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翔: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社会学——以“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为线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 次 更新时间:2019-12-29 23:11:04

进入专题: 梁漱溟   现代中国社会学  

闻翔  

   内容提要:梁漱溟从未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但其人生史却与同时代的社会学人有着一些微妙的交集,其关于“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著述和实践亦与现代中国社会学的诸多脉络形成或明或暗的对话,乃至相互映照,互为发明。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始终是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同路人”。以陶孟和、杨开道、潘光旦与费孝通四位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为例,梁漱溟与他们之间均存在着遇合、关联与对话。首先,在“中国问题”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进路既与陶孟和关注城市劳工阶级的取向形成对张,也与杨开道的乡约制度史考察构成互补。其次,在“人生问题”上,梁漱溟的中国文化研究既与潘光旦在其儒家社会思想论述中重建“人的研究”的努力相契合,同时也深刻影响了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反思。因此,要将梁漱溟重新纳入社会学的视野,仅仅重访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并引申其当代价值是不够的,还需要循着晚年费孝通的思路,重新发掘梁漱溟的文化论与人生观对于社会学可能的意义。换言之,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当社会学在思考中国时,也需要思考人心与人生。

   关 键 词:梁漱溟/社会学/中国问题/人生问题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劳工社会学的学科建构与当代意义研究”(项目号:14CSH0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闻翔,1984年生,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引言: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学“同路人”的梁漱溟

  

   作为20世纪中国最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之一,梁漱溟长久以来一直吸引着人们的研究兴趣。以往研究大多从思想史的进路入手。①近些年来,亦开始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理解其著述与学行,尤其聚焦于其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例如,熊春文指出梁漱溟“以理性复兴中国、以学校组织社会”的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思想体现了“十足的社会学思维”;吴飞则揭示了梁漱溟所念兹在兹的“新礼俗”本身即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其乡村建设正是要通过对乡约传统的现代化改造来重建基层社会。②此外,也有学者对梁漱溟与费孝通的乡村建设理路进行过比较。③但是,到目前为止,既有研究主要还局限于相对狭隘的乡建议题,还没有人就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社会学之间的渊源与关联进行较系统的考察与梳理,这正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梁漱溟一生在革命者、思想家、乡村建设倡导者、民主党派领袖的身份之间不断变换,但是,他却从未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事实上,他的治学特点即不以学科自限畛域,而是始终从问题出发,他明确将自己定位为“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④但是,恰恰是这种问题感,使得他与社会学有着相当的亲近之处。1933年2月,梁漱溟在《大公报》发表《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一文,感慨时人(包括张君励、丁文江、胡适之等堪为一时之选的学者)“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但是“对社会问题亦欠研究”⑤:他们“都在提出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或中国政治的出路。在这些方案或出路中,无在不现露其为一种主观的要求、愿望、梦想”⑥,而“全不见他们如何观察事实,了解社会的变迁,从客观上得到解决问题的线索”。梁漱溟由此感叹:“照这样什么社会学,社会史都不用研究了!”⑦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显然是将自己所做的工作视为类似社会学或社会史的努力的。

   梁漱溟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与结构要有一个总体性的理解。⑧因为中国的社会问题“非复普通一般国家的社会问题”,“一般国家不过是在根本秩序下有些零碎问题(如失业问题等)”⑨,但中国的社会问题却是总体性的,因为“社会已崩溃到最后,问题已经问到根本,不能再从各方面分门别类来看。各专门家倒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唯有超出这些分别,而当他是一个囫囵整个问题,从历史的转变而测其前途才可以”⑩。因此,梁漱溟强调,“问题的解决都落到社会自身”(11),“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12)。正是这种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问题意识,使得梁漱溟的思考与实践在沿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向前行进的同时,又与现代中国社会学的诸多脉络与面向关联起来,相互映照,交相攻错,形成了或明或暗的对话。纵观梁漱溟一生的著述,同时代社会学人的作品往往是其援引或参照的重要资源(13)。梁漱溟的治学特点是“以我为主”,自成一体的。(14)就此而言,他对同时代社会学人的重视,无疑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外。而另一方面,在现代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重要领域和重要议题上,都可以看到梁漱溟的影子,即便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倒影。(15)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始终是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同路人”。

   下文就分别以陶孟和、杨开道、潘光旦与费孝通四位社会学家为例,讨论梁漱溟与他们之间的遇合与异同。之所以选择此四人,是因为他们在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但又都是相当关键的角色。陶孟和一手推动了现代中国的社会调查运动,是中国社会学传统的早期奠基者。费孝通则以其95岁的高龄和跨越两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成为公认的集大成者,在某种程度上亦扮演了一个“总汇”的角色。有“总汇”,自然也有“别出”,费孝通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两位老师杨开道与潘光旦即是两位“别出”者。无论是杨开道所代表的燕大清河试验的乡建脉络,还是潘光旦所代表的儒家社会理论的脉络,在当下都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解和重视。同时,这四位学者又都曾经与梁漱溟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有过微妙的遇合。陶孟和曾是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的同事;费孝通一生志在书写“乡村”与“民族”两篇文章,他早年在第一篇“文章”上与梁漱溟多有交集(16),晚年更是与梁彼此互相敬重(17);杨开道与梁漱溟在乡村问题上多有切磋,且曾多次前往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研究院讲学;潘光旦与梁漱溟在20世纪40年代同为民盟的早期领袖,两人虽然来往不多,但后者却一直将潘光旦引为学问上的同道,尤其是在梁漱溟人生中的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出版之际,他所念念不忘的就是潘光旦的名字。

   梁漱溟曾自述其一生的努力主要聚焦于“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此牵彼引”“相资为用”的根本问题。(18)一方面,“认识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是他毕生求解的时代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并基于这一理解来安顿“人心与人生”,则贯穿于其探索的始终。(19)其关于“中国问题”的努力,主要体现于乡村建设与民主建国的一系列著述与实践,而关于“人生问题”的努力,则体现于东西文化论述以及晚年《人心与人生》之撰述。因此,下文的讨论也主要围绕这两个面向展开。其中,对陶孟和与杨开道的讨论主要侧重于“中国问题”,而对潘光旦和费孝通的讨论则侧重于“人生问题”。(20)

  

   “中国问题”

   (一)梁漱溟与陶孟和

   1917年,25岁的梁漱溟以高中学历执教北京大学,陶孟和正是他在哲学系的同事。当时,陶孟和从英国留学归来已有三年,正亟亟于将社会学和社会调查引入大学课堂。1922年,他们曾一起参与胡适领衔的“好人政治”宣言,但是,两人很快分道扬镳。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先在广东办学,后将兴趣逐渐转到乡村复兴问题,1931年在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自此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实践。陶孟和则于梁漱溟离开北大的五年之后,辞去北大教职专任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后又主持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近二十年,成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先驱者和领导者。

   1918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自沉积水潭,成一时之公共事件,陶孟和亦撰文予以讨论,认为如果“从个人的立足点来看,自杀纯然是个人的行为,不能下伦理的判断”(21)。陶孟和更关心的是“从社会方面来看”自杀,即关心自杀的社会原因与社会影响。在他看来,梁济的自杀并不能产生他所期待的社会影响——“唤起国民的爱国心”,因而是无谓的。梁漱溟在回应中对此表示异议。他从父亲的为人与性格谈起,指出父亲虽然学问不大,但却是一个赤诚之人,他的死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他对人生与时代的思考,因而是有伦理意义的。梁漱溟强调,陶孟和的评论恰恰消解掉对他父亲自杀行为的伦理判断,这是他不能接受的。(22)对这一事件的讨论,其实隐约地体现了陶孟和与梁漱溟的分歧:作为社会学家,陶孟和更关心作为“社会问题”的自杀,而并没有看到自杀作为伦理问题或人生问题的意义所在。或者换句话说,陶孟和并不认为人生问题属于社会学的范畴。

   但是,即便在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用梁漱溟的话来说)上,两人也存在着根本的张力与分歧。当梁漱溟在乡间探索“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23)的民族复兴之路时,陶孟和则在城市主持大规模的工厂调查,将目光投向城市工人阶级,视劳工问题为中国的“生死问题”。(24)而在梁漱溟所构想的以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来拯救中国危机的总体思路中,工人阶级显然不占据一个重要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的乡村取径与陶孟和的城市取径,形成了回应中国问题的两种路向。

   进而言之,这两条路向的根本分歧在于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资本化程度的判断不同。梁漱溟之所以将知识分子与内地农民相结合的乡村建设运动视为民族救亡的根本出路,一个最主要的理据就在于他并不认为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已经彻底资本化:“幸好几十年来虽受西洋文明的影响,引起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化,但到底还是皮毛,没有达到骨子里边。只是沿江沿海变了些,而内地乡村则未大变动;观念习俗变而经济事实则未十分变。社会破坏崩溃确甚严重,而新路子到底没走上去。苦就苦在这里,好也好在这里。”(25)他指出,帝国主义压迫的一个悖论后果在于,虽然使中国的手工业和农业相继被破坏,却也反而“使中国免于资本主义化”:“国际竞争借着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工商业时兴起,同时亦就阻止了中国之资本主义化,好像给中国农业作掩护的样子。”(26)在他看来,中国并没有彻底走上工业资本之路,“才留给我们今天讲乡村建设的机会”(27)。

   与梁漱溟相比,陶孟和看到的则是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的工业化与资本化的现实及趋势。在其代表作《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之中,陶孟和以北京的工人家庭为例,揭示了资本化与金融化如何侵蚀工人生活,导致传统的大家庭制度的式微以及工人生存状态的原子化趋势(28),因此,在陶孟和这里,梁漱溟试图重建伦理本位的礼俗社会的理想自然就失去了现实基础。

   陶孟和与梁漱溟,看起来一个趋新,一个守旧。梁漱溟曾自承在北大讲东方哲学时,面对陶孟和等一班提倡新思潮的《新青年》同仁,给他“无形中有很大压力”(29)。但是,就内在精神而言,梁漱溟实际上要更加激进。陶孟和的社会学事业之所以以劳工问题为核心,实际上受到西方近代工业化以来的平等政治的影响,走的是一条为民主政治培养现代公民的道路。这也是当时主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际上走的是另一条更加激进的道路。沟口雄三曾敏锐地指出,梁漱溟在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两条线索之间,实际上更认同后者,而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则构成了与中共的农村革命并行的另外一条脉络,两者都“把农村的变革当作了中国革命的主线”(30)。就此而言,梁漱溟试图造就的新礼俗,恰恰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单一框架,而更加具体和切实地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脉络之中。

   (二)梁漱溟与杨开道

如果说陶孟和对城市劳工阶级的关注只是与梁漱溟的乡村改造努力形成了外在的对张的话,那么,杨开道的乡村社会学研究则与梁漱溟构成了内部的对话。早在梁漱溟投身乡建运动之初,杨开道就曾撰文与他商榷乡村自治的问题。(31)几乎与梁漱溟在山东主持乡建工作同时,杨开道所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也于1930年起在北京郊外的清河进行乡村建设的试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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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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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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