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自由在于开放性的选择吗?

——西方自由意志观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19-07-20 17: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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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西方学界在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中,往往倾向于把能够做出随机偶然的“开放性选择”说成是自由的本质特征。其实,自由首先在于人们基于“由我自主的意欲志向”提出的诉求性价值偏好能够得到从心所欲的实现。相比之下,“可供取舍的备选方案”或“能够替代的可能机遇”不但只是有助于达成自由的从属性工具,而且还始终遵循着“趋善避恶”和“取主舍次”的人性必然逻辑,因而其开放性程度并不会实质性地影响到人们的自由意志和自由存在。 

     

   在西方主流学界,自由意志的千古之谜从古希腊起就是与所谓的“开放性选择”或“可供取舍的备选方案”(alternativepossibilities,又译“能够替代的可能机遇”)连在一起提出来的,不少现当代哲学家甚至把它视为自由的最本质特征,主张没有开放性的选择就没有自由,结果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上走进了死胡同。本文试图依据笔者在一些讨论自由意志问题的文章中提出的相关见解[1][2],通过分析西方学界在这方面存在的逻辑矛盾和理论漏洞,指出开放性的选择仅仅构成了自由的一个从属性特征,不可能实质性地扩展或缩小人们的自由空间。  

   一、开放性选择的问题缘起  

   根据西方学者鲍兹恩的研究,自由在古希腊哲学里已经是一个有着多重语义的复杂概念了,可以分别指“可以不这么做的自由(freedomtodootherwise)”“做决定的自由(freedomofdecision)”“非前定论的自由(un-predeterministfreedom)”“免受强迫的自由(freedomfromforceandcompulsion)”“免受外部因果要素决定的自由(freedomfromdeterminationbyexternalcausalfactors)”“免受外部和某些内部要素决定的自由(freedomfromdeterminationbyexternalandcertaininternalcausalfactors)”等;同时,现代哲学更强调的偏重于开放性选择的第一种语义与另外几种偏重于“由我自主”的语义最初还是相对分离的,因为当时人们往往倾向于把“能不这么做(capableofactingotherwise)”理解成“乱来”或“有病”,而不是理解成“因为自己作主理应承担责任”的“自由”[3](449-450)。  

   不过,由于斯多葛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原本就是在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中挑起这个话题的,所以,在“自由—意志”成为一个复合概念后,它的那些偏重于由我自主的语义便逐渐与偏重于开放性选择的语义交融在一起了:既然自由在于人们能够不受任何因果必然链条的约束自己做决定,那它就不仅意味着人们“既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的“随意任性”,而且还因此等同于外部世界“既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的“随机偶然(不确定性)”,却与外部世界“一定是这样,不可能不是这样”的“因果必然(确定性)”直接对立,以致只有在非决定论的氛围中才能存在,而在决定论的氛围中则会受到致命的否定,沦为子虚乌有的“幻觉”。尤其在现代之后,许多西方哲学家甚至凭借开放性选择的语义压倒了由我自主的语义,居然走极端地主张:自由的本质并不在于由我自主的意欲志向,而是在于随机偶然的可能机遇,以致连自然物体都能拥有自由。  

   例如,古罗马的奥古斯丁不仅将自由与意志联结成了一个概念,而且将善恶的价值也引入了语境,但还是在二元对立的理论架构中赋予了它既可能趋善、也可能趋恶的开放性,宣称“如果一个人是善的,并且只有因为他愿意才能正当地从事行为,他就应当拥有自由意志……虽然他也能够通过自由意志犯罪”[4](100),试图彰显自由意志在面对可供取舍的备选方案时的随机偶然不确定。  

   再如,霍布斯在强调“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来说,是指不存在外界障碍的状态”的同时[5](97),一方面否认了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从而把自由与由我自主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又主张只有能够运动的物体(包括人)才能拥有自由,声称“把自由一词运用到物体之外的东西属于滥用,因为没有运动的东西就不会遇到障碍。所以……从自由意志一词的用法中,我们也不能推论出意志、意欲或意向的自由,只能够推论出人的自由”,从而将这种“能够不受阻碍地从事开放性运动”意义上的自由扩展到了那些本来没有意欲志向、因此压根儿谈不上由我自主的自然物体身上,甚至宣布“水被堤岸挡住了就不能自由地运动……水顺着河道往下流则是自由的”[5](162-163)。  

   又如,康德一方面以与奥古斯丁类似的方式,将感性的任意意志理解成了既可能偶然地趋于善、也可能经常地趋于恶的开放性选择[6](28),另一方面又在讨论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时,以与霍布斯类似的方式把所谓的“先验自由”理解成了宇宙论意义上无需以意欲志向为载体就能够“绝对自发”地“自行开始”的“最初开端”,并且因此将这种“脱离了自然规律”“混乱无序、前后不一”的先验自由视为“哲学的真正绊脚石”,强调“哲学在承认这类无条件的原因性时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7](374-379),甚至在他的理性主义体系中无可奈何地得出了一个非理性的推论:“我们本来连自由的可能性也根本不想证明。”[7](449)  

   最后,伯林虽然极力在自然科学的决定论氛围中捍卫人的自由意志,却依然无法摆脱二元对立架构的积淀,结果就主张:“自由……取决于有多少扇门是敞开着的,是如何敞开的”[8](36);“如果我能正确地说‘我不得不这样选择’,我就没有了自由”[8](130),甚至还以宁要可供取舍的备选方案、不要由我自主的意欲志向的口吻宣布:“正是实际敞开的门,而非人们自己的偏好,决定着他们的自由。”[8](310)  

   既然这么多的思想大师都是从随机偶然的可能机遇角度理解自由的,西方当代学界也随波逐流地跟着强调开放性的选择才是自由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了。事实上,无论站在兼容论还是不兼容论的立场上,许多学者都把自由意志归结为人们能够在若干可供取舍的备选方案中展开抽象空泛、价值无涉的开放性选择,强调只有当一个人有可能做出其他不同选择的时候,他才能说成是拥有自由意志,并且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9](25-38)[10](62-68)。某些自然科学家甚至依据微观粒子存在变化的不确定性,声称它们尽管没有自主的意志,却也能在“做出不受此前因果链条决定的开放性选择”的意义上,像人那样拥有“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自由意志,试图凭借“量子力学的自由意志定理”建构起某种非决定论的宇宙观[11]。结果,古希腊哲学在两千年前就热衷于讨论的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话题,就以这种貌似更科学更严密的方式一直绵延到了21世纪,照旧维系着它作为西方哲学头号难解之谜的神秘身份,并且至今还看不出有可能找到谜底的任何痕迹。  

   二、由我自主的在先前提  

   对我们来说,要想在这个问题上走出西方学界精心设置却又怎么走都走不出来的理论迷宫,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首先回归自由意志作为“由我自主的意欲志向”的本质特征,特别强调它对于开放性选择或可供取舍的备选方案的在先前提性。  

   如前所述,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自由”,主要是指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由我自主”或“由乎自己”,从而流露出将它与人们“想要(will)”这样做或那样做的“意欲志向”关联起来的意向,并且为后来奥古斯丁阐发自由意志的概念奠定了基础。也是以这种意向为前提,他们才会一方面把人的自由与包括命运在内的种种因果链条对立起来,试图将“做决定的自由”“免受强迫的自由”与“非前定论的自由”“免受外部因果要素决定的自由”等同视之,另一方面又把“能不这么做(应当这样做却偏要那样做,如生了重病硬是不吃药)”的开放性选择说成是不负责任的“乱来”“有病”,却没有察觉到后面这种理解其实潜含着“由我自主的自由应当服从一定如此的必然规范”的相反预设。从这里看,尽管已经确立了关公战秦琼式的二元对立架构,并且因此引发了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古希腊哲学家的理论努力在总体上还是扎根于人生在世的日常土壤,想要深入探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自由的时候遇到的某些实际问题。  

   相比之下,在奥古斯丁将自由与意志结成一体后,倒是西方现当代哲学家试图把二者割裂开来,极力强调可供取舍的备选方案或随机偶然的可能机遇,却将由我自主的意欲志向这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一笔勾销了,居然认为像水或微观粒子这样的自然物体也能在宇宙论的意义上拥有自由,结果在剥离了这个概念的核心语义后让它变得面目全非,越来越远离日常生活了。不过,由于这一缘故,这类剥离在逻辑上的荒唐可笑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在自由意志的概念中,自由无疑是以意志为载体的,不然的话它就会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窘境了。更重要的是,从元价值学视角看,只有以一个人在由我自主的意欲志向中提出的愿望诉求为标准,他自己或旁观者才能评判他的存在是不是进入了自由的状态,除此之外就找不到其他参照系了:如果他达成了自己的愿望诉求,就意味着他实现了自由,反之则陷入了不自由——这一点正是“随意任性”“从心所欲”能够构成自由的本质特征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意欲志向的固有本性就是提出种种愿望诉求,它自身也始终具有“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内在倾向,以致随意任性、从心所欲的自由可以说是它无从摆脱的必然宿命——这一点正是笔者所说的自由意志与因果必然维系着“两位一体”关系的原初表现:意志在本质上“注定”了就是自由的。黑格尔尽管犯下了把自由的诉求性意志还原为对必然的描述性认知的逻辑谬误,却已经指出了自由与意志之间这种不可分割的直接关联:“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没有自由的意志只是一句空话。”[12](11-12)  

   从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反观霍布斯所说的时而自由、时而不自由的水流,其潜藏的理论漏洞就昭然若揭了:我们怎样才能令人信服地论证,它被堤岸挡住了就是不自由的,而顺着河道流则是自由的呢?毕竟,无论堤岸还是河道,对于水流来说都是封闭性的外界之物,只会让它失去可供取舍的备选方案。说穿了,对于水流这种压根没有自主意志的自然物来说,即便能够绝对自发地从事无限开放的自行运动而不会受到外界的任何阻碍,它仍然不可能在所谓宇宙论的意义上进入“从心所欲”的自由状态。再联想到物理学所说的“自由落体(freefall)”,我们也会发现类似的问题:尽管一个由于重力作用垂直下落的物体几乎不会受到外界的阻碍,因而好像有资格按照霍布斯的定义贴上“自由”的标签,但鉴于它不仅原本就缺乏由我自主的诉求性意志,而且还是在地心引力这种外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下别无选择地垂直下落的,我们仍然没有理由在严格意义上断言它的垂直下落是“随意任性”地实现了它自己的自由。  

量子力学的自由意志定理也是在这一点上陷入了自败。事实上,它通过一系列看似严密的推理得出的“微观粒子也拥有与人(实验者)类似的可以做出开放性选择的自由意志”的结论,明显只是建立在“粒子运动呈现出了人们无法凭借此前所有的因果链条做出精确预测的非决定性特征”这个不相干的基础上,却回避了“粒子本身是否具有由我自主的诉求性意志”的在先性前提,以致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中世纪流行的有关“一根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的天方夜谭:如果说缺失肉身的天使原本就不需要在针尖上抢占能让自己立足的一席之地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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