财政汲取方面要胜过清帝国,而且为了汲取更多的财政收入,欧洲国家不断进行财政制度改革,强化其汲取能力。这使得欧洲拥有了“一些中国不具备的优势”,并有益于“未来的政治经济转型”。


另一方面,这三本著作在讨论经济问题时不是把经济活动看作是社会生活中完全独立的自变量,而是将其置于特定国家和特定政治环境中,更多地考虑国家行为和政治生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过,三本著作尽管都强调国家能力对理解大分流的重要性,但他们都认为国家能力只是造成英国和欧洲在大分流中胜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至于什么是充分条件,大家显然都谨守历史研究者的审慎操守未予言说,而把思考和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


以国家为中心议题,大分流讨论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首先,重新强调要从长时段来看东西方历史的大分流。因为很显然,不同的国家,如中国和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在国家的制度安排、施政能力、财政状况、内外政策、军事力量、意识形态等等方面的差异,并不是一种短时段现象,而是在各自几个世纪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慢慢积累演变而成的。而政治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只有经过长时期的持续积累才会使经济社会的变迁形成难以逆转、越来越强的路径依赖,从而使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发生分流。


其次,重新从东西方历史的内部去寻找大分流的原因,而不再认同偶然论和外因论。因为东西方的国家在制度、能力、运作上的诸种差别必须从各自国家的历史轨迹中去寻找原因,而无法简单归结于偶然和外部因素。虽然王国斌和罗森塔尔反复用“意外”“歪打正着”这样的字眼来强调大分流的发生是意料之外,但他们也无法否认大分流的出现是在事理之中。而他们的研究、比较要解释的正是这个事理,而不是意外。在讨论大分流这样的宏大历史问题时,意外、歪打正着之类的修辞对理解这个事理的实际意义不大,大历史不会有意外。当然所有国家都会和外部世界发生交往和互动,因而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都充满着偶然。但是外部因素和偶然因素如何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变化,还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如何因应。同样的外部因素和偶然因素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更不用说不同的外部和偶然因素会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怎样天悬地殊的影响了。


再次,强调国家能力、国家作用是导致中西历史大分流的主要原因,质疑和挑战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构建出来的以私有企业、自由市场和放任国家为特征的英国近代化经验。这一点在芬德利-奥罗克和弗里斯的书中特别明确。芬德利和奥罗克说:“我们对于将英国的成功归根于其优越的制度(这种制度在光荣革命之后才建立起来,通过约束政府保护产权来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并指出“经济史家的近期研究否定了‘华盛顿共识’的观点,即小政府和低税收是英国经济成功的基础”。


最后,在大分流讨论中,国家的“回归”也促使学界对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愈益重视,以及对由国家与国家关系所构成的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的关注和思考。在做东西方历史比较时,选择什么样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至关重要。近年来的讨论越来越倾向于拉大这两个尺度来做比较。以时间尺度来说,基本上所有的讨论都主张以长时段的视角来比较东西方历史大分流。相比时间尺度,空间尺度的选择显然要复杂一些。因为历史上的中国和西方,不同层面的经济政治单位在空间尺度上存在很多的不对称。若选择在国家层面上进行比较,中国和中世纪以来西欧的任何一个国家相比,在空间尺度上都存在巨大错位。而若把中国和西欧整体做比较,那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国家/政治实体(当然那时候的中国人并不认同中国只是一个国家,而认为中国代表的是天下、是文明),而西欧则是一个多国/国际体系,两者显然是不同的政治单位或实体。上述三个层面(中国区域/西欧国家,中国/西欧国家,中国/西欧整体)的空间尺度是逐级加大的,在大分流讨论中要比较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显然必须选择空间尺度更大的第二个层面,并同时关注空间尺度相对最大的第三个层面。因为只有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我们才能了解国家在其内外环境中是如何建构、生存和运作的,以及国家与其内外环境是如何互动的,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国家行为对相关社会的各种影响。本文介绍的三本著作都不约而同地把国家放在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中来做历史比较。这种历史比较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在东西方历史大分流中所起的不可缺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大分流辩论中大家所关注的国际体系不仅仅只是国家身处其中的环境,它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实体,是一个可以研究和比较的对象。本文介绍的三本著作,特别是前两本,都主张在这个层面做比较的必要性。当然这里所说的国际体系和今天以全球为舞台的国际体系不同。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把全世界联结成一个地球村之前,旧大陆不同区域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国际体系,它们对身处其中的国家施加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如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所看到的,近代欧洲的国际体系中充满激烈的竞争乃至战争冲突,而明清中国虽然也有外部冲突,但这种冲突的性质与近代欧洲各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完全不同。直到鸦片战争之前,明清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内亚的游牧社会,虽然游牧社会对中原王朝的冲击有时可以是致命的,但它却并不像近代西欧各国之间的竞争那样,是一种在同等文明水平之上、也是在同一文明体系之内的竞争。游牧社会与中原王朝不在同等的文明水平之上,也不共享相同的文化,他们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永远无法撼动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优越”地位。面对周边的世界,中国人看不到一个与自己相侔比肩,值得自己去与之竞争,且足以促使自己去反观自省的文明和世界,因此很自然滋长了一种自满自足、自恋自大的心态,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中心。


总之,近代西欧各国之间的竞争促使它们去发展自己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也使西欧社会内部充满张力和活力;而明清中国的周边环境让中国自我陶醉、自我封闭,缺乏忧患和危机意识,也缺乏竞争的目标和动力,另一方面,大一统的王朝也抑制了中国内部的竞争。通过这样的比较,近年来大分流讨论力图揭示大分流是一个多层面大尺度的历史现象,它不仅发生在东西方的国家之间,也发生在东西方国家/国际体系之间乃至东西方文明之间。


大分流讨论的精彩仍在继续,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断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并贡献他们的真知灼见。大分流问题之所以吸引那么多的关注和讨论,是因为它是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元问题,关于它的讨论可以不断深化和拓宽我们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理解,而且会不断挑战我们对近现代历史的现有认识并提出新的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这场学术和思想的大论战将不断推陈出新,但绝不会定于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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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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