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绍斌:法则与自由:康德定言命令公式的规范性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 次 更新时间:2019-05-27 23: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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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绍斌  

   内容提要:康德实践哲学语境中的定言命令有多重表现形式,均是从不同维度表征人自身即是目的这一思想旨趣,而自由则是确证人性目的论的根本价值前提,也是证成定言命令的规范性基础。为保障和提升此价值取向,需要经由纯粹实践理性能力确立普遍性法则,具体表现在作为内在限制的德性义务和外在强制的法权义务,由此防止自由的滥用并毁灭自身,也让我们免受自身和他人感性偏好的制约。确立基本自由理念,培育和修习道德禀赋,提升道德人格理想,是实践并完成定言命令的重要途径。基于规范性视角,不仅可以对康德不同时期实践哲学文本作融贯一致的理解,祛除单纯形而上学证成路径的缺失,而且能够有效应对关于康德伦理学的误读和批评。

   关 键 词:康德  自由  义务  理性人格  Kant  freedom  duty  reason  personality

  

   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奠基》)中,康德的中心任务是确立清除一切经验性要素的最高道德法则。一方面,他明确主张道德法则的表现形式乃是定言命令,而唯一存在的定言命令是:“只按照你同时意愿它成为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行动”①;另一方面,他又分别对定言命令作了更多元的呈现,并指出,“意志自律乃是道德的最高原则”②。这就导致诸多理论难点:一是如何理解康德所确立的最高道德法则或定言命令的普遍性和形式性特质?二是如何把握定言命令不同表现形式之间的关联?

   与上述难题相关,学界长期以来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一个重要理由便是其中缺乏充足的人格内涵,认为康德关于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和形式化表述难以得到合理辩护。比如,在舍勒看来,康德“将人格置于一个非人格的法规的统治之下,唯有顺从这个法规,它们的人格生成才得以进行”③。这也是之前胡塞尔持有的主张,认为康德伦理学有着“极端的理知主义”和“难以捉摸的形式主义”特征。④言下之意,康德所呈现的道德人格仅仅具有理智和逻辑主体意蕴,并且完全被普遍性法则所支配,而缺乏胡塞尔和舍勒所意指的具有丰富意向体验和生命活动的“质料”内涵。这一批判路线后来被许多学者所承接,比如威廉姆斯认为,康德伦理学未能充分关注人格概念所蕴含的伦理经验,这种消解行动者特定环境和品格特征的康德式道德思想路径,“并非是处理相关思想问题的正当方案”⑤。因此,康德学派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任务,便是深入阐发康德定言命令的人格内涵并捍卫其根本价值旨趣,以此回应抽象化、形式化的诘难。⑥

   不过,即使在康德学派内部,如何回应上述批评并准确阐释康德实践哲学意旨的论争始终没有停歇过,至今依然难以达成完满的解决方案。一些学者(比如盖耶尔与伍德)认为,康德在《奠基》第三部分所持有的形而上学证成路径存在重大缺憾,“定言命令何以可能”这一难题唯有在后来“去先验性”的道德哲学著作中才得到更好的解决⑦;有些学者(比如埃利森和阿默里克斯)虽然基于先验观念论和“相互性”论题为康德的《奠基》以及后来的道德哲学著作的连贯性进行辩护,不过还是认为康德后来的著作在思想方法上存在重大“反转”⑧;还有一些学者则干脆断言,康德的《奠基》中的形而上学推证乃是建立在错误的实践认识论前提之上,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放弃了这一思想路径,认为相关推证并无必要⑨;而柏亚苏等人则依然坚持以形而上学视角来透视康德实践哲学,在他们看来,“正如先验哲学考察的是纯粹思维或关于认识对象的先天思想法则一样,道德形而上学乃是检验先天的、非经验性原则规定的意志法则”⑩;国内学者叶秀山先生则更为看重康德《判断力批判》中自然与自由融合的观点,认为此观点影响了后来比如胡塞尔等欧陆哲学家所主张的“生活世界”思想路向,由此能够很好地消融康德实践哲学的形式性和强制性特征(11)。

   在充分考察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基于统一性观念理解康德不同时期关于这一难题的解决方案。基于规范论而非形而上学视角,我们对《奠基》以及相关的康德实践哲学著作进行连续性解读,呈现其中蕴含的融贯一致的基本价值理念。(12)在我们看来,康德对“道德法则(定言命令)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解决,以及对定言命令不同公式之间关系的阐明,其基本理路是诉诸自由这一根本价值以及由此表征的“人是目的”思想旨趣。这一规范性价值向度不仅是理解康德定言命令及其不同表现形式相互关联的核心理念,也是沟通和包容康德不同时期文本所采用的证成方式的基础性观念。(13)

  

   一、自由、义务与定言命令的普遍必然性

  

   康德在《奠基》中表明,对于人这一并不具有完全善良意志的理性存在者而言,免不了受到主观上偶然偏好和意欲的左右,“如果意志并不自在地完全合乎理性(这就像在人身上实际发生的那样);那么被认为客观上必然的行动就是主观偶然的了,而基于客观法则对这样一个意志的规定就是强制”(14),从而对于人这一理性与感性共生的存在者而言,道德法则能表现为定言命令。

   因此,这一看似抽象的绝对命令也就具有了切合人性(既有感性偏好也有理智能力)的特质,康德用“出于义务”表明主观意愿与客观法则相契合的根本意愿。如果说关于定言命令的阐释侧重于表明客观法则的威严,那么出于义务则强调行为的动机要素。也正是在对义务概念的阐释中,康德把人所面对道德法则的困境和力量同时展现了出来,“一个出于义务的行动,应该完全摆脱偏好的影响,并连同偏好一起完全摆脱意愿的一切对象,从而对意志来说剩下来能够规定它的,客观上只有法则,主观上只有对这种实践法则的纯然敬重,即使损害我的全部爱好,我们的行动准则也要遵守这样一条法则”(15)。问题的关键在于,出于义务、摆脱主观偏好的满足而行动究竟表达的是何种道德价值取向。

   通过仔细阅读康德不同时期的文本,我们认为,遵从定言命令并履行道德义务,其根本意旨在于确证自由这一根本价值。在与《奠基》的写作差不多同时期开设的道德哲学课程中,康德反复强调自由的核心价值地位。在他看来,自由乃是“生命的最高层级”,“是这个世界的内在价值”。(16)在这一时期开设的自然法课程中,康德同样声明,其他自然界生物尽管可能具有本能或意愿,但是大多是服从自然的意志或规律,因而无法具有自在价值,而唯有人具有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自在价值,根本原因在于人具有自由,“自由而且唯有自由才使得我们成为自在目的。在此意义上我们有能力按照我们自身的意志行动”(17)。正是因为自由这一意志属性,人才能超越自身的动物性存在方式,亦即不屈从于自身的自然偏好,进而表征其具有的自主性存在价值。(18)

   但是自由作为一种可欲的根本价值,在人的现实行动中(康德称之为任性的自由)依然需要道德法则的限制,否则将会导致彼此对抗进而消解自由。这是康德之所以强调绝对命令的普遍性和自然性特征的缘由所在,也是其早就洞察道德的一个思想出发点。在大约写于1773-1775年左右的笔记中,康德指出,“如若缺乏根本的法则,自由将会是一个危险的怪兽;也就是说,必须不能如此运用自由而反对(1)自身的人性,(2)他人的自由。因而存在着人性的权利和人的权利:基于自身人格的人性的权利以及关乎他人的同样重要的权利”(19)。康德的意图很明确,我们不能以无法则的状态亦即满足偏好来驱动人性并采取行动,以此把某种非自然的偏好强加于自身和他人,那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带来对自身和他人的专制与奴役,唯有法则才能保障自由地追寻合理的好生活和满足,我们人格中人性的根本特质乃是有能力基于法则去自由寻求并确立目的性价值,而不被自身的贪念或他人的偏好所左右。这也是康德在更早期(1764-1765年)笔记中所强调的思想要点,在其中,康德一方面表明对个体屈从于非自然性感官欲求和他人偏好的憎恶,另一方面也强调经由任性自由确立与普遍意志相契合的个体意志和道德人格力量。(20)

   康德同时强调,对自由的限制既不能经由自然律也不能基于经验性法则,因为如此的限制将会导致自由的丧失,所以理性行动者必须依据自我限制(自我立法)才能彰显自身的独立自主而又免除感官偏好的左右。(21)由此,具有强制性特质的道德义务(命令)乃是自由的明证,可以展现人们独立于动物性的人性,康德称之为自我强制或内在强制。(22)而他人也有权利基于义务法则强制一个人,其根本理由在于,“唯有基于我的自由与普遍自由的契合一致,抵制他人的自由或强制才是正当权利”(23)。也就是说,基于法权的外在强制的根本理由在于每个人都应享有的普遍自由价值,每个人也都有责任或义务来保障和提升该价值,以此防止他人滥用权力妨碍个人自由。不基于普遍法权原则的强制是不正当的,这看似是一个分析命题,实际上包含着确立根本法权原则的价值基础,亦即每个人都基于平等的普遍交互性的自由而共存。(24)正如康德谈到对不法行为的惩罚时指出,“我把他人置于他并不愿意的境况中,理由在于抵制与普遍自由相矛盾的行动也即是提升普遍自由”(25),这是人们承担强制性义务所获得的最为珍贵的超乎一切价格的价值。

   康德对自由的根本价值地位的确证以及对自由任性的限制,与黑格尔的相关观念存在诸多契合点。黑格尔一方面肯定自由乃是主体所能把握的最高内容,是“心灵的最高的定性”(26);另一方面也强调唯有通过理性的意志确立法律,道德和真理等才能真正实现根本自由价值,“人们往往把任性也叫做自由,但是任性只是非理性的自由,任性的选择和自决都不是出于意志的理性,而是出于偶然的动机以及这种动机对感性外在世界的依赖”(27)。尽管黑格尔的思想方法与康德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价值诉求依然具有明显的共通性,亦即经由法则保障自由的实现。

   与黑格尔相近,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所具有的普遍性特质蕴含双重价值指向:一是消极意义,每个人均不应受制于自身或他人的偏好的主导,亦不能以自由之名侵害他人的权利,这是保障自由价值实现的基本条件,也是承担道德义务的基本价值诉求;二是积极意义,每个人应该基于普遍法则尽其所能为所有人的自由价值的保障和实现作出贡献,在此基础上共同寻求根本善以及其他目的。盖耶尔认为,前者(消极层面的自律)是康德与之前比如斯多各学派等共享的思想路径,后者(积极层面的自律)乃是康德做出的重大理论创造,其中蕴含着基于平等自由价值寻求相互持存的目的性取向。(28)这也为扩展康德伦理学的对话维度提供了可能,正如韦尔默所言,“绝对命令就其本意而言要求向真实的对话的过渡”(29)。不过需要澄清的是,彰显定言命令的对话维度并非仅仅为了达成合理有效的共识,而是基于保障并提升每个人都具有的平等自由这一规范性价值。

一些学者主张基于一种程序主义的检验标准来理解康德式道德法则具有的普遍性和形式性特征。比如罗尔斯认为,康德式的道德建构主义通过绝对命令程序来展现具有立法理性(理性的建构者)的行动者的特质。(30)定言命令作为一种“检验程序”,表达了合理性的要求,亦即对每个人的行动都构成了约束,而假言命令则是参照他们各自的特定目的而得到证明。(31)同时,该程序表征的是平等自由的道德人观念,以及纯然实践理性对于经验实践理性的优先性等价值取向。(32)与此相关,奥妮尔也主张,“绝对命令首先是为义务准则提供一种决策程序”(33),以此采取有道德价值的行动。瑞思则通过呈现道德法则所具有的政治立法意向,亦即通过法则规定一种宪政安排和程序来确证其正当性。(34)我们一方面肯定此解读进路在呈现康德根本价值诉求上的重大理论贡献,有力揭示了康德思想中蕴含的“公共性”思想维度,但不可否认的是,程序性阐释方式依然存在一些盲区,并不是理解康德定言命令的恰当方式。准确来说,康德的定言命令公式及其展现的不同形式并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检验程序”或“限制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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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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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学术月刊》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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