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全胜:国际关系中的敌友转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4 次 更新时间:2019-08-13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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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全胜  

内容提要:敌友关系,或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转换在大国博弈中是经常发生的。本文试图对这一关系转换的原因做一个梳理:以大国战略制定为基本出发点,以内政与外交的连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对亚太地区的三个主要国家-中国,美国,和日本(也称亚太三雄)进行分析。虽然论述的重点是从学理和历史的角度出发的,但对今天亚太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应该具有借鉴意义。


一、敌友关系的转换与平衡的重要性


二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引用国际关系中的一句老话:“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敌友关系的转换,是从古以来就经常可以见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国纷争,还是欧洲早期历史上城邦国家的竞争,这种敌友关系的转换都是屡见不鲜。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后冷战时期打破了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两极架构,而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这种敌友关系的转换就更加引人注目。我们在这里以中美日亚太三雄为案例研究,着重分析国际关系中哪些因素和变量造成了敌友关系的转换。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在这里只选择了我认为最重要的五种变量。例如国家利益,势力变化,盟友关系,领导人决策,国内因素,等等。而并没有过多地强调文化上,意识形态上的因素。也就是说,我的分析基本上沿用了丘吉尔的这句经典之言。把国家利益当做最重要的分析角度。这里并不是说其他因素是可有可无的,只不过他们不作为重点而作分析。亚太三雄的敌友关系的转换在过去两百年中也是经常能够看见的。

国家利益

第一个因素就是丘吉尔所提到的国家利益。我们都知道,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有一个优先顺位,而这个顺位一旦改变改变,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会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实力变化

实力变化造成大国之间关系合作与竞争的转换,在这方面,西方最流行的一个理论就是权势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经常见到的就是所谓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可能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

盟友

第三个因素就是结盟的状态。一个国家和哪些国家结盟决定了它和别国是合作者还是对抗者的关系。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则是这一点的最好例证。

外交领域的合纵连横

上文所说的前三个因素都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所引发的外交上的转变,而这第四点强调的则是外交战线的重要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合纵连横的说法,也就是说通过外交工作公开地和秘密地沟通与谈判而达成敌友关系的转换。

国际---国内连接

这里强调的是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不很好地理解一个国家的内政,往往就会误解这个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变动。

平衡者的作用和重要性

在任何一个三角关系中每一方都想使自己站在二对一的“二”的一边,也就是说尽可能的确定一个主要对手,而把第三方最为自己的盟国或朋友。谁都不想被推挤到那个“一”的角落中而受另外两国的联手挤压。这就是我们看当前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和敌友关系转换的几个重要因素以及平衡者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作为中美两强之间的平衡者就必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谁争取到日本,谁就会在这场大国博弈之中占上风。所以,日本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亚太三雄”互动的八个节点


在世界地缘政治和全球外交的大背景下,“亚太三雄”的国际关系,是理解全球外交至关重要的分析对象。说到中日关系,其起源可以一直从远古追溯到明清时代,然后一直到近现代。美国虽然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有商船来华,但是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试探性地进入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地区。从“亚太三雄”的角度来看,三国之间外交关系要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分析。我把这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三国之间互动选择了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事件作为节点。总结为八个转折点。当然,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人们可以对节点的数字或增加,或减少。但有一条恐怕是共通的:三国关系经历了重大的高峰和低谷,以至于敌,我,友关系反复转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些节点,也是为了今后探索,发展出更健康,并有益于自身发展地区安定繁荣的大国关系。

(一)第一节点:从西方入亚到日本的明治维新(1839-1868)

我们可以把中美日三国政治外交的互动的初始节点放在19世纪中叶,西方对亚洲的入侵期间。这一过程既可以被看做西方对东亚的殖民入侵,也可以被看做如费正清所界定的“冲击---反应模式”。第一节点标志性事件是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和美日之间的“黑船来航”。

(二)第二节点:从日本崛起和美日密约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1868-1931)

这一节点的界定是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开始,一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对华战争进入全面化阶段为结束。在此阶段,日本先是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王朝并签订《马关条约》,取代中国成为地区霸主,转型为地区霸权大国,又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美日在这一段时间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一个以相互妥协为基础的两强并存关系。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05年《桂太郎-塔夫脱密约》的确定。在此备忘录的大框架下,日本确立了在东亚地区霸权,1910年日本实现了对朝鲜半岛的全面的殖民统治,美国也得以巩固在菲律宾的殖民地。这种对各自势力范围的相互承认在客观上形成了美日之间的第一次联手。

(三)第三节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美同盟到日本投降(1931-1945)

第三个节点的特征是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盟关系和1945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在此期间,中美关系由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全面扩张而出现了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变化。美国从曾经观望角度,迅速转变为中国的盟国,形成了中,美,英,法,俄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这五个国家也就是之后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美联手共同抗日。

(四)第四节点:从冷战开始到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1945-1971)

第四节点的特点是三国敌友关系的又一次大转换,在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美日同盟的建立和中美交恶。三国关系的这一节点从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被纳入盟军军事占领时期,一直持续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止。

(五)第五节点:从对抗苏联到中美日短期蜜月期的出现(1971-1978)

第五节点的特点是中美日三国面对前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而走到一起来了,甚至有人把它称为一个短暂的“蜜月期”。面对苏联扩张主义,中美日在七十年代初迅速接近,标志为中苏交恶,尼克松访华,和田中角荣访问北京。这三件大事又一次将中美日关系再一次重构,缓和了从朝鲜战争以来的三国之间尖锐的对立关系,重新建立了以对抗苏联扩张主义为核心的新关系,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准同盟”的关系。

(六)第六节点: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日本的经济奇迹到三国之间的全面合作   (1978-1989)

第六节点是基于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大幅度地改善了和美日的关系。其代表事件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中美建交,以及邓小平的访美访日。中美日在全球贸易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完全改变了冷战时期对立的态势以及避免了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中美日三国的合作关系也完全改变了中国自1949年以亚非拉第三世界为依托的外交态势。美国利用了中国对越开战使中国在亚太南部地区遏制了苏联的进一步扩张。同时,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大战略上跟随美国,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扩大了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市场。战略上的共同敌人和经济上的巨大利益使中美日三国走到一起来了。

(七)第七节点:从冷战结束到三国战略调整期(1989-2011)

第七节点是冷战结束后,中美日三边关系出现了大幅度调整,这使中美日三边关系出现了既有经济贸易相互依存又有政治安全相互竞争的斗而不破的格局。而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崛起在西方学界和政界又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权力转移的大讨论。第七次节点的主要特征是,美日同盟的重新界定是为响应由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而造成的一系列地区与全球国际关系变化。三国在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的前景上的倾向性不同也造成了三国在第七节点上的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情况。

(八)第八节点;从中美双支柱体系的出现到竞争与合作的新局面(2011-现在)

中美日三国关系的第八节点发生在2011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上进入共同领跑地位。大的背景是,三国国家实力的平衡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经济贸易的持续高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超级大国。而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也大幅度缩小。中美关系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在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这一格局。[8]而日本一方面强调加强美日同盟,以“二对一”的态势应对中国崛起。另一方面,又达成了“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这一外交共识。三国关系可能再次面临一个新的历史节点。2011年前后新节点的出现标志着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大国实力分布的变化。尽管亚太三雄仍保持着全球经济前三位的态势,但内部的排位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即由原来的“美日中”变成了现在的“美中日”的排位序列。而且2011年到现在几年过去,中美两国和日本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就让亚太国际关系现在更趋向于“中美两雄”相争的态势,也使得亚太三雄互动的动向变得更加活跃。


三.新形势下的中美日三边关系


前世之师,后世之鉴。中美日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互动对分析今天的亚太国际关系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我们提出的影响大国博弈中敌友我关系转换的五种变量,亦即国家利益,实力变化,盟友关系,领导人决策,国内因素等等在今天的中美日互动中都仍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对在不同环境下每一种变量做出具体的分析就成为判断以至于影响敌友我关系的转换的重要方法。

我们先来看这些变量是如何影响美国和日本的。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美国政治学界的精英们逐步地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后达成共识,认为未来中国对美国产生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总统奥巴马先后提出“重返亚太” (Pivot to Asia)的概念,并被美国国务院界定为“亚太再平衡。”既然这一战略的实践必须要有日本的配合,那么重新界定美日同盟便是板上钉钉的事情。2014年奥巴马访日,2015年安倍访美的外交政策主题都是重新确认美日同盟的方针。这些外交政策结合美日安全军事方面的高度一体化都可以被看作是都是1997年重新定义日美同盟的一个延续。奥巴马任期结束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一场富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中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并于次年1月20日正式上任。特朗普总统颠覆传统的执政模式和外交战略为中美日三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性。美国放弃TPP,要求日本增加承担日美同盟的份额,和冲绳美军基地的搬迁问题久拖不决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日关系。但是美日同盟仍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石。

自2018年以后,中美关系进入了颠簸期。从美国方面来看,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采用了“三箭齐发”的战略:也就是在政治外交领域用通过《台湾关系法》来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在经济贸易领域用提高关税和打击高科技企业来防堵中国;在军事安全领域,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不断派遣军舰进入中国沿岸的南海水域。这一切都如在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所界定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对手之一。虽然中美关系出现了剧烈颠簸,但双方领导人还是能够通过各种渠道,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分歧,尽量保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中美既有合作又有斗争所带来的亚太地区“双领导”的模式也引发了各界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在十八大后反复提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也为亚太三雄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要回到这几年热议的一个话题,即Power Transition(权力转移)。所谓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权力转移能不能和平的实现。这个也是学界讨论正热的话题。Graham T. Allison(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新书《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所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中美能不能做到像习提出的:太平洋足够大,可以让中美两国共同生存。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历史上的海洋强权。日本也把自己定义为海洋国家。而中国一向被认为是大陆国家。明清时期一直采取封海政策。一直到最近才有了相对强盛的海军。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原有的Power Structure(力量格局)会被打破。Power Transition(权力转移)关注的是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关系。而这一权力转移可以表现在很多双边关系的具体问题上,其中之一就是海权问题。美国一直是海上的霸权国家,其海洋利益也被视作国家利益的生命线。奥巴马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要保持它的霸权地位。在亚太地区争斗方面,美国是正,日本是副,再加上其他可能的抓手,例如: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越南等等。为的就是维护美国现有的霸权。美国要守成,中国要崛起,这就使所谓的“四海问题”更加尖锐了。这具体指:东海,南海,台海,和黄海。东海指的是中日围绕着钓鱼岛等问题的争执;台海指台湾问题;南海指的是中国与其他岛屿申索国之间的争执,以及美国所要求的自由航行;黄海指的是朝鲜半岛。这些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并且均是中美之间存在有重大分歧的问题。同时也是美国政策圈内部对华采取遏制或妥协战略的焦点。

首先应该承认中美关系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而中美竞争的局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要大于合作的成分,所以要做好长期战略相持的准备。其次也需要深层次的关注美国国内政治发展和社会舆情的变化,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拉锯斗争,以及麦卡锡主义可能出现的苗头。总的来看,当前中美间的对抗还没有脱离正常国家的纷争,两国之间尚不会有全面热战的爆发。但是如果特朗普一味挑战极限,跨过红线,局部的冲突就有可能发生。因此,中美之间的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将变得十分重要。

我们再来看日本。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经历了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多位中国领导人的变更。日本都想发挥两个作用。首先,日本要作为一个东西方之间的结合点和交流点。就日本社会而言,日本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民间对中国严重“嫌弃”现象。就日本政坛和修改宪法的问题而言,日本国内对安倍和保守势力修宪的反对呼声还是十分高涨的。进一步地,如果一个日本政治家决定放弃亲美政策,而向中国这方面靠拢,那这个政治家可能会失去在日本国内的领导地位。日本前外交官孙琦享的专著里,专门用“被美国击倒的日本政治家”做书名。封面的图就是田中角荣。田中角荣是日本战后的日本首相中唯一被通过政治力量送入监狱的。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不光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而且政治影响力也是很重要的。中美之间在这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日本的外交地位有所改善,它既坚持了实行多年的 “A方案”,也就是巩固美日同盟,也在其 “B方案”(即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以及日本在亚洲的处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就使日本的外交态势处于这几年来最为有利的位置,不但可以保证自己在安全和经济方面双获利,而且还可以在大国纠纷中出面调停,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这一段时间安倍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不但成为日本历史上在位最长的首相,而且今年还迎来了令和时代的开启,以及大阪G20的主场外交,紧接着就是明年的东京奥运,说不定还能实现他的修宪愿望。尽管如此,难缠的特朗普还是更加坚定了日本两面下注,趋利避害的应对之策。面对这样一个志得意满的安倍,中日关系应该有更多的机会。

至于经济方面,二战后的世界常常被理解为三大经济板块:一个是北美,一个是西欧,一个是东亚。北美方面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完成了整合,西欧则通过欧盟建成联盟。只有东亚一直到现在也没完成整合。就连东南亚都有了东盟。欧洲方面,欧盟之所以能搞起来,关键不在英国,而在德法。欧盟是在德法的共同领导作用下实现了经济整合。我的观点是,东亚的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没有中日携手就搞不起来。中日两国能否共同发挥领导作用是个关键。而且我觉得,中国日本还有很多领域能够做到互补。在经济方面中日如何实现优势互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且,区域经济共同体一旦形成,过去很多观念甚至于国家主权、区域分隔这样的一些观念都会出现与时俱进的变化。如果日本和中国能够在东亚携手发展,在货币政策上是不是也能有一定程度的合作?欧洲有“欧元”,而“亚元”的概念也被提出。“亚元”的发展就必须依靠人民币和日元的紧密合作。两国若携手发展亚投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也是在将来对东亚经济一体化方面能起到更多的共同领导作用。我觉得这个将来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新时期的中美日互动亮点层出不穷,一系列的首脑会晤让我们看到了三雄之间的新互动。值得提出的是,2018年于东京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议中就有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中国总理李克强在随后进行的对日正式访问中,与安倍晋三进行了多次会晤,并取得了多项积极成果。这说明,中日双方不仅重视对美国的关系,也期盼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三雄互动,缺一不可,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6月大阪G20峰会上中美日三国元首的互动。对中国来说,大阪G20也是一个外交出击的好机会。简而言之是四句话:稳住美国,拉近日本,坚守底线,争取时间。“稳住美国” 就是在经贸问题上既要互有妥协,努力争取一个双赢的局面,又要明确向特朗普示警,以期阻止(或放缓)中美关系大幅下降的势头。习特会的顺利举行就取得了这样的成果。“拉近日本”就是在政治、经济、安全全方位地和日本改善关系,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国家元首访日做好踏实的准备。如果中日关系能够出现实质性的突破,则中国的周边环境就会大幅度的改善,对美谈判也会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坚守底线” 就是在中美谈判中,北京要明确坚持美国不能干涉中国内政,更不能在台湾问题上跨越红线。“争取时间” 指的是,说到底中国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样才能积聚力量把危机转化为机会,在国内建设和外交舞台上都更上一层楼。如此,就能使中国在当前大国博弈的这场惊涛骇浪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复兴的这个概念其实也涉及到了以前的东亚国家国力强弱变化的历史事实。近代以前的千百年来一直是是中国强,日本弱。明治维新之后,才逐渐发展为日本强,中国弱,这是以甲午战争,日本完败中国为转折点。所以,我们经常说权力转移不是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才有这个概念,而是一个多世纪前日本挑战中国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那一次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是中国将亚太地区霸权位置让给了日本。现在的亚太地区从实力来讲,应该说是“强强”局面。也就是,一个富强的中国面对着一个富强的日本。毕竟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且短期之内,日本的第三大的位置也不会被现在居于第四的德国超越。至于中国和日本将来要被印度超越的说法,在短期之内应该不可能。从中国角度而言,消除普遍存在的轻日情绪是至关重要的。日本毕竟是第三大经济体,中国不应轻视日本,更不应该出现问题就不沟通,不努力去了解。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处理好周边关系无法忽视日本的存在的。中国在未来不能抱着“搞定了华盛顿,我就搞定了东京”这样不符合实际的思维方式。重视美国的同时,也要重视日本。所以,我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日之间会保持这个“强强”的关系。

一直以来,美日之间有“2+2”两防长,两外长的沟通机制。现在中美做到了“2+2”。美中日之间还没有。至于各国的未来发展,从美国角度来说,心态应该更放平。中日关系的距离就未必要比美日关系的距离要远。中日关系紧密的时候,美国也应该理解为地区稳定的重要的一步。从日本的角度说,平常心的保持也是很重要的。从前中美之间的“越顶外交”不一定是针对日本。中美关系平稳的发展对日本也会有积极效果。北京方面可能存在的顾虑是,认为一旦建立三边沟通机制,中国会面对美日联手“二对一”的格局。虽然不能排除这样的风险,但是“二对一”存在多种可能:美日同盟会在安全方面对中国造成威胁(例如台海和南海),但也可能出现中日联手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以及在驻日美军问题上针对美国的局面,或者是中美在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共同针对日本。三国协调机制一旦成立,会对三国关系的改善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本文是作者在2019年6月19-21日南京大学举行的“2019扬子江论坛:中美关系及亚太国际关系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文章首发于微信公号“海外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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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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