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全胜:国际关系中的敌友转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 次 更新时间:2019-08-13 23: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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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全胜  

   内容提要:敌友关系,或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转换在大国博弈中是经常发生的。本文试图对这一关系转换的原因做一个梳理:以大国战略制定为基本出发点,以内政与外交的连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对亚太地区的三个主要国家-中国,美国,和日本(也称亚太三雄)进行分析。虽然论述的重点是从学理和历史的角度出发的,但对今天亚太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应该具有借鉴意义。

  

   一、敌友关系的转换与平衡的重要性

  

   二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引用国际关系中的一句老话:“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敌友关系的转换,是从古以来就经常可以见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国纷争,还是欧洲早期历史上城邦国家的竞争,这种敌友关系的转换都是屡见不鲜。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后冷战时期打破了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两极架构,而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这种敌友关系的转换就更加引人注目。我们在这里以中美日亚太三雄为案例研究,着重分析国际关系中哪些因素和变量造成了敌友关系的转换。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在这里只选择了我认为最重要的五种变量。例如国家利益,势力变化,盟友关系,领导人决策,国内因素,等等。而并没有过多地强调文化上,意识形态上的因素。也就是说,我的分析基本上沿用了丘吉尔的这句经典之言。把国家利益当做最重要的分析角度。这里并不是说其他因素是可有可无的,只不过他们不作为重点而作分析。亚太三雄的敌友关系的转换在过去两百年中也是经常能够看见的。

   国家利益

   第一个因素就是丘吉尔所提到的国家利益。我们都知道,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有一个优先顺位,而这个顺位一旦改变改变,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会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实力变化

   实力变化造成大国之间关系合作与竞争的转换,在这方面,西方最流行的一个理论就是权势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经常见到的就是所谓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可能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

   盟友

   第三个因素就是结盟的状态。一个国家和哪些国家结盟决定了它和别国是合作者还是对抗者的关系。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则是这一点的最好例证。

   外交领域的合纵连横

   上文所说的前三个因素都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所引发的外交上的转变,而这第四点强调的则是外交战线的重要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合纵连横的说法,也就是说通过外交工作公开地和秘密地沟通与谈判而达成敌友关系的转换。

   国际---国内连接

   这里强调的是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不很好地理解一个国家的内政,往往就会误解这个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变动。

   平衡者的作用和重要性

   在任何一个三角关系中每一方都想使自己站在二对一的“二”的一边,也就是说尽可能的确定一个主要对手,而把第三方最为自己的盟国或朋友。谁都不想被推挤到那个“一”的角落中而受另外两国的联手挤压。这就是我们看当前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和敌友关系转换的几个重要因素以及平衡者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作为中美两强之间的平衡者就必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谁争取到日本,谁就会在这场大国博弈之中占上风。所以,日本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亚太三雄”互动的八个节点

  

   在世界地缘政治和全球外交的大背景下,“亚太三雄”的国际关系,是理解全球外交至关重要的分析对象。说到中日关系,其起源可以一直从远古追溯到明清时代,然后一直到近现代。美国虽然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有商船来华,但是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试探性地进入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地区。从“亚太三雄”的角度来看,三国之间外交关系要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分析。我把这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三国之间互动选择了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事件作为节点。总结为八个转折点。当然,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人们可以对节点的数字或增加,或减少。但有一条恐怕是共通的:三国关系经历了重大的高峰和低谷,以至于敌,我,友关系反复转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些节点,也是为了今后探索,发展出更健康,并有益于自身发展地区安定繁荣的大国关系。

   (一)第一节点:从西方入亚到日本的明治维新(1839-1868)

   我们可以把中美日三国政治外交的互动的初始节点放在19世纪中叶,西方对亚洲的入侵期间。这一过程既可以被看做西方对东亚的殖民入侵,也可以被看做如费正清所界定的“冲击---反应模式”。第一节点标志性事件是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和美日之间的“黑船来航”。

   (二)第二节点:从日本崛起和美日密约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1868-1931)

   这一节点的界定是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开始,一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对华战争进入全面化阶段为结束。在此阶段,日本先是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王朝并签订《马关条约》,取代中国成为地区霸主,转型为地区霸权大国,又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美日在这一段时间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一个以相互妥协为基础的两强并存关系。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05年《桂太郎-塔夫脱密约》的确定。在此备忘录的大框架下,日本确立了在东亚地区霸权,1910年日本实现了对朝鲜半岛的全面的殖民统治,美国也得以巩固在菲律宾的殖民地。这种对各自势力范围的相互承认在客观上形成了美日之间的第一次联手。

   (三)第三节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美同盟到日本投降(1931-1945)

   第三个节点的特征是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盟关系和1945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在此期间,中美关系由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全面扩张而出现了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变化。美国从曾经观望角度,迅速转变为中国的盟国,形成了中,美,英,法,俄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这五个国家也就是之后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美联手共同抗日。

   (四)第四节点:从冷战开始到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1945-1971)

   第四节点的特点是三国敌友关系的又一次大转换,在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美日同盟的建立和中美交恶。三国关系的这一节点从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被纳入盟军军事占领时期,一直持续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止。

   (五)第五节点:从对抗苏联到中美日短期蜜月期的出现(1971-1978)

   第五节点的特点是中美日三国面对前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而走到一起来了,甚至有人把它称为一个短暂的“蜜月期”。面对苏联扩张主义,中美日在七十年代初迅速接近,标志为中苏交恶,尼克松访华,和田中角荣访问北京。这三件大事又一次将中美日关系再一次重构,缓和了从朝鲜战争以来的三国之间尖锐的对立关系,重新建立了以对抗苏联扩张主义为核心的新关系,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准同盟”的关系。

   (六)第六节点: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日本的经济奇迹到三国之间的全面合作   (1978-1989)

   第六节点是基于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大幅度地改善了和美日的关系。其代表事件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中美建交,以及邓小平的访美访日。中美日在全球贸易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完全改变了冷战时期对立的态势以及避免了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中美日三国的合作关系也完全改变了中国自1949年以亚非拉第三世界为依托的外交态势。美国利用了中国对越开战使中国在亚太南部地区遏制了苏联的进一步扩张。同时,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大战略上跟随美国,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扩大了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市场。战略上的共同敌人和经济上的巨大利益使中美日三国走到一起来了。

   (七)第七节点:从冷战结束到三国战略调整期(1989-2011)

   第七节点是冷战结束后,中美日三边关系出现了大幅度调整,这使中美日三边关系出现了既有经济贸易相互依存又有政治安全相互竞争的斗而不破的格局。而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崛起在西方学界和政界又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权力转移的大讨论。第七次节点的主要特征是,美日同盟的重新界定是为响应由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而造成的一系列地区与全球国际关系变化。三国在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的前景上的倾向性不同也造成了三国在第七节点上的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情况。

   (八)第八节点;从中美双支柱体系的出现到竞争与合作的新局面(2011-现在)

   中美日三国关系的第八节点发生在2011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上进入共同领跑地位。大的背景是,三国国家实力的平衡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经济贸易的持续高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超级大国。而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也大幅度缩小。中美关系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在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这一格局。[8]而日本一方面强调加强美日同盟,以“二对一”的态势应对中国崛起。另一方面,又达成了“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这一外交共识。三国关系可能再次面临一个新的历史节点。2011年前后新节点的出现标志着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大国实力分布的变化。尽管亚太三雄仍保持着全球经济前三位的态势,但内部的排位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即由原来的“美日中”变成了现在的“美中日”的排位序列。而且2011年到现在几年过去,中美两国和日本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就让亚太国际关系现在更趋向于“中美两雄”相争的态势,也使得亚太三雄互动的动向变得更加活跃。

  

   三.新形势下的中美日三边关系

  

   前世之师,后世之鉴。中美日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互动对分析今天的亚太国际关系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我们提出的影响大国博弈中敌友我关系转换的五种变量,亦即国家利益,实力变化,盟友关系,领导人决策,国内因素等等在今天的中美日互动中都仍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对在不同环境下每一种变量做出具体的分析就成为判断以至于影响敌友我关系的转换的重要方法。

我们先来看这些变量是如何影响美国和日本的。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美国政治学界的精英们逐步地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后达成共识,认为未来中国对美国产生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总统奥巴马先后提出“重返亚太” (Pivot to Asia)的概念,并被美国国务院界定为“亚太再平衡。”既然这一战略的实践必须要有日本的配合,那么重新界定美日同盟便是板上钉钉的事情。2014年奥巴马访日,2015年安倍访美的外交政策主题都是重新确认美日同盟的方针。这些外交政策结合美日安全军事方面的高度一体化都可以被看作是都是1997年重新定义日美同盟的一个延续。奥巴马任期结束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一场富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中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并于次年1月20日正式上任。特朗普总统颠覆传统的执政模式和外交战略为中美日三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性。美国放弃TPP,要求日本增加承担日美同盟的份额,和冲绳美军基地的搬迁问题久拖不决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日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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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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