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5 次 更新时间:2008-06-24 12:58:06

进入专题: 民国   乡村教师   中国乡村研究6  

刘昶  

  

  I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开始是一个城市知识分子运动,后来转移到农村成为一场乡村革命,并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是谁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农村,是谁向农民宣传了革命的思想并组织他们起来革命呢?迄今为止,中国革命史和现代史上的这个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人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充当了普罗米修斯的角色,把革命传播到了乡村。而没有人进一步追问,是知识分子当中的哪一个群体,通过什么途径来帮助中共实现这个重大转变的?虽然,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已经不计其数,但我们对上述具体问题的了解还是非常贫乏和有限。

  原始资料的缺乏可能是多年来妨碍人们去研究这个棘手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的档案开放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回忆录和地方历史出版了,这个障碍应该不再是个问题了。现在大量可资利用的史料应该允许我们来解决中国现代史上的这个谜团了。在这些史料中有两类对我们研究这个课题特别有帮助,它们是各地出版的文史资料和新县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文史资料,收录了各地早期党史的大量回忆录。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普遍编纂的新县志也都详细记录了各县地共产党历史发展情况。任何一个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这两类资料的时候都会发现有一个社会群体在中共早期的乡村革命活动中特别活跃,它就是各地的乡村教师。在很多地方是乡村教师建立了当地第一个党组织,最早在农民中宣传了革命的思想,并在乡村开展了最早的革命活动。根据笔者在广泛阅读相关史料时所做的估计,中共早期乡村党组织有70-80%是由乡村教师创建的。如果这个估计不错的话,我们就可以确定乡村教师充当了中国革命中这个普罗米修斯的角色[2]。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以获得一些感性印象。

  1929年春天,刘通庸到[河北]容城小白龙村敬业两级小学当校长。当时,我在午方村北校教书。听说刘来了,我去看望他。这时刘通庸对我宣传革命的道理,大意是:国民党从1927年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勾结北洋军阀。要想革命,只有参加共产党。当时,我们正对国民党不满,这些道理恰符合我们的心愿。白龙村敬业两级小学教员李子英、蔡友堂等人的思想也是进步的。刘与李并介绍了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和左翼小说要我们看,……那时,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活动的还有野桥小学教员李岐山、农民王有定。陈志新等。我们不仅做口头宣传,还油印了《告穷朋友书》的小册子,署名是“容城县共产主义小组”,散发给一些小学教员和附近的农民。

  1930年,…..我离开了午方村北校,到容城县通俗讲演所工作。……因我和本县大多数教员都熟悉,有些教员进城时常到我这里来。……借此机会我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四、五月间,我们发起并组织了“革命文艺研究会”。……

  1931年4月间,保定特委陆治国同志来容城。……[他]对我说:“我介绍你加入共产党。”并要我去保定。到保定后,中共保定特委书记贾振峰同志……对我讲了政治形势、党的组织、工作方法、接头方式等。……对我说:“你回去后建立中共容城县委,县委建立后,由你任县委书记。”……

  ……1931年4月下旬,中共容城县委在我家召开了成立会。

  党和团的初建,成员多是小学教员、师范教员和学生,农民较少。……(阴一刚,1983:86-92)

  最近,笔者的一个学生,上海师范大学的丁留宝,在他的硕士论文“乡村革命的播火者――以安徽农村党组织建设为例(1923-1931)” 对这个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课题做了非常扎实的实证研究。他查阅了安徽所有的新编县志,大量的文史资料、回忆录、档案,重建了中国共产党1920和1930年代在安徽建党的历史。他的发现充分证明了乡村教师在中国乡村革命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乡村教师是中共乡村革命的播火者。他的研究统计了安徽全省66个县(市)党组织创建情况。在1931年以前,安徽共创建了各类党组织 (小组、支部、区委、县委) 381个。这381个组织的负责人中有203人身份不明,余下的178人中教师119人,学生13人,商贩18人,农民13人,国民党党务10人,其它5人。具体统计见表1。教师占了178人中的67%,加上学生的7.3%,接近3/4(丁留宝,2007:51)。也就是说,安徽早期近75%的党组织是直接由乡村教师和学生创建的。这个比例与笔者在阅读这一时期史料得到的印象是一致的。

  虽然我们还需要更多像丁留宝这样的实证研究来重建各省各地早期乡村革命的这一段历史,但是丁留宝的实证研究和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已足以说明,乡村教师是乡村革命的先锋和桥梁,是他们把共产主义这一套舶来的、复杂精致的意识形态变成当地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和可以理解的道理,是他们把共产党这一高度严密而自律的组织带到了“一盘散沙”的乡村。没有他们,发源于通商口岸高等学府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可能永远局限在孤岛般的城市中国,而不会成为动员和裹挟千百万中国农民、并最终颠覆了城市中国的乡村革命[3]。

  这里并不是说中国农民不能接受外来的思想观念。事实上,在传统社会里,各种千禧年式的外来信仰通过行政和市场等级体系以外的社会网络曾一再渗透进封闭的乡村,吸引了大批的农村信众,并曾多次在乡村中国掀起惊天动地的风暴。孔飞力讨论过外来异端的这种传播方式,将其称之为“白铁匠和货郎”模式 (“tinker-peddler” mode),其特点是这些异端的信仰和组织通过走村串户在乡村社会横向地编织他们的网络,而不是沿着正统的行政和市场体系垂直地传播和构建,孔飞力将后一种空间协调方式称之为正统的“同心层级”模式,(“nested-concentric” mode. Kuhn, 1980: vi-vii)。

  在其研究华北农村的经典之作《华北农村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黄宗智推测雇工在外的贫农很可能在共产党领导的乡村革命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是乡村革命中最易燃的引火物 (Huang, 1985: 308)。黄推测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我们从丁留宝的研究中确实看到一些商贩和农民的身影。但是考虑到共产主义是一种与传统千禧年信仰完全不同的复杂意识形态,它大大超出了文盲、半文盲的中国农民的认知范围,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乡村教师会成为共产主义革命在乡村的主要传播者:他们接受的教育使他们有能力理解这一复杂的意识形态,而他们对本地乡村实际情况的了解,使他们能根据农民的切身问题、并以农民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宣传和解释共产主义。

  而就传播的空间方式来说,共产主义也与传统异端信仰的路径不同,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这种外来的、也是“异端的”意识形态,在乡村中国的传播恰恰是按着孔飞力所谓的正统模式,即沿着行政和市场的等级体系,从中心城市向省城、县城、集镇、乡村这样逐级垂直扩散开去的,这也正是近代西方教育体系和其它许多现代事物在中国发展传播的路径。而乡村教师在这个传播路径中正好占据着城乡联结的关键点,他们从城市接受了现代教育,又回到乡村教书,但与集中在城市的母校、老师,以及教育行政机构仍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并且与同在乡村教书的同学、校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也决定了他们比基本上只在村庄之间流动的货郎和雇工有着更大的空间优势,来传播和发展源自中心城市的革命思想和组织。而乡村社会的流动匠人、商贩或雇工,如果他们也参与了这种传播的话,很可能仍是沿着“白铁匠和货郎”的路径在走村串户时从邻近村落市集带回了“二手的”革命观念与组织,而不大可能是从这些思想与组织发源的城市把它们“直销”回来的。

  其实,把传统的中国乡村说成“一盘散沙”也是应该纠正的一种偏见,在传统的中国乡村有着各种各样自发的、服务于不同目的的协作和组织,特别是一些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具有极大的政治潜力,可以组织动员成千上万的乡村民众来同国家或外来势力相对抗 (戴玄之1973;Naquin 1976; Overmyer 1976; Perry 1980; 马西沙 1986; Esherick 1988)。但是不论是天地会、白莲教这样的超越村社的秘密宗教,还是红枪会这样扎根村庄社区的自卫组织,毕竟与共产党这样高度严密而自律、既超越地域又扎根底层的现代革命组织不同。本文是在这个对比的意义上,把传统中国乡村说成是“一盘散沙”,意在强调,传统中国乡村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像共产党这样的现代革命组织。

  进一步论证乡村教师在中国革命中的这一作用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把乡村教师在中国革命中的先锋桥梁作用做为一个事实,来探讨乡村教师这个社会群体的构成、经历及其生存状态,追问为什么他们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这一特定时期如此活跃和激进,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中的一大批成为革命的共产党人。

  

  II

  

  乡村教师在1920和1930年代所起的革命作用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没有任何其它社会群体起过这样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乡村教师像在这个时期那样,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这样重要的角色[4]。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构成特点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党在早期的影响范围和社交圈子。中共早期的党员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圈子和交往关系中,如师生关系、同学圈子来发展组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二十世纪初现代教育在乡村的发展,把他们的社会交往关系迅速广泛地扩展到中国乡村,更何况他们中不少人本身就来自乡村。通过曾是他们的学生或同学的乡村教师来进入乡村现场,发展乡村的党组织,开展乡村的革命活动,显然是最为便捷和可行的途径。如前所述,乡村教师受过的教育使他们有能力理解共产主义这一复杂的意识形态;而他们对本地乡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又使他们能根据乡民的切身问题、并以乡民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宣传和解释共产主义。因此,当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开始重视农民运动时,很快也认识到乡村教师可能是党开展乡村工作的重要帮手。约在1925年底,中共专门通过了一个《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为发展我们的乡村工作,我们应当首先注意于在乡村中智识比较进步而有领袖地位的乡村教师,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介绍他们加入我们的团体。”(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41)。次年7月中共的四届三中扩大会议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其中再次强调在开辟新的地区时要利用乡村小学教师来开展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214)。

  但是,尽管有中共的主观愿望和努力,如果乡村教师对中共的主张和招募不感兴趣,没有共鸣,中共的愿望也难免要落空。所以要理解乡村教师政治倾向和革命热情,我们还必须从乡村教师本身着眼,弄清楚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群体,由什么人构成,什么样的状况使他们成为激进的革命者,等等。

  首先,乡村教师主要是乡村初级小学的教师。清末学制改革以后建立起来的教育制度把初等 (既小学) 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小学制四年[5],新学制要求在所有的村庄都开设初级小学,为全国儿童提供义务教育。高级小学学制两年,通常只在县城和大的乡镇开设[6]。1949年以前,义务教育不包括高小教育。初等教育以上的教育机构 (中学、大学和各类职业专业学校) 则绝大多数都开设在城市,乡村学校几乎百分之百是初级小学,而乡村教师则基本上都是初小教师[7]。

  自从最早的现代初级小学在1890年代开办以来,初等教育在中国发展十分迅速。表1告诉我们至1930年代中期为止,中国初等教育的发展概况。初等教育的迅速扩张意味着小学教师数量的迅速增长,不过表1只告诉我们1929年以后的统计数字,我们必须根据已有的师生比例信息来重建1929年以前小学教师的人口数据。根据表1,小学的师生比例在抗战前南京政府时期在1:19至1:26之间,平均值是1:22。另外这一时期,由于初等教育的迅速扩张,师生比例有上升的趋势。当然,南京时期的这个趋势并不一定代表清末民初的小学教育发展的情况。不过一些零散的资料表明,南京时期前的师生比例要高于清末民初。比如,1924年一份全国统计告诉我们,当时的初等教育师生比例是1:17.6 (黄季陆编,1971: 89-92)。据此,如果我们以南京时期的1:22的平均师生比例来重建清末民初的数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民国   乡村教师   中国乡村研究6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936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