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哲学前沿:多元立场、公民身份与全球视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8 次 更新时间:2013-06-12 10: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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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里卡   卞绍斌  

  

  摘要:2012年6月中旬,受加拿大研究专项奖资助,卞绍斌博士在访问加拿大皇后大学哲学系期间,围绕当代政治哲学诸多前沿问题,与加拿大著名学者金里卡先生进行了深入对话交流,本文即为对话实录。两位学者认为,在当代政治哲学思潮不断呈现多元立场和多样形态之际,开展沟通理解乃是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路径。同时,应该运用更为丰富的概念、更为开阔的视野探寻文化公民身份问题,进而才能恰当应对少数群体与动物权利诉求。在充分阐释自由主义核心原则立场的基础上,应坚持一种道德意义上的世界主义,不认同以消解民族国家的自治权为代价寻求全球正义,也不寻求以经济效用作为世界主义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政治哲学 自由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 公民身份 世界主义

  

  一、当代政治哲学的多样性

  

  卞绍斌:金里卡先生,很高兴再次见到您,非常感谢您在学术休假期间接受我的访谈。我发现您在大学期间最初的专业并不是哲学,那么,您后来是如何对哲学产生兴趣的?

  金里卡:欢迎你再次访问加拿大,我也很高兴与来自中国的学者进行交流。在学生阶段,我原先的专业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但是教这些学科的大多数老师仅仅致力于阐释政策或经济的结构,并不去评估该结构是否正义。我却一直想弄明白正义的内涵,以及它对我们到底有什么要求,这是我学习的源动力,而只有在哲学系我才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于是,我很快就转到哲学系继续我的学业。

  卞绍斌:但我感觉您原先的学习背景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金里卡: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我现在依然和许多政治学系的同行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并且和不同国家的政府人员讨论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并给出我的建议。我也不满足于以传统哲学的方式来抽象地分析问题,而是注重立足政治哲学的视角,以规范性和经验性相互结合的方式考察现实问题。

  卞绍斌: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您师从著名哲学家G.A.柯亨先生,能谈谈他对您的影响吗?

  金里卡:无论是在哲学方法上还是具体观点上,柯亨(我们称呼他“杰瑞”)对我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方法上,杰瑞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智识上的诚实和正直。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这也是他唯一的学术旨趣。他从不隐藏自己论证的弱点,也从不用夸大其辞的方式来攻击他人观点来显示自己高明。在他看来,这种所谓的高明在智识上却是低劣的。在这方面,我一直遵循他的教导并以他为典范:真诚地承认自己观点的限度和不足,进而尽力去发现他人观点中有价值之处,而不是消解或嘲弄他人的观点。在具体观点上,杰瑞和我都在寻求相似的目标,那就是找寻一种平等主义的理念,这种平等主义同时能为倡导个人自由和个体责任的自由主义价值保留空间。因而我们也都试图开展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思想传统的对话、融通,尽管在路径上会有一些不同。

  卞绍斌:我感觉柯亨是在几个不同场域中进行学术论争,他既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不同,试图通过吸收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但是也对罗尔斯和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观点持有非常激烈的批判态度。

  金里卡:你说得有道理。我认为柯亨对诺齐克的批判完全是毁灭性的,他彻底拆解了诺齐克的论证。如果读过杰瑞对诺齐克的批判之后,还有人支持后者的话,我认为是不可理解的。而杰瑞对罗尔斯的批判则比较复杂。如果你读过罗尔斯的著作,你会知道罗尔斯的理论依赖一个前提预设,那就是“道德分工”(Moral Division of Labour)。在罗尔斯看来,个体在私人经济行为中应该自由追寻他们的自我利益,而公共体制(罗尔斯所言的“社会基本结构”)的任务则是分配资源进而趋向较大程度的平等。杰瑞反对这种“道德分工”论。他认为,如果你真正相信平等原则,那么就应该尽力把这些原则运用到个体行为中,而不仅仅依赖公共体制来寻求平等。我想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论题。为什么在私人领域的抉择中我们不应该是一名平等主义者,罗尔斯自己并没有给出一个比较好的说明,但是随后的许多学者对“道德分工”的合理性给出了更为有力的论证。

  卞绍斌:听说德沃金和拉兹是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他们在扩展和深化罗尔斯的相关论题方面都做出了诸多贡献。在您的相关著作中,也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的观点对您的影响。

  金里卡:当然。德沃金的观点对我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正义观念的理解方面,特别是他在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中对个体责任的强调。很明显,我的大多数论著都是在“资源平等”(Equality of Resources)的德沃金式阐释框架中进行思考的。拉兹对我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对个体自主性(Individual Autonomy)的阐释。许多人批判自由主义,认为其对自主性的关注是“原子式的”(Atomistic)、“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ic),我从来不认为这是有说服力的批判。但是拉兹认为,自由主义的自主性完全敏感于文化和社群。对自主性价值的这种理解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清晰的范例。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我对文化和社群在维护个体自主性方面所起作用的阐释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拉兹。

  卞绍斌:在你的《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和《当代政治哲学》中,您都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一种自由主义的阐释,这与社群主义的解释路径非常不同。[1]好像在您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观念更接近当代的自由主义。

  金里卡:我想,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对立于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的或保守的社群主义观点,即,认为个体应该被社会同化进而遵从植根于传统和实践的社群。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这些传统大多会遏制个体自由及其创造性。在此意义上,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疑都是现代性的理论,都致力于把个体性从传统的重负下解放出来。但与自由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似乎认为在未来的正义社会里,个人的解放将导向一个和谐的社会,其中人们的目标和追寻在本质上是契合的。相反,自由主义者却认为,即使在一个正义的社会场景下,个人也将会认可不同的甚至根本上冲突的好生活观念。比如,即使在生活机会(Life-Chances)没有明显不公的理想化的正义社会里,我们依然可能发现无神论者和宗教信徒的存在,并且他们对于比如儿童的教育或基因增强(Genetic Enhancement)问题都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像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都坚持一种他称之为的现代社会的“多元论事实”(Fact of Pluralism):任何尊重个体自由的社会都将不可避免地包容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善观念,在生活方式问题上我们无法期望共识与一致。尽管马克思可能并不拒绝这种多元论的事实,但是他却没有提供太多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指引。

  卞绍斌:一般认为,左翼人士更加关注社会不平等,而像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则主要致力于解决权利、财富和机会在个体间的分配问题。在《左翼自由主义再考察》一文中,您认为左翼人士也需要一种新的正义理论,同时你又试图在自由主义和左翼之间搭建对话的桥梁。[2]我认为,这种简单划分阵营的方法并不明智,自由主义和左翼都能从对方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进而互通有无,共同去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金里卡:我在那篇文章里正是在找寻它们之间互补的要素。在我看来,无论是社会主义左翼还是自由主义左翼都面临着同样的任务,那就是如何协调消除不平等与尊重个体选择和责任这两种诉求。在这方面,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传统给出了不同的回应:社会主义左翼一直在强调我们需要减少社会不平等,却没有太多涉及个体责任的作用;自由主义传统则一直强调个体责任的重要性,却对于如何消除“非自愿的不平等”语焉不详。显然,在发展一种更完善的正义理论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从这两种传统中同时汲取思想资源。

  卞绍斌:一些学者认为,沟通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可能会模糊两者的界限和彼此不同的社会目标,进而消弱两者各自具有的社会变革力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是寄希望于对社会进行彻底的革命或者激进的改革。一旦自由主义原则参与进来,社会变革问题将会异常复杂,变革的速度也势必变得非常缓慢。

  金里卡:在追寻平等的思想进程中融进自由主义原则,将祛除一种社会变革策略,那就是:仅仅通过一个政党以非民主的方式掌控权力来追寻平等,其主要表现为激进的革命或变革。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任何尊重自由主义原则的平等观念都必须经由自由和开放的论辩,也需要通过时常是缓慢的过程来建立关于正义问题的共识。这一过程当然会减缓社会变革的速度,但是在我看来,这却是进行社会变革的最有效路径。实际上,我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寄希望于先锋队政党进行激进变革的诉求是其遭遇历史性失误的首要根源。摧枯拉朽式的革命带来的新隐患要比其解决的问题更多。

  卞绍斌: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关于好生活的理想性指引。可是你对马克思的自由主义阐释却认为,对资源的平等分配只是确保剥削关系不会产生,却并不意味着鼓励或强加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活模式于个体。所以你认为我们应该返回马克思主义的“康德式理路”,在实现资源份额公平平等的前提下,让个体拥有私有财产权并自由确定何种生活值得过。而我觉得,马克思关注的首要问题乃是消除私有财产而不是公平分配财富,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无论在路径选择上还是目标定位上,这似乎都与自由主义不同。

  金里卡:这样讨论“私有财产权”太模糊。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确认,到底对何种财产拥有何种被承认的权利。在我看来,自由平等主义的正义观主张国家在调节我们创造的公共益品(Public Goods)中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诸如如何运行劳动力市场,如何配置和生产自然资源,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对人们如何运用“私有财产”进行限制。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如果个体不能决定处置不同益品,就无法实现真正的自主。正是通过对于食物和衣服、房子和家具、书籍和音乐,以及劳动产品等等拥有决定权,我们才能表达并获得我们的身份与目标。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拥有“私有财产权”。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支持私有财产,而在于我们如何采用一种在平等主义政策允许的同时亦能增进个体自主性的方式来界定私有财产。

  卞绍斌:在早期论著中,您针对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作出了自己的辩护。我认为这种辩护乃是建立在您不断巩固的、也是独特的自由主义信念上。比如“理性的可修正性”(Rational Revisability)和“矫正道德上任意的不平等”(Rectifying Morally Arbitrary Inequalities)。这似乎与我们通常对自由主义的看法不同。一般认为,自由主义更加关注个体选择自由。

  金里卡:我认为自由主义的形态是多元的,其内涵也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大体上来说,我为之捍卫的乃是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或曰“左翼自由主义”)。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有两点:一是个体自主性。这就是你所指的“理性的可修正性”,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由也有能力去批判、反思他们当下坚持的道德观、宗教观和生活目的,等等。每个人都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善观念,国家的作用在于为发展个体的批判反思能力提供可能性,比如通过义务教育和平等分配资源,而不是确立单一的善观念和完美的生活模式。二是个体的责任。不仅包含个体对其选择承担责任(比如在工作和休闲、储蓄还是消费之间进行抉择),而且包括对由于自然禀赋和社会境况造成的不平等有着清晰的自我反思意识和责任意识,这也与提升良善的公民身份密切相关。

  卞绍斌:这的确让人耳目一新。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您捍卫并发展了源于罗尔斯和德沃金的自由平等主义思想。同时,你也曾说过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这是否意味着社群主义也能够为自由主义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而那种把两种思潮简单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是不合时宜的。

  金里卡:确实如此。社群主义者一直坚持认为个体的福祉依赖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境遇的性质。在我看来,社群主义的这一核心诉求显然是对的,对自由主义观念的辩护也必须认真考虑社会关系和文化境遇。我曾试图表明,罗尔斯和德沃金实际上都曾认真对待这些问题,他们的许多文本也证明他们对此论题的关注。所以,那种认为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无视这些重要事实的社群主义观点,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指认。然而,我依然要指出,自由主义需要对此事实给出更为清晰和完整的阐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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