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以国家说民族: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思想的特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 次 更新时间:2022-03-31 15: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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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编者按:中国何时成为统一的国家、中华民族何时成为一个民族,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涉及民族自信的现实问题。故对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的论说,既要依循学术探讨的理路去认识,也不妨注意时代语境中那些诗外的功夫。

   摘要: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所形成的一个历史范畴。范文澜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里论证中国自秦汉时起就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具有相当的难度。然而若在更宽泛的思想语境中理解,一字双关的“nation”在译成中文后因社会实践中的“在地化”而演化为各种具体的内容,不复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概念。范文澜以重塑的方式唤醒过去,却也让民族国家突破了“现代”的范围。故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概念的在地动态变化,以及中国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时代背景,是理解范文澜“以国家说民族”论述特色的要素。

   关键词: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范文澜;名相;在地化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中,有关“汉民族形成”的争论是因范文澜回应叶菲莫夫关于中国民族形成时间的见解而引发的。从更宽广的学术层面来看,当年的争论与近些年国际学界非常关注的族群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大体上,整个20世纪西方关于“民族”的思考,包括其他地方受西方影响的言说,都是以欧洲及其殖民地的历史为基础的,与西方所谓“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直接的关联。其共同见解,即民族国家是“现代”现象,民族主义也基本是现代的产物。范文澜关于中国成为统一国家及汉民族形成的见解,直接挑战了所有这些理论,故其意义远不止于“汉民族的形成”。这样一种特别能“与国际接轨”的特色,正能表现其生命力之强。

   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思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强调民族与国家的关联。本文侧重于范文澜的认知特色,从其思考的轨迹及其关注之所在,反思民族与国家那一体两面的关联,进而从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时代背景以及族群荣誉对民族自信的重要性中去理解范文澜何以凸显中国历史的“光荣”面相。

   范文澜曾明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基干的民族国家”,这就“可以说是伟大中国和伟大中华民族形成的开始”,即把“统一的国家”作为民族形成的基本背景条件。沿此论证理路,他先说中国自秦汉时起已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随即提出“汉族自秦汉以下,……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斯大林曾明确指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所形成的一个历史范畴。这一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已为多数学人熟悉,故范文澜的主张反对者多而赞同者少。根据一般的理解,民族是现代的产物;在当时一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语境中,民族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范文澜的看法,既不同于今天的一般观点,和当时流行的斯大林学说也不尽相同,而他关于中国何时成为统一国家与汉民族何时形成是相辅相成的具体见解,也未曾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

   其实从晚清开始,民族与国家的密切关联虽不一定众皆赞同,却也相对“广为人知”,未必有多特别。然而根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民族不仅被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中,而且与特定的阶级即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也就疏离于国家了。范文澜的批评者注意到他的认识特点,以为他“把民族和国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他们秉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认为“秦汉以来中国虽出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但并不能因此便说汉族已形成为民族”,故不认可范文澜的主张。

   然而范文澜的看法也并非凭空而来。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和“国家”,都是近代引入的外来新词。若严格就名相论,两者的概念当然是不同的(却也有相通甚或相同之处)。不论在其原产地还是在中国,两者本身又都是在发展中形成的概念,且一直处于变动中(以后还会变)。从清季开始,民族和国家就是中国人广泛思考的议题,并随之出现了众多歧异的看法。对这类意义波动而意思相近的名相,其差异固不能忽视,其相关性可能更须关注。

   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取向,提示出在地的情形可能直接影响到名相的指谓,尤其是当名相所指称的事物处于能动状态时。民族和国家固然有其基本特征,却也有所在时空中的特色。德里克曾专门论述过“民主”概念因“在地化”而转变,民族和国家亦然。凡可能进入行动的概念不仅是抽象的,更是可转化的,并经常在实际运动中因当事人的不同理解和活动转化为多种带社会性的概念。由于时空因素的作用,民族在社会实践中便常被“在地化”为各种具体的内容,而不复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这些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引申义,与它原本的含义已有所疏离,需要从当事人的互动中挖掘出来。

   民族和国家都可以视为人类历史上某种生活共同体的表述,尽管各有侧重,但若两者在特定地域的单位时间里表述的是同一共同体,恐怕不宜脱离时空语境而就概念论概念,更不必为了显示严谨,就一定要将其区分看待。实际上,在较长的历史时段里,民族和国家的确关联密切,故在某些语言如英语里,“nation”一词既可以表述“民族”,也可以表述“国家”,还可以表述“民族国家”。要认识范文澜究竟是“把民族和国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还是注重并强调其在特定时空中的相互关联,或可先从这一外来语的词义进行辨析。

   一、一体两面的“哪逊”

   民族、国家以至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都是20世纪初才开始在中国读书人中逐渐普及的日式汉字词。由于它们自身在日本也多是外来词,尤其“民族”一词本身就是和“族民”竞而后存的产物(我甚至猜测梁启超及其他一些中国人在此竞争过程中起过不小的作用)。这类词语在被引进中国之时,其自身的含义仍在发展之中,歧义不少。有日本学者指出,正因“同样一个‘民族’的用语,其概念明显不一”,可以说时人“将这个词译为‘民族’时,就播下了今天令我们烦恼的意义混乱的种子”。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既然今天的日本人还在为这一名词的多义而烦恼,想想当年那些引用的中国人,有的未曾辨析而混用,有的据一知半解进行未必正确的辨析,不啻在同一空间里隔空辩论,给时人和后人都造成不少的困扰。过去学界偏于落实“民族”一词经何人在何时引进中国,这样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关于“何人何时”的追溯中那些细节性演变,恰提示出“民族”一词进人中国本带有随机性,并非一个“谋定”而后引进的概念。所以不仅要注意进人中国的“民族”一词在原地的(不同)含义,更要辨析作为受众的中国人何时形成一个众皆认可的认知(也可能是以为众皆认可实则各说各话)。

   近代中国人在相关概念上的歧异认知,与外来名相的翻译直接相关。孙中山就曾说:“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按:即“nation”)。‘ 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这个字在外国“虽然有两个意思,但是他的解释非常清楚,不容混乱”。而在中国就不同,由于“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或不如把“哪逊”译为“国族”。换言之,在外国说“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是不适当的,而在中国这么说就是适当的。话虽如此,由于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已经流行广泛,孙中山仍沿用他自己曾经的创造,更多以民族主义而非国家主义说“哪逊”。

   这段话的主旨是“nation”一字双关,兼表民族与国家两义。孙中山在辨析时特意用音译,最能提示这类名词译成中文可能造成的误会。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实际政治领域里,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之间曾经有过真正可以说得上“殊死之争”的对抗,但双方奉行的主义在西文中是同一的,故被马君武视为“自相冲突”。然而当事人看重的并非词源,乃是不同的中文字义在实际行动中带来的政治畛域。李璜明确指出,把“nationalisme”译作“民族主义”并不妥当,可能强化人和种族之意,而淡化“一定领土、相当主权的重要意义”,所以必须译作“国家主义”。这种有意的选择性翻译,揭示出社会实践中“在地化”的复杂性。一字双关的名相可以向“单一”发展,则其指谓便很难在纸面界定,而需要从行动中理解。

   “nation”这个双关字的选择性翻译可能更多是随意的,如恩格斯在论及“雅典人在创立他们国家的同时,也创立了警察”时说,“警察是和国家一样古老的,所以十八世纪的质朴的法国人才不讲文明民族而讲警察民族(nations polices)”。那个法语词完全可以译为“警察国家”。而恩格斯这话提示出,民族不仅和国家一样古老,它们在很多时候是可以“合而为一”的。

   同时,在地的情形也可以影响到名相的指谓。在说民族和国家方面,中国和外国的情形并不一样。如果外国的说法被视为“普遍”,则中国便是一种“特殊”。而这样一种大范围普遍、本国特殊的例子,并不仅限于中国。钱永祥注意到,历史上德国崛起时便“带有强烈的‘文化特殊主义’倾向”,以“对抗西欧的‘文明普遍主义’”。同样,近代日本崛起时也“用‘超克现代性’奋力对抗西方世界的普遍主义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妨说凡是民族的也是特殊的。因为从文化层面而言,言民族便带有对独立的强调,似乎不能不有所特殊,而这里的民族,当然与国家相关。

   韦伯(Max Weber)就特别看重二者的关联,以为对民族的定义不应只考虑“建立了民族共同体”这一“共同品质”,而更应考虑是否建立了“独立的国家”这一目标。对于曾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国家的第一要义正是在统一基础上的民族独立。在这些地方,独立的含义远比在欧洲更重要。所以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民族解放就比在欧洲更具正当性。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正是东亚和东南亚共产主义革命的显著特征。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的基本观点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也带有类似的特点。或因此,他一直把国家和民族关联起来认识。

   如果说把国家和民族这样关联认识与斯大林界定严格的民族理论有些距离,使20世纪50年代一些执着于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人不那么容易理解,但这样的认知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取向相近,与恩格斯尤为契合。毕竟国家和民族都是发展中的历史范畴,而它们的发展往往是相互伴随甚或相辅相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说到,“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人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而城乡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后来恩格斯又加上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科学的作用来概括“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演化。可知国家和民族虽代表着不同“过渡”的结果,却是关联密切的共生物。

   而民族和国家因关联而成为一体,也是一个历时不短的发展进程。欧洲的民族国家大体是在帝国(特别是查理曼帝国)崩溃后逐渐形成的。在中世纪后期的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王权曾是(反封建的)民族统一之保障,民族国家“只有在君主制形式中才有可能存在”。然而“nation”义本近于“people",作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人民横向对应着其他国家的人民,纵向则对应着在上的君主,于是王权又渐成民族国家的反面。伯伦知理(J.K.Bluntschli)就指出,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将拿破仑一世所灭之各国旧王朝基本恢复。要到19世纪中叶,政治风气才转向注重民族精神。

梁启超曾用孟子的话来表述伯伦知理眼中欧洲国家思想的变迁:“十八世纪以前,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最后一段可能增添了一些梁启超自己的憧憬,未必是伯伦知理的原意,然他大体领悟到伯氏把“君主制”(monarchy)和民族精神视为对立物的意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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